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乐透后区和值走势图500期|超级大乐透走势图2元网

太 原 道 >> 山西名人 ∣ 本站導航 ∣ 更新記錄 ∣ 版主介紹 ∣ 制作手記 ∣ 給我留言 ∣ 給我寫信 ∣ 加入收藏

太原道:http://www.tctyu.icu

山西旅游    山西民俗    山西民歌    山西名人    晉商文化    山西紀實    山西文史    太原文史    太原滄桑    大同煙云    文化論壇

趙樹理的鄉村烏托邦

 

 

 

 

 

  在1953年的一篇文章中,日本學者竹內好曾稱趙樹理文學具有別樣的“新穎”性,因為他“以中世紀文學為媒介”,超越了“西歐式現代文學”,同時又擺脫了“人民文學”的缺陷。竹內好評價的主要是趙樹理1945年的長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事實上,在古典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三者關系的維度上,如何界定趙樹理文學的意義,是值得進一步展開的問題。特別是他建國后創作的長篇小說《三里灣》,更值得重新解讀。 

趙樹理文學創作大致可分為幾個序列:其一是《小二黑結婚》《傳家寶》《登記》等涉及家庭婚姻主題的小說,其一是《李有才板話》《地板》《邪不壓正》《“鍛煉鍛煉”》《賣煙葉》等“問題小說”,其一是《孟祥英翻身》《龐如林》《福貴》《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等人物傳記,另一則是《李家莊的變遷》《三里灣》及未完成的《靈泉洞》等表現較長歷史的長篇小說。這大致構成了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四種類型和基本要素(“家長里短”、社會問題、人物傳、歷史敘述)。而這些要素的集大成之作,是1955年發表的《三里灣》。 

作為第一部表現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三里灣》的主題無疑可以納入“問題小說”序列。趙樹理稱這部小說的寫作是為配合中國革命“新的歷史任務”,即“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階段轉入以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為內容的過渡時期”,其主要內容被概括為寫“農業生產”。但與一般問題小說不同的是,它寫的并不是已經有了確定政治方案的“群眾工作”中的某一具體環節,而是對合作化運動本身做出歷史評價。小說既書寫了鄉村社會的現實狀況,更涉及對農村合作化運動的理想與可能未來的描述。可以說,這是趙樹理唯一一部帶有烏托邦式的浪漫想象色彩的小說。而小說側重表現的六位年輕人的離婚與結婚,王、馬、范三個家庭的分化與重組,則無疑延續了婚姻家庭敘事主題。正是后一層面,使得這部寫“大事”的小說,充滿了鄉村日常生活的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和喜怒哀樂。同時,這部以寫“事”為主的小說,也不乏重要人物形象和呈現這一時期鄉村社會矛盾的主要人物類型。但是,這些人物既不是經典現代小說中的個人化主體,也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中的“典型”,毋寧說更接近筆記體人物序列。小說所贊賞的主要人物,其形象總是在事件發展、人物行動、人際交往、趣聞軼事、鄉村閑話甚至插科打諢之間確立,而不存在一個基于人物內心活動以透視世界的敘事支點。與這些要素相關,“時間”在《三里灣》這部小說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小說敘事的起承轉合和大的結構單位,都由明確標示的日常生活時間(一夜、一天、一月)來確認。“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種大歷史想象,與鄉村生活世界的具體時間融洽地統一在一起。 

《三里灣》可以說是趙樹理對自己的鄉村經驗、文學觀念具有雙重“自覺”的產物。就鄉村經驗的自覺而言,這一方面是1949年趙樹理進入北京,在城市環境中創作以市民為主體的大眾文學遭到碰壁之后,重新回到農村題材的代表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他自覺地介入關于農村合作化運動在當時中國是否可行的理論論爭的產物。就文學觀的自覺而言,這是不滿于新文學“文壇”而立志做“文攤”文學家的趙樹理,在系統閱讀西方文學名著、接受和消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基礎上,對他文學觀的一次自覺演示。《三里灣》創作前后,趙樹理少見地發表了多篇創作談文章,較為系統地提出了“兩套文學”(知識分子與人民大眾)、“三份遺產”(古典的、民間的、外國的)以及“兩種藝術境界”“兩種專家”等說法,并特別明確了以戲曲、曲藝為主要淵源的說唱文學傳統的重要性。可以認為,《三里灣》是趙樹理調集所有經驗、知識、理論和文化儲備而有意識地制作的一部文學“巔峰”之作,其中包含著文學書寫和歷史想象的雙重創造性實踐。 

