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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三章

  一、叩問大同

  火車在張家口外的叢山峻嶺中向西南飛馳。濃濃的夜色掩去了窗外呼嘯而過的一切,使陌生的行程變得更加陌生。車輪有節奏轟隆轟隆地響著,撞擊著夜幕和我的心房。穿行在橋隧和溝壑之間夜班列車,載著我們一行三人奔向遠方。

  是年六月,我陪兩個朋友從北京出發,去大同、內蒙一游。游歷世間,陌生的事物往往極易使人新奇和興奮。遠方的大同,毫無疑問,有讓我為之激動的“大不同”。

  首先,它不同于生我養我的巴蜀和瀟湘。蜀地江南的竹林小橋、青堂瓦舍、落日歸帆、夜雨蛙鳴,伴我渡過了長長的歲月,柒出來一身女兒般的惆悵。對我來說,前行的陌生才是一種男兒的大氣,還有一種遼闊,一種向往,一種掙脫牽扯的解放。我從未踏上過塞外的土地,那種陌生,是從自然地理到歷史文化,一個模糊得似是而非的印象。我就是奔陌生而去的。

  大同位于晉北邊緣,東銜燕山山脈,西接蒙古高原,城西是著名的云崗石窟,南部的渾源盆地則是北岳恒山的門戶。古城座落在所謂“口外”塞上風沙彌淡的黃土地上。從教科書上學知,達片土地下理藏有厚厚的煤層。新建的大秦鐵路,源源不斷地把晶亮的優質煤塊運到渤海邊的秦皇島,再轉船遠運到江南或海外。

  大同的歷史,則恰恰切中了我記憶中的空白之處。與中原的歷史名城比較,教科書里提及大同很少。那里的歷史一如煤層那樣,埋入地下茫茫不見。“想當然”中,地處北地邊城,當是昔日旌旗獵獵的征戰之地。在“胡人”與匈奴的南侵途中,依稀可聞《木蘭詞》里的“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對于所學歷史,極度的無知和貧乏,在中年以后才有感覺。某年某月,我終于懂得了歷史乃是社會及文化的基石。然而此時僅去“讀萬卷書”,不去“行萬里路”,那書山上一切風景,都是蒼白和空洞的。

  更何況中華民族歷來都有一個崇尚“大一統”的傳承。編起正史來,除一統天下前的春秋戰國外,接下來的秦漢、唐宋、元明清都是一脈相承地清晰可尋,成為傳道解惑的重點。但是,歷史的完整并不僅僅是國家統一的過程和階段。它還應包容著百年甚至更長時間群雄紛爭的戰亂時期。在這樣一些年代里,即三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歷史時期內,社會往往還呈現出更加撲朔迷離的多樣性,文化在變異地發展著,同樣迸發著歷史哲理和民族智慧的光輝,同樣展現著獨特無二的社會生活。特定環境中的人民,他們的生活,或許還有更多更生動鮮活的傳奇與故事,重重疊疊她畫進歷史長卷中,切不下也抹不去。所謂“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相對于“太平盛世”,苦難的歷史頁面,或許還能告訴我們更多的東西。但是,當登上西去的列車后,面對大同,讀過的那些書,并沒有打消茫然和困惑。我不知道的是,大同,究競還有何“大不同”呢?

  公元183午,在中國中原腹地,爆發了一場戰史上的著名大戰——淝水之戰。這場戰爭,是距一百七十四午前赤壁大戰后,又一次沿河對峙的大規模南北戰爭。歷史在此時又一次表現出“驚人的相似”。六十多萬前秦強軍被八萬東晉弱旅擊敗。前秦統帥符堅先是“草木皆兵”,后又“風聲鶴唳”。但敗將潰逃的煙塵,卻絲毫未給南方的勝利者壯一壯進軍北方的行色。戰爭的結局除供戰史專家研究外,并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因為東晉本來就是一個偏安一隅,茍延殘喘的王朝。僅僅二十二午過后,東晉就滅亡了。中國南北分治,依舊延續著從東漢末年以來兩百多年戰亂不已,民不聊生的歲月。

  就在這樣一段灰暗的日子里,大同,即彼時的平城,作為北朝五胡十六國中強盛的北魏都城,卻閃亮的出現在中國版圖之上。

  公元398年,鮮卑族拓跋硅改平城為代都,在北方這片默默無聞的土地上修建官宅、宗廟,由王稱帝。直到公元494年魏文成帝遷都洛陽,近一百年間,大同作為西起祁連,東至遼水,南臨江淮,北含蒙古的一個泱泱北方大國的首都,“大不同”地露出了崢嶸。飛檐斗拱、琉璃金闕表現它的尊貴。八方進貢、四海來朝顯示出它的威嚴。寶馬雕鞍看亂花飛絮,月下羌笛聽新賦踏歌。“好時代,朝野多歡,遍九陌,太平蕭鼓”。這簡直是日后盛唐長安的一幕幕,提前在這里彩排預演。高髻佩環、寬袍流蘇,各色人流涌向平城。

  此前的華夏北地,是眾多少數民族生息繁衍的聚居地。世居蒙古的匈奴族,已在東漢未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西遷,南匈奴南移晉北一帶。高鼻深目多須的羯族,則散布在太行山西側的晉中并州諸郡。古老的羌族亦移向中原。曾為胡人(東胡)一支的鮮卑族,則分裂成多個部落沿黃河和燕山一帶游牧。

  從漢末到東晉,中原北方是一個群雄并起,連年征戰的政治大分裂,經濟上大破壞的時期。其主要特征是軍事統治,胡漢分治和經濟掠奪。強悍的游牧民旅往往隨武力所至,造成政權頻繁更迭,統治中心不斷轉移,強遷人口,流動頻雜。不少民族已化整為零,失去了固定的地域性。反過來又給歷史了一個艱雄而緩慢地推進統一的時期。

  鮮卑族拓跋硅部是族中比較落后的一支,他們的顯著特征是索發,頗似后朝滿清的辮子。看來,歷代的“辯子軍”,從來沒少給漢族的統治者找麻煩。當時,拓跋部的社會結構,尚處于“畜牧遷徒,射獵為生,淳樸為俗,簡易為化”的原始公社階段,而歷史卻往往就選擇了這樣的弱者。景元二年,即公元26l午,曹魏曾從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出發與其通好。拓跋部派族長之子入朝。從此,“聘向交市,往來不絕”。漢民族是一個有強大親和力和同化力的優秀教師,他們在教化著“一匹來自北方的狼”。漢文化滲透了鮮卑人。拓跋部開始聚居于平城、盛樂(內蒙東部)一帶,建立起政治中心,開始了半定居生活,社會性質逐漸轉變。官吏、法律出現了,屯田農耕開始了,硅奉行禮賢下士,依靠漢族士大夫建立封建制度,尊儒崇法的政策。并平息內亂以鞏固政權。淝水之戰后,拓跋硅乘機從前泰滅國的陰影中再次崛起。先在平城稱王,后定都平城稱帝。先后征服了匈奴,滅西秦、北燕、夏和北涼,于公元439午,即平城定都約四十年后,完全統一了北方,與南朝的劉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開始了新一輪一統天下的南北戰爭。

  到了這個時候,大同——平城已完全成為一個多民族聚居的輝煌之都。但是,它的輝煌完全不同于南朝的都城南京。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無教的南北戰爭往往是圍繞國家統一而進行的戰爭。它的表象是政治的,但實質卻是經濟的。我在不止一次地游歷過所謂“六朝金粉之地”的故都南京后,深感秦淮風月里(彼時南朝的宋、齊、梁、陳四朝當“六”中有“四”),面對經濟相對落后,文化極不成熟的北方,經濟發達,文化淵遠流長的南方,卻像一只熟得過分的桃子。還未等人們來摘,就透出糜腐之氣。從公元420年至公元569午,四個王朝共歷一百七十余年,均極盡奢侈驕逸,荒淫殘暴之能事,經濟文化的優勢,完全蛻變成腐敗的溫床。以致新綠亂紅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已留不出我撫舊追昔的目光,但卻饒有興趣地去注視一個完全不能與之相提并論的平城,去欣賞和留連那里的胡人、羌人、匈奴人、鮮卑人和漢人們,從一張白紙上共同描寫的文明。去求索那弱者與強者、發達與衰落、淳樸與狡詐、分裂與統一黃塵茫茫的漫漫長路。

  一千五百年過去了,平城——大同,從魏武帝遷都洛陽開始,又一次回歸于漫長的沉寂。在塞外無情的風塵中,歲月的復蓋和剝離,使之敗落蒼老。一個又一個驃悍而有朝氣的民族灰飛煙滅,不知所終。在其后閃爍光芒的都市中,大同顯得那么遙遠、卑下、渺小和貧賤,讓人真正地感到陌生。它的云崗石窟,它的鐘樓城樓,它的善化寺和懸空寺,還有它那所有的胡人胡馬古老的印記,都沒能在今天吸引更多的人流。似在歷史另冊的殘片中,無聲地敘述著。有一些人會記起,它曾是歷代都城中,很少幾個沒有遭遇過城破亡國、烽火蹂躪的故都。這其實就是它真正的“大不同”。它一定留下了比別的故都更多的東西和更深的印記。為什么我不去了解這種陌生,在這片土地上尋一尋、看一看、悟一悟呢?

  一千五百年間,一個多民族融匯而成的中華民族畢竟在進步著。但進步并不意味著可以忘記歷史。尤其不能忘記一個今日已經湮滅消失的少數民族,帶領大漢子民們,在北方一個角落里走過的那一段路。

  大同,我們奔向你來了。

  二、觀佛心語

  當我匆匆趕到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魏,已是第二天上午十時后。在距大同城西十六公里外的武周山北崖前,我竟又一次不知身在何處。東西連綿一公里的洞窟中,大大小小的幾萬尊佛一齊投來或親切,或審視,或調侃,或啟迪的目光,讓前來尋讀的我輩后生們,真正地誠惶誠恐起來。

  北崖,又名云崗堡,高不過數十丈。在北方,原野上常有縱橫幾里或更長的沙巖土坎,像城墻一樣突出地表,被人冠以“XX堡”的地名。眼前這道云崗堡,也是那樣的普通平凡,但有誰能料到,歷史居然將其選擇為圣地,鑿開成百上千座洞窟和五萬多尊佛像,形成一道縱貫古今博大宏偉的佛墻呢?在佛的序列中,有的容貌莊嚴,有的高大宏偉,有的體態安洋,有的沉思默想。他們從北魏及以后的唐、遼、金、明、清的各個朝代陸續來到這里,在一片逐漸沉寂的黃土地上,靜靜地注視著歷史的興衰和人世的變遷,注視著腳下那一代又一代各懷心思匆匆來去的人群,當然也注視著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一行三人,來這里干什么呢?