這也使得這部小說即便在表現合作化運動歷史的諸多當代農村題材小說序列中,也是特殊的。它并不完全吻合于當代文學的主流話語,而更多地帶有趙樹理對中國鄉村社會現代化與社會主義化的獨特理解。 

有意味的是,《三里灣》發表3個月之后,毛澤東推動全國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的政治報告《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才出臺。這似乎又一次印證了趙樹理與毛澤東的“不謀而合”:正如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雖然被樹立為“實踐了《講話》方向”的經典作品,但是在1943年根據地發布毛澤東的《講話》之前,這部小說其實就已經完成了。《三里灣》同樣如此。這似乎表明趙樹理是農村合作化運動的先知先覺者。不過,到1959年展開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時候,趙樹理卻成了反對者:他寫給《紅旗》雜志主編、人民公社運動的主要理論闡釋者陳伯達的書信和文章,被作為“右傾”言論而受到黨內嚴重批判。趙樹理與毛澤東及陳伯達的對話與碰撞,其實始于《三里灣》這部小說的創作:1951年,農村合作化運動自發地開始于趙樹理的家鄉山西長治地區,山西省委將要求擴大互助組而組建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報告提交給中央時,引起了高層爭論。毛澤東點名要求趙樹理參加了全國第一次關于合作化運動的中央會議。在那次會上,趙樹理表達了他的疑慮,并促使他回到自己的家鄉晉東南地區,親身了解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建過程。《三里灣》的寫作則是這一調查實踐的結果。在小說還在寫作中的1953年前后,全國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一度呈收縮狀態。但趙樹理在小說中仍舊贊成了合作化運動的必要性,并用《三里灣》來具體呈現這一過程應怎樣展開。 

趙樹理對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態度,很難簡單地歸入支持或反對的兩極:他一方面與推動合作化運動的50-60年代主流話語并不相同,然而也并非如“新時期”的一般理解那樣,是合作化運動的反對者。他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有著獨特的理解脈絡。這使得它可以成為一個特殊的參照系,呈現出50-70年代農村合作化歷史運動的不同面向及其內在論爭場域。 

在如何理解農村合作化運動歷史這一問題上,迄今存在三種主要理論闡釋模式:其一是1940-1970年代形成的社會主義理論范式,強調合作化運動作為“兩條路線斗爭”的意義,即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的沖突。階級斗爭的政治運作方式、社會主義作為替代資本主義社會方案的優越性和必要性,以及“人民”作為政治主體的合法性,構成了這種理論范式的主要內容。但是,由于忽略了合作化運動展開的冷戰歷史結構的限制,忽略了作為后發展國家完成工業化原始累積所承受的歷史壓力,特別是6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主義實踐遭遇的困境和造成的社會問題,這種理解范式到了“新時期”之后,受到巨大的質疑。而從1978年開始,中國農村施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政策,事實上也否定了合作化運動的歷史合法性。由此在80年代形成的主導性“啟蒙主義”理論范式,將1950-1970年代農村運動稱為是“封建主義”的錯誤政策,突出合作化運動的強制性、暴力性,并用“人性”“現代性”以及普世性的公民權等理論范疇,取代了此前的“階級”“社會主義”和“人民”范疇。但是,這種批判方式“告別革命”的政治取向,使其完全不能呈現當代中國歷史的復雜性,而以簡單的否定性評價取代了具體的歷史分析。自1990年代開始,出現了另一種新的闡釋模式:研究者嘗試在直面合作化運動中的歷史失誤的同時,也正面地探討這一運動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大致可以稱為“現代化理論”的闡釋模式,一方面突出了前30年經濟發展和國家現代化建設兩方面的成就,認為正是基于合作化運動,當代中國才得以完成工業化所需的原始資本累積,從而為此后成功地進入全球資本市場交換體系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冷戰格局的限制、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完成現代化的歷史壓力,特別是被迫犧牲農村(農民、農業)以完成“內向型的國家資本原始累積”(溫鐵軍、胡鞍鋼等),也得到正面討論。 

三種理論范式(社會主義、啟蒙主義、現代化理論)背后都涉及對二戰后現代世界主導秩序的判斷和中國在其中的特殊位置。在這樣的關系框架的參照下,《三里灣》另有其特殊意義。 