  此時此刻,我對大同仍是一個陌生的印象。清晨下車后,在火車站附近覓得一家客棧安頓,便匆匆乘汽車前往云崗。印象中,大同似一個相當普通的灰黃色基調的北方小城,風塵中綠色極少。公路上,運煤的重型卡車震耳欲聾地駛過。路的兩旁,低矮的樓房毫無特色。尋不見一絲昔日帝都的影子。只是到達云崗后,才能看到被歲月剝離得極其蒼老的一個古拙的北魏。

  佛教究竟何時傳入中國,最早的西來行腳說法很多,但都無法確切地考證。一般把公元67年發生的事件,作為佛從西來東土的正式起點。漢明帝劉莊夜夢金人,背項有毫光飛行而來,逐問群臣,“明帝聞傅毅言,知西域有佛,遣蔡喑等赴天竺,寫浮屠遺范。”天竺就是印度,“浮屠遺范”就是佛像。于是蔡中郎去了月氏,回程攜了兩位高僧同返洛陽。次年,漢明帝在洛陽建白馬寺,請沙門攝摩騰、竺法蘭二僧講譯《四十二章經》,是為中國佛教傳播的開始。

  學者朱銘的這段文字很有意思,既然傅毅已聞知“西域有佛”,那么佛教傳入中國,理應更早。蔡中郎西行,白馬蹄至何處山門,取回真經,亦不甚清晰。只是那《四十二章經》卻被金庸筆下的韋小寶、毛東珠們知此這般地折騰,卻是對最早西來的佛經老大不敬。

  當然這是題外的笑話。資料記載,在北朝十六國時期,長安已是當時的佛學中心。西域某地的鳩摩羅什(鳩摩智?),在那里已有了不小的名氣。他的一位弟子,即號稱“白腳禪師”的惠始,最早從長安行腳到平城傳教,受到了魏太武帝的禮遇。他帶到北地的并不是其師被金庸妙筆賦予的“火焰刀”,卻是佛學和石窟藝術。

  石窟寺院起源于印度,原是僧徒禮佛的祠堂和僧房。洞窟內開鑿佛龕,并飾以圖案浮雕和壁畫。隨著惠始的腳步,佛教正在步入了中華淵遠流長的丈化厚土,到一個正在統一中國的北方王朝都城——平城扎下根來。

  從這時起,一個留傳千古的輝煌藝術寶庫,竟在中國的少數民族鮮卑族建立的王朝手中誕生了。云崗、龍門、敦煌三大石窟,開始在戰亂時期的北魏,鑄成了中華文化乃全世界文化遺產寶庫中的瑰寶。霸業成就不了的千秋功業,卻在一道平凡無奇的北方斷崖前聳立起來。僅僅是在云崗,從公元460年起,至公元494年約三十年間,就開鑿出洞窟一千余,排列在約一公里的斷崖上。完全靠著極原始的錘擊鐵鑿,構造出風格各異,神態各別,或立或坐,大大小小的造像幾萬余尊!在這里看不到“千佛一面”,各個細部如眉、目、須、髻、耳、手、衣、披、紋、褶、裙、帶、柱、廊、飾、座、靠、頂……,無不古拙而精美。這是何等巨大而艱辛而藝術工程!時至今日,追思幾千年來林林總總的工程造化,我以為這才是真正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以此論之,當毫不過分。

  我們站在第20窟的高達13.46米的“三世佛”前,無語地面對藍天下陽光照耀著的大佛。佛那細長的大眼中,分明是一種穗重安洋的微笑,高高地隱含著威嚴和力量。簡潔的高髻、簡練的高鼻、薄薄的嘴唇上有短短的八宇胡須,飽滿卻棱角分明的臉龐,大耳垂肩,雙手自然垂下交疊于膝上。手勢是所謂“禪定印”,似講至妙諦而會心。脅侍佛僅存東側的一軀,體態更加壯實,手勢為“說法印”,亦似悟道妙演而笑容可掬,同樣威嚴和肅穆。大佛內穿佛祗支,珠紋花邊,外披袈裟,袒右肩,著名的“北魏衣褶”流暢洗練。佛身后是浮雕飾紋,以佛首為中心刻出火焰圈,圈內有小坐佛若干,圈外則是諸法飛天,飛天頭朝中心,敲手合十,飄動的衣飾裙帶。像又一層跳躍的火焰,十分輝煌壯麗。

  我讀史料時已牢牢記下,這第20窟是云崗石窟造像藝術風格的代表之作。它與第16、17、18、19等四窟,并稱為“曇曜五窟”,是云崗開鑿最早也是最宏偉的石窟之一。古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在《中國雕塑史》一書中指出,在北魏石窟開鑿初期,“雖造像之風日盛,然其發展,非盡坦途”。風起于青萍之未,魏太武帝其實就是始作俑者。“帝好老莊,及久諷味。富于春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然未觀經教,未深求緣報之旨。”且又“信嵩山道士冠謙之術,”一日,入寺中,“見沙門飲酒,又見其室藏財物弓矢及富人寄藏物,忿其非法。”于是,在公元446午3月,學了一回秦始皇,“坑沙門,凡有佛像及胡輕米亦盡焚毀。”然而,他想不到的是,佛法就象一粒粒有靈性的種子,一旦播撒在生靈涂炭、民不聊生、烽火連天、戰亂頻繁的黃土地上,就會長成一棵棵菩提大樹,以供人們到樹下去遮擋烈日煙火,霜刀風劍。到了魏文成帝時,或禁、或滅,于佛門已幾個輪回。其時北方初定,文成帝又是一個有雄心大略的“太平天子”,有一名僧沙門曇曜提出建議,在武周山麓刻五尊大佛,代表北魏從拓跋硅即太祖到文成帝的五位皇帝。這當然是投其所好,得到了文成帝的贊許。于是,發囚徒、俘虜和工匠數千人,在曇曜的指揮下,開鑿了這五尊大佛。