啟蒙主義理論范式無疑是一種內在于資本主義現代邏輯和意識形態之內的理解方式,它無法討論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特殊性質,以及超越資本主義實踐的可能性,而簡單地用資本主義普世價值觀將獨特的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視為落后、倒退的“封建主義”實踐。這種理論范式的一個基本前提和衡量標準,是現代社會個體/個人的確立。它將伴隨西歐現代社會形成、基于基督教傳統而塑造的現代個體、“內在的人”,視為普世性的現代主體標準。而有意味的是,正是在趙樹理的小說中,這一“內在的人”從未出現。趙樹理的小說(特別是《三里灣》)中,敘事主體和推動合作化運動的現代政治主體,并非具有自我意識的個人,也非具有階級自覺意識的現代政治主體,而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單位(家、戶、村、社)中的倫理性個人。在《三里灣》中,真正的敘事主體其實是三里灣這個村莊。如果因此將這種敘事主體視為缺少現代自覺的“自然人”,也就錯失了反思個人主義的現代主體之構造性和歷史性的機會。在這樣的思考層面上,《三里灣》缺少個人性主體,不應依照啟蒙主義的邏輯簡單地斥其為“封建主義”、“前現代”的復歸,而應視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基督教傳統的中國“內生性現代”主體構造的獨特嘗試。 

現代化理論強調了中國作為后發展國家的特殊性,但是它將工業化、現代國家、資本主義市場交換體制視為另一種普世性體系,合作化運動只不過是以一種另類的經濟組織形態完成了現代化的普世要求,其中,不存在超越資本主義(換成了去政治化的“現代化”表述)的歷史可能性。可以說,這是另一種內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現實主義理解范式。莫里斯·梅斯納曾將此概括為“社會主義”理想與“現代化”現實的沖突。不過,正因為這里的“現代化”被理解為一種源發于西歐的資本主義普世形態,因此,它可能忽略了中國自身的經濟傳統,特別是作為一個有著漫長歷史的獨立經濟體而言,中國社會可能存在自身的經濟現代化方式。《三里灣》這部小說,因為是基于對山西晉東南農村社會自發產生的合作化實驗的調查而寫成的,因此,對于“合作化”這種社會主義形態的理解,帶有更多的中國鄉村社會傳統“內生性”特征。它一方面強調了合作化的經濟意義,同時也呈現了合作化與鄉村社會自身文化傳統的緊密關系。小說別有意味地寫到了機械化的想象、農村自發的技術創新、傳統農耕技術的提升、地理環境的改造和自治性鄉村社會的協作傳統,特別是合作化的經濟效益等問題。這也使得這部小說的文學書寫,不僅為人們呈現了新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歷史場景,同時這種歷史是以“現代化”與“社會主義”相互推進而非對立的方式展開的。 

1950-1970年代社會主義理論范式雖然強調了中國道路的獨創性,但也有其歷史局限性。一則,這種革命實踐是以國家為主體展開的,“是中央政府主辦的國家工業化對全國城鄉進行資本原始累積。其間,農村發生的從合作社、集體化到村社集體經濟的一系列制度變遷,只是這個特殊歷史時期宏觀環境制約的結果”(溫鐵軍),因此無法擺脫冷戰二元結構的意識形態限制和國家自上而下的運作方式。與此不同,趙樹理的《三里灣》是當代農村題材小說中,少有地突出了村莊自治性,采取自下而上敘述視角講述合作化運動的過程,并強調國家只應扮演“輔助性”角色的小說。從這一層面上,《三里灣》更多地表現出了一種超越國家視角的可能性。另一則是,1940-1970年代社會主義理論范式,實際上是一種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內在反叛形態,因此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表述和想象資源,更多地源自前蘇聯模式與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而對農村合作化運動在其中展開的中國鄉村社會自身傳統,缺少足夠的歷史自覺和文化自覺。與此相關,作為一個經常因為慣于表現“舊農民”而不善于表現“新農民”而受到主流話語批判的作家,趙樹理則表現出了更多的從鄉村社會自身的組織形態、文化慣習、情感結構中尋求合作化運動的合法性動力的努力。 