  那么,達第20窟是否有魏文成帝的某種藍本呢?我以為是。那短短的八宇須,長到了神圣的“佛面”,而不是凡胎的“僧面”上,我是第一次得見。據說足下嵌上的黑石,都依文成帝的黑痣而設定。那笑意里何嘗沒有勝利者躊躇滿志的喜悅。這種行為,在日后龍門石窟的“賓陽三洞”里還在繼續,甚至還開創了把一位皇太后建進洞窟的先例。此風一開,到了唐代,才有了洛陽龍門石窟中挾武則天面容美化而雕刻的盧舍那大佛,即高17.14米的豐腴典雅、嫻淑端莊、慈祥娟秀、安祥含蓄的“大光明”佛,成為龍門石窟的代表之作,那是我所看石窟佛像中最美的一尊。我們不能忘記的是,這種大規模的鑿石造像,在北魏盡管是開了中國歷史之先河,但與尼羅河畔鑿那著名的“斯芬克司”比較,已經晚了三千年。據說人面獅身那莫名其妙的笑意,來自古埃及法老哈夫拉王的面容。

  神耶? 佛耶? 歷史原來就是這樣延續著以人造神,來接受它的創造者們及子子孫孫無比虔誡的頂禮漠拜。

  站在云崗的大佛前,我突然想到,歷史的對比,對于美,對于藝術,是多么的重要。縱向比較是一種傳承和發展,橫向的比較是一種創新和揚棄。你讀著、走著、思索著、對比著, 有真知灼見的專家和學者在用不同的聲音理性的指點著,你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來看這些大佛,從而平視而不是仰視佛的眼底的千年縱深。來到大同,或者說行走天下,你本就是來看的。看什么?看歷史,看社會,看自然,看藝術。只是藝本不同于自然,它的客觀性也許就僅存于比較之中。有了比較才有鑒別,有了比較才有風格,有了比較才有深入,有了比較才有求索。

  在云崗石窟北魏時期的造像,一般的特點是面相清癯,儀態淳樸,清秀寧靜,寬帶博衣,所謂“瘦骨清相”。既有南北藝術的交融,又有印度佛像影響,還隱隱透出希臘藝術對印度佛像的滲透。據梁思成的說法,如雕飾中環繞的莨召葉,飛天手中所執花圈;“皆希臘所自來”。而浮雕塔頂之相輪,大蓮花及飛天,佛們長鼻深目,“又為印度風格”。但先生最為欣賞的是那獨特的衣褶。一如書法之魏碑,蘊藏無限力量。“其外廓如緊張弓弦,共角尖如超羽”,且能因石材不同不作定勢,“其北魏全代,無不具此特征”。這說明北魏造像,雖然不能說完全是中國式的,但無疑走上了一條中國化的道路。

  到了隋唐,從龍門、敦煌石窟去看,這樣的風格則有了巨大的轉變,佛體由印度人相貌特征,逐漸向中國人的面貌特征發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漢化佛像。尤其從初唐開始,一般造像特點已完全轉變為雍容華貴、圓滿俊秀、體態豐滿、衣著寬大,甚至融合了男性的莊重和女性的慈祥,塑造出當時中國人那盡善盡美的心中之佛了。還有一個更加突出的特征是,初唐開始,造像中的菩薩增多了。所謂菩薩,是佛教中受佛祖教誨、優先得道的普通人。具體人數說法不一,常見于佛祖左右的有普賢、文殊、觀音、地藏及大勢至等菩薩。也許還包括《西游記》中的八戒、沙僧等,它們亦是修成了正果的。菩薩們不僅僅出現在三大石窟中,在中國各地的名山中還有著自己的道場。他們都能救苦救難,化解劫魔。就“普渡眾生”來說,似乎比釋伽牟尼或“外國”的佛們更為親近。可以隨心祈愿,寄托靈魂或來世的大太小小的各種期望。所以,完全中國化的菩薩,在造像中往往賦與“男身女相”。譬如觀音大士,已達到嫵媚動人的驚人美貌:眉如彎弓,目似秋水,面比滿月,小小的嘴唇上流出喜悅,和善和親近的微笑著。手中的法器是一精巧的盛滿甘露的凈瓶,插上極富詩意的柳枝。由此可見,佛像雕塑的審美情趣,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了唐代已不見北魏之古拙,轉向了積極、歡樂的柔美型藝術理想。“好武”的陽剛之美,始讓位于大慈大悲的“仁”愛,不能不讓人們去關注思索這美學背后的時代。

  此時此刻,我似乎已不能收回與佛們交流的目光。我想弄懂佛們到底對我,對我所在的今天,有何評說。

  今日之域中,似在崇尚所謂“骨骼美”,減肥作為一種新的“枯禪”,已經成為一個興旺的行業和時尚,以造就出更多的“排骨美人”讓人疑是又回到了北魏。女人們從臉上、身上,還有心上去掉了她們認為“多余的部分”,塑造出一種修竹般的苗條,去取代豐腴,用一種從里到外的強橫取代柔美,羞澀已成了昨日黃花。與之對應的是,男人們則在臉上、身上、心上增加重負,形成面如滿月和大腹便便。若今日仍有人想建窟造像紀念某個男人,我十分擔心他們已找不到“瘦骨清相”的藍本了。

  這個世界從它誕生那天起,從來都不是完美的,它總是這樣或那樣的殘缺著,甚至還可能是乾坤和黑白的顛復。美好的僅僅是生命而已,是“美即生活”這一命題。石窟雕塑藝術,以及書法、繪畫等等造型藝術,是社會生活而不是特定世界的集中反映。此時與彼時,此型與彼型,此意與彼意,變化是永恒的,變化才是發展。

  我看著佛,佛說,今天嗎?阿彌陀佛。

  我和朋友們在石窟前信步走著,“古風的微笑”在陽光下蕩出洞窟。第五窟、第六窟……,更為巨大的佛們沉默著。一時間,彼時的人物們,如阮籍、嵇康、陶淵明、王羲之、顧愷之、戴逵、陸探微、顏之推、鸝道元……等燦若星辰的大師們,仿佛都從佛前走過。激發著我步入歷史的恩緒,許許多多的問題從心中涌出;

  如同戰亂不已的春秋戰國一樣,在長達四百多年的分裂和戰亂的魏晉及南北朝,為什么又一次造就了中華文化繁榮的鼎盛呢?

  為什么只據半壁江山的北魏,能集石窟藝術之大成呢?

  為什么一個創違了輝煌歷史文化的民族,卻無聲無息地消亡了呢?

  為什么一個百年的故都,只能默默無聞地守護著不朽的藝術絕世佳作呢?
  ……
  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我只是一個有些喜歡走走看看,刨根問底的普通游人,而不是歷史、社會學家。但是,我知道,只有真正弄懂了這些問題,你或許才能說,你是走進了歷史,才能說你看到了藝術,你才會不再感到陌生,你才會真正去親近大同。

  去親近那一片看似平淡無奇的黃土地。

  三、懸空說法

  這天晚上,是一個不安之夜。是邪魔來打擾,還是飛天來召喚,都不得而知。醒來,又是一個清朗的世界。

  清晨,我們按計劃去北岳懸空寺。汽車往南開,穿過大同市中心。整潔的街道旁有了一些樓房。在灰色的平房瓦脊上,不經意地露出零星的飛檐斗拱。不知何處是遼代的華嚴寺?何處是唐朝的善化寺?明朝建筑大同城樓、鐘樓則圍在了街心。這些古建筑,在梁思成的《中國建筑史》上均有詳盡的記載。掠過車窗的零亂構圖打散了心緒,不由從灰色屋頂想起林徽因、徐志摩來。于是大同城似在浮上心頭的糾葛中,不知不覺地淡出視野。汽車拖著一線煙塵出城南去。

  一個多小時后,車駛進了渾源縣域的集市,下車后又在人群和騾馬大車中,找到了去北岳的中巴,匆匆向北岳出發。

  北岳恒山,東起太行,西抵雁門,北接渾源盆地,南銜五臺山。山勢在塞上的黃土高原上巍巍隆起,東西走向,號稱一百單八峰。除北側翠屏峰有層疊斷崖外,山如壘土,并不顯得高峻。據說,戰國時說合六國的縱橫大師張儀,曾由北岳前去說燕,評價此山是“太行天下脊,恒山脊天下”。這是不是后人言過其實的杜撰呢?嘴勤腿亦勤的張儀行腳天下,焉不見秦之華山,何取妄言“脊天下”之謂?北岳極頂天峰嶺,連腳下已海拔一千多米的黃土高臺,僅為2050米,比起郊近的五臺山的北臺葉斗峰,還要矮出不少。葉斗峰及北臺素有“華北屋脊”之稱,應是實事求是。

  然天下五岳乃何時7何人?何故所封?我其實至今也茫然無知。既恒宗為岳,“山不在高,有仙則名”。長長的漫坡天穹下,確為逐鹿中原的好戰場。西漢飛將軍李廣,初唐驍將尉遲恭,北宋名帥楊業,明初大將徐達,大清攝政王多爾袞,當然還有一位躍馬揚刀的北魏拓拔硅,都曾在這里呼嘯山河,“看山上山下,風卷紅旗如畫”。

  汽車在顛簸中南行約七八里,昂頭搖進一個幽靜的山谷。左右對峙的是恒山的兩座主峰。東峰即天峰嶺,西峰為翠屏山,山谷稱為金龍峽。禪曰“佛不上山”,懸空寺,就懸在三疊翠屏巖下一疊峭壁上的半空中。

  翠屏山是一道典型的斷層山,一層層絕壁間抹出一層層綠帶,從山谷中壘上青天。從谷底拔起的斷崖斑駁中,凌空掛上了一座參差別致的三層古剎。那殿、宇、樓、閣、廊、橋、亭、軒極韻致的連綴著,上托危崖,下臨深淵。從山道上望過去似乎那已不是人間禪院,倒象蓬萊仙境中的瓊樓玉宇。