特別有意味的,是《三里灣》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這一組織單位的敘事形態。一方面,這是一種農村現代化的經濟組織形態,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與婚姻家庭等直接關聯在一起的社會組織形態,涉及在傳統社會關于“公”“大同”理解的基礎上展開“社會主義”想象的可能性。小說結尾寫到范靈芝和王玉生領了結婚證(戶),但并未另立一個新的戶口(家),而仍舊分別與父母住在一起,吃飯到食堂、穿衣到裁縫店。作為“私”的具體依托形態的“家”(特別是核心家庭),在這樣的生活實踐中被取消了:人成為真正社會化的個人。如恩格斯所言,家庭、私有制與國家正是同步發生的,那么,這種去核心家庭化的戶與社關系想象,已經預示著一種新的社會形態的形成。事實上,后來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公共食堂、托兒所等,在三里灣人準備開渠的過程中都出現了。有所不同的是,這種“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是建立在公共性社會勞動的基礎上,并在勞動者自我管理的過程中自發地出現。 

趙樹理在《三里灣》中書寫的鄉村烏托邦,并未如其預期的那樣,被實踐為“人間天堂”。在5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運動的過程中,趙樹理就脫離了當時的主流話語:他支持合作化但反對公社化,原因在于國家的過度管理破壞了鄉村生產社區的自治性和主體性。與此同時,整個中國社會城鄉結構關系的變化,也使趙樹理文學塑造的歷史主體喪失了現實土壤。他在“文革”期間的檢討書中,悲嘆自己的農民文學其實并不被農民閱讀,原因是新一代農民迅速地城市化了,“事實如此,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而到了施行包產到戶的“新時期”,趙樹理文學遭遇更大的歷史遺忘。 

值得注意的是,趙樹理在新世紀以來重新受到重視。2006年趙樹理誕辰百周年紀念活動,在山西省文化機構的主要推動下,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趙樹理熱潮”。以此為契機,趙樹理也越出了地域性限制,而在文學研究界和思想界得到重新討論。 

根源或許在于趙樹理文學曖昧的現代性。自1940年代“明星”般地出現于中國文壇起,趙樹理文學就始終是“另類”的。無論五四式新文學、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啟蒙主義文學、地域文學,都無法全部涵蓋其獨特的內涵。就其根本而言,趙樹理塑造的毋寧乃是某種基于中國鄉村社會傳統的另類現代性,它既不是中國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現代的,并與社會主義經典話語保持一定張力關系,同時又在這三者基礎上創造出了一種別樣的現代(包括文學與歷史想象)形態。趙樹理文學的這種“新穎性”自1950年代竹內好中提出之后,再未受到重視。不過,新世紀中國變化了的城鄉社會結構和農村問題、全球格局中“文化自覺”的內在訴求,卻與趙樹理小說的“另類性”形成了具有歷史意味的對話關系。 

如果說1950-1970年代巨大的城鄉差距,特別是城市工業化的歷史壓力,是農村合作化、集體化運動無法擺脫“內向型的國家原始資本累積”的根本原因,那么,新世紀中國的最大變化在于,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城市國家”。這個劇烈的城市化過程,是以鄉村社會的停滯、破壞乃至崩解為前提的,因此世紀之交提出的“三農”問題才格外嚴峻。在新的城鄉關系結構中,如何修復鄉村社會并在傳統社區基礎上重建“公共性”,成為重要議題(黃平、溫鐵軍等)。趙樹理書寫的鄉村烏托邦,或可提供別樣的歷史想象契機。(完)

 

本文來源:;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5-09-09 )

太 原 道 >> 山西名人 >>

版權聲明:本站是一家以弘揚三晉文化為目的的非贏利性個人公益網站,在轉載選用部分文章時,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聯系上作者,本站尊重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請著作權人及時聯系本站以溝通解決涉及的版權和相關事宜。

山西地域文化第一站:太原道 >> 山西名人

工作QQ:3786689   國際域名:http://www.tctyu.icu  

山西旅游    山西民俗    山西民歌    山西名人    晉商文化    山西紀實    山西文史    太原文史    太原滄桑    大同煙云    文化論壇

太 原 道 >> 山西名人 ∣ 本站導航 ∣ 更新記錄 ∣ 版主介紹 ∣ 制作手記 ∣ 給我留言 ∣ 給我寫信 ∣ 加入收藏

大乐透后区和值走势图500期 微信红包单双大小规则 11选5压大小单双技巧 mg摆脱每次点击间隔40秒 时时彩一星最稳办法 布鲁日 澳门时时彩计划 电竞博彩app有哪些 11选5任三万能组合 北京赛车pk10直播皇家 时时彩单双 稳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