  車到谷底停于溪邊,我們急忙下了車,沿著石階直奔山門。懸空寺號稱恒岳十八景之魁首,始建于公元六世紀的北魏晚期,時年北魏遷都洛陽已有時日,究竟何人來此,耙寺懸起來建于空中,我不得而知,只顧著一口氣攀上石壁棧道,進了山門。寺中之路,竟要爬懸梯,穿石窟,鉆天窗,繞長廊,高低錯落,殿回樓轉。才見得東東西西那銅澆鐵鑄,石雕泥塑的我佛及諸神。山壁的凸凹成就了寺院蜿蜒排列的格局,讓佛們自得其所,宛如天成,居高險而神志自然,望流云而般若禪定。

  由于不同一般幾進庭院那官署化的格局,何處是如來、阿難、伽葉?何處是韋馱、飛天?得一路尋來。上得更高一層殿宇中,竟有一座“三教殿”,通常的“三世佛”,卻變成了釋迦牟尼、老子、孔子的三尊造像!不由得讓我吃了一驚!

  崇尚自然的老子,懸上半空坐在外國人一側,似不大自然。
  孔予“不語怪、力、亂、神”,若冥中有知,豈不驚下蓮臺?
  佛祖呢?雖有貴客入侵,倒是不改那拈花微笑的大自在。

  這種聞所未聞的異化,悄悄地在懸空的千年古剎里驚世駭俗。雖說山門(即三門)中無相門觀諸法無相,本無差別。但為求一個緣起,我禁不往還是要走出空門,又一次回到久遠的時代去看上一看!

  佛寺為什么要懸空而建呢?廓下遠望,渾源盆她為一坦平陽!
  “不二法門”,如何能容三教于寺之高頂呢?仰望飛檐欲問青天!

  應當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欲火熾烈,無可滿意,人心極為燥動的時代。戰亂中,彼時竟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殷蕓)之“快活三”。尤其是在兩晉那些黑暗的歲月里,西漢以來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已經在四分五裂的群雄并起,禮崩樂壞,動輒殺禍加身,株連九族的恐怖氣氛中走到了盡頭,老莊學說作為一帖清涼劑被士大夫們送給社會。“休談國事”以避禍患和遠離政治的風氣下,老莊被士大夫們攜入竹林變為“玄談”,后進一步變成“清談”。

  其中稽、阮二人乃此風的代表人物, 稽康鋒芒畢露,“每非湯、武,而薄周、孔”;阮籍則含蓄蘊厚,“發言玄遠,口不減否人物”。避于街市而呼嘯山林的結果,是稽康被殺以致《廣陵散》成為絕響,阮籍咽下怨氣,落落寡歡卻激起破禮反儒的一代世風。一部《世說新語》,說的就是魏晉玄談的故事。余秋雨先生接著把“新語”說到了當代,讓游子們去苦旅中模索前行。

  其實,在相反相成的作用下,一開始就極為腐敗的東晉王朝得以延續百年之久,與其當世推崇玄言清談有著極大關系,以空對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到了南北朝,杜會更加動蕩,士大夫們已很難找到一片清凈的竹林供其清談。但此時卻來了更玄的,這就是佛教送來的一片凈土。在北魏大興土木鑿窟造像之際,也是佛法在弘楊中開宗立派之時。由此,“披天竺式袈裟的魏晉玄學”的禪宗出現了,“彌陀凈土法門”的凈土宗也出現了。佛赦這兩大宗派的出現,與石窟藝術的開創,同時成為其時煙塵歷史上醒目的耀斑。不僅僅是說佛教始于漢未,而興盛卻在魏晉南北朝,單就這兩件大事,說它大,也不僅僅因為它是佛教史上兩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更主要還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里程。

  先說南方,公元384午,即淝水之戰后的第二年,拓跋硅們尚在霍霍磨刀以宰前秦,卻有一名叫慧遠的高僧悄然南下。行腳到江西潯陽(九江),一見如詩如畫的霧中廬山,就停往了腳步。在香爐峰下有一西林寺,慧遠的師兄慧永已在此修行。慧遠在其東側建了一座龍泉精舍,供自己苦讀研修。后由江州刺史圍著精舍又建了一座東林寺。慧遠于此寺一待就是三十牟,直至去世圓寂。這三十年,即平城熱鬧非凡走向輝煌的歲月,孤僧卻靜靜地躲南方的山林中,以佛為本,熔佛、儒、玄于一爐,精研一種順服水土的中土佛法。

  苦難皆緣入世,那么出世如何?因果互為報應,那么舍去皮囊,拋棄塵世的一切,修得解脫,即可進入無劫無染的西方清凈極樂世界。慧遠說法,一改過去佛教初來時,眾多教徒“全盤西化”,照抄外來教義的做法,而將中國傳統的人文理想融入佛學之中,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就是凈土宗們的出現。

  不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嗎”?很好!此宗的經更好念:“阿彌陀佛”四宇,即為其經。你若常念著佛的法名,想著佛的相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道、佛的功德,即為心中有佛,即可修成正果。這實在比佛教中其它任何教派提供的修行方法簡便得多。于是凈土宗教眾日盛。后又分為阿彌陀凈土和彌勒凈土兩派。

  阿彌陀佛是所謂“橫三世佛”中靠西側的那一位,主管“西方極樂世界”。中間是釋迦牟尼佛,主管凡人們所在的“婆娑世界”。東側是主管“東方琉璃世界”的藥師佛(常被人當成藥王菩薩去求去病消災)。好一個阿彌陀佛的七寶極樂凈土!那里鋪滿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沒有地獄、沒有餓鬼、沒有寒暑、沒有疾病,生活在這里的人們需要任何東西,都會應念而生。幸福安恬,無憂無慮。

  而彌勒佛呢,他是所謂“豎三世佛”中的“未來佛”,當然中間仍是“現在佛”的釋迦牟尼,還有其身后“過去佛”燃燈佛。這位彌勒佛笑口常開,大肚能容,拈香跪求心中祈愿,抬頭便是一張親切可掬的笑臉,如何不動人心!中國的老百姓是非常講究實惠和現實的,他們并不關心佛的法身和佛像所象征的精神實質或境界的追求。在其時如此不如意的戰亂生活中,他們向往的未來或者說是來世,是在向往冥冥之中有一個安身立命之地。他們橫也好,豎也好,實在需要向阿彌陀和彌勒兩位大佛敞開心,去訴說生命的百般苦楚和渴求。

  當然開宗立派,不僅要學說,而且要團體。慧遠的東林寺,在那三十年間逐漸聚集了一批名僧,形成了具有南方鳳格的廬山僧團白蓮杜,甚至不少東晉名士與之交往頻繁。其中有一段“三笑”的故事就很有名,這“三笑”,當然不是唐伯虎點秋香。雖然佛門清靜之地也鬧出些鳳流佳話,如普救寺中的“西廂待月下,疑是玉人來”。但那畢竟是后朝人心不古的例子。東林寺中“三笑”,說的是一日陶翁淵明與道士陸靜修來訪,與慧遠交談甚歡,送別時意猶未盡。這慧遠不知不覺就過了寺外的虎溪拱橋。慧遠原有“影不出山,跡不入俗”的習慣,若過了虎溪,山后守候的神虎就會長嘯不已。此時,只聽到那虎又咆嘯起來。三人才如夢方覺,相視會意而仰天大笑,這就是所謂虎溪三笑。宋代名畫家石恪曾據此作了一幅《三笑圖》,蘇軾也寫過《三笑圍書后》,黃庭堅還有一篇《三笑圖贊》。且不專說那山林的笑聲是如何的義理深長,我們卻從中可以知曉,慧遠的開宗,文人名士的儒道交往,對他鑄造有中國特色的凈土宗,實在是有極大的助益。若把眼光再往前搜索,從漢代始,社會信仰已變為儒、道、佛三教并立。在這三教中,最不象宗教的就是儒教,它稱為儒學倒是合適的。道教說玄修身,佛教講法禁欲,儒則是講“仁、禮”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及學術。它哪怕到了以后的任何一個朝代,也沒有真正發展成為一種宗教。然而,也許就因為它自身并沒有充分地宗教化,則以它的“中庸之道”中和佛、道的空玄和形而上學。

  古代中國漢族人是一個需要宗教的民族,但并不需要形而上學的宗教,他們要的是有著某種宗教的精神象征,又沒有太多的清規戒律,可以娶妻生子,喝酒吃肉,求財免災,長命百歲的注重實際的精神指引。精通佛理的慧遠,是自覺不自覺地吸收了朋友們的儒、道學說,研究了彼時中國的實際,在歷史上開創下一個外來理論學說如何立足和造福中國的成功范例。

  凈土宗的《無量壽經》中說“樓觀欄循,堂宇房閣,廣狹方圓,或丈或小,或在虛空……”,空中的寺院,的確更為“清靜安恬,微妙快樂”。那么,懸空寺是不是依此而建?那座“三教殿”,是不是由慧遠凈土宗傳來北方的現身說法呢?也就是說,這三個素未謀面的人,是那時弄列懸空寺一起開“圓桌會議”的。

  我不以為然。那時,圣僧達摩倒是從南朝的蕭梁北來,但他卻是禪宗的鼻祖。何況“三教殿”建于何年,不見記載。盡管,“走得了和尚走不了廟。”史書記載,這里卻是禪宗的鼎盛之地。

  禪宗是南北朝佛學們另一個大宗。禪法主張寂坐修心,澄心靜慮,絕滅一切妄念,而不僅僅是凈土宗的身外之物。他不修“聲聞乘”,所以不重講經。“絕滅”兩字,使我又想起金庸筆下那位老尼。當是禪宗弟子,然妄念叢生,調教出一個美如天仙狠知蛇蝎的周若芷來,免不了受刀斧之厄。當然這也是笑話。此朝年間鳩摩羅什譯《禪要》,應是禪宗的啟蒙。

  然而,禪宗的開宗立派與另外的兩位名僧有著極大的關系。一位是天竺僧佛陀,是跟著那位“白腳僧師”的腳印來平城傳教的,同樣受到魏孝文帝的禮遇,遷都洛陽時他隨之南下,帝在嵩岳少室山麓為其建造了少林寺,成為少林的第一位主持。佛陀倡導禪法,有徒眾數百人,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為意。免了“和尚念經,有口無心”的過場。是不是就這樣,才給了少林寺中邪些精力充沛卻無所事事的僧徒,留出一個偌大的習武空間呢?

  到了魏宣武帝時,達摩才從南方飄然而至,“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譜宋遠,跋予望之‘’。(《詩經.衛風.河廣》),傳說中這位“一葦渡江”的菩提達摩,修的乃是大乘虛(空)宗的禪法,稱為壁現。意思是外息諸緣,內心無揣,心如墻壁,可以人道。達摩用四卷《楞枷經》教徒說法,要破除妄想,蕩滌一切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無所礙,必忘言絕慮。只是這“壁現”兩字弄到后來,望文生義,變為達摩面壁九年,影印石壁,修成達摩易筋經,內息游走沖關任督二脈,內力內功以至指掌出手皆有劍氣。弄出大理一朝的“六脈神劍”與鳩摩智的“火焰刀”,以空對空地大打出手。達一淵源的演化,不知從何說起。日后下山,再去浙大請教金庸火師不遲。

  達摩主張忘言,不隨于言教。他雖為少林第二任主持,卻是禪宗的始祖。他和他的繼承人所謂二祖、三祖直至唐代的六祖,都是隨心所至,口頭說法,不立文宇,不出著述。禪宗以明心見性一切皆空為宗旨,唯我心最尊,沒育執著,其他一切名相都可以廢棄。這不僅包括禮法儒經,而且連佛像菩薩和佛本經文都在內。四大皆空,以空無為宗。達些當然與玄談論道,廢禮棄儒的稽、阮等人有更多地共同語言,是予戰亂、欲火比老莊玄學,更為寒涼的清涼劑,因而成為北方佛學的主流。

  不能不看到的是,相對于凈土宗,禪宗的思想解放更為徹底,它破除了一切拘束桎梏,不僅拒絕儒學與道教,也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名與派別,這樣的“不二法門”有著極強的進攻性,空到極致時,連自身也否定了。懸空寺的“空”與禪宗的確大有關系,然而,既為禪宗,就決不會把化外的老子和孔丘來鎮寺啊!

  唐代禪宗比北魏更盛,有一以“懶饞”為號的和尚踏歌而來,“莫漫求真佛,真佛不可見,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山云當幕,夜月為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期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處,更復何憂。”六祖慧能更是說得明白;“菩提并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禪宗是如此灑脫高致,修為是如此地任意無拘,傾倒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到了晚唐,禪宗的“頓悟派”,即南宗幾乎取代了佛教的所有宗派,從而壟斷了佛壇。反過來,又為發展中的儒學汲取其“合理的內核”。為宋及以后的”心學”的產生提供了養分。宋陸九淵就曾以“心即理也”“宇宙即我心,我心為宇宙”對抗程朱理學。明代王陽明(即王守仁)也以“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對抗道學。時至今日,身邊的女友不無得意的“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的命題,都隱現著神宗極度唯心的思維方式和智慧機辯。不由人在回廊下想起紅樓夢來:“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妙王的一聲嬌喝,竟是一聲佛門獅子吼。驚醒了心灰意冷竟要遁入空門的寶玉。也驚醒了我。

  懸在空中,一個人一個世界。“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即為空,色復亦空”(支道林《妙觀章》),當作何解?

  是不是說,可人也好,心香也罷,心有即有,有即是無。像懸空一寺,不是懸在空中,乃是懸在心中。

  胡思亂想的我,才感到我的心的確是在懸著,從走進懸空寺開始,它就撲騰在半空中。在曲折上下的回廊中向外望去,幽靜的山谷和巍峨的天峰嶺,似乎不再實在而變符空空落落。只有這座懸起來的千年古剎,像一朵靈芝嵌在山體的凌空石壁上。托著同樣懸起來的千古追問。

  佛學的歷史實際上也是一部思想史。對于佛、對于寺,既然已經是一種存在,總會在一些時候自然而然出現在你的心中。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東西,很多思想,當然也包含著佛學,包含這寺院,原本是沒有必要去弄個明白。好比有一問,“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情的堤壩潰決時,身心好比落葉飄進洪水,此時的一問,是問誰?問什么?問了又如何?明白在不明白之中,即悟在不悟之中。不悟即悟,悟即不悟。

  那么,現在,我打算糊糊涂涂地走出山門,糊糊涂涂地揣著心思,糊糊涂涂地重返人世,看看有何不可?

  結語

  火車在一望無際的塞外高原向西飛馳。陌生的大同,已在遠方的山廓下消失了。三天來,我最終還是沒有走進故都,而只在城外北魏的年代里晃悠。那么,陌生依舊,只是這種陌生卻有了一種親近,一種向往和一種寄托。

  因為,大同的一個歷史片斷,已經長留到了心間。佛地的游歷與說是歷史的漫步,倒不如說是丈化的瀏覽。這種游歷,我未不喜囿于城中。從秦漢以來到大清帝國,阿房宮、昭陽宮、未央宮乃圓明園遺址下,你能尋覓到什么呢?只有在城外的青山腳下,還留有你的先輩們的足跡、理想、寄托和期望。文化已經作為了一種表達方式,即使是十分蒼老和殘缺的文明碎片,都可以告訴你,歷史其實就是極為平實樸素的,但卻有著自身的深刻性,并不需要你刻意去悟取。歷史當然留下了疑問,于是就留下了思索。有了疑惑,也就有了陌生。若游歷中你有一個始終揮之不去的陌生相隨,你的走走看看就立刻變得很有意思。你有福了!我的朋友們。

  此行再向西去,是呼和浩特大青山腳下昭君的青冢,我是一無所知地奔去了。

  胡適先生有一段名言“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此言被偉人在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代表火會上信手拈來,別作它解,開導黨的干部們。在走出大同的時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呢?我不會像大佛那樣會心不語,卻想一試禪宗的懸空說法。說錯了,留在日后走走看看中再去悟,再把話說回來,可好?

  由是,我拙記于一九九九年十月,長沙。

本文作者:師嫣,摘自新浪旅游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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