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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日斗爭中的高君宇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這一恥辱日——193777日。這一天,日本帝國主義悍然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將中華民族置于腥風血雨之中。然而在此之前,就有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革命志士對日本帝國主義亡我之心有所警惕,并滿懷愛國熱情,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我黨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動家高君宇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高君宇的父親是同盟會會員,很早就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反帝愛國的火種。特別是義和團運動被血腥鎮壓,更使他對帝國主義產生了仇恨。1912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后,他“目擊時艱,痛國沉淪”,對“列強橫暴,非份逼索”的本質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19151月,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并要求“迅速商議解決,并守秘密”。這一“條約”理所當然遭到愛國志士和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孰料,竊國大盜袁世凱公然違背人民意愿,出賣國家主權,竟于5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獲悉這一消息,高君宇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他抱定以“丹心碧血,染吾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歷史之末負”之決心,秘密組織同學印發傳單,投入了反對“二十一條”的斗爭。

    1916年高君宇考入當時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后,在新思潮的沖擊下,在《新青年》和李大釗的影響下,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日趨成熟。19185月,中國留日學生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而舉行集會,并決定組織救國會。當這一愛國行動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后,留日學生遂罷課歸國,以示抗議。當留日學生代表李達、黃日葵等抵達北京時,對這一事件頗為關注的高君宇、鄧中夏等北大學生立即趕往前門車站迎接。接著,他們和李達、黃日葵等共同商討了行動計劃。會后,高君宇等熱血青年立即四處奔波,積極串連,很快組織北京大學、高等師范等校的2000多名學生,于521日在新華門前舉行了“五四”運動的預演——總統府請愿,要求廢除《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這次斗爭雖然由于學生缺乏政治斗爭經驗而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卻使學生們進一步認識到有組織起來的必要。于是,高君宇等北京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在他們的積極串連下,該會很快成為一個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當這一團體遭到北洋政府的干涉后,為了便于開展活動,他們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了國民社,并出版具有反帝愛國色彩的《國民》。當時,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國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不斷予以揭露和抨擊。而高君宇則在編輯《國民》上“起過很大作用”。

    1919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會”。在會上,中國代表提出的七項希望條件和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竟然遭到列強的拒絕討論。而日本代表又提出租借膠州灣以及鐵路并享有德人在山東的所有權利,與中國代表發生爭執。與此同時,日本駐華公使還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壓力。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氣焰,北京大學學生于25日在法科禮堂開會籌議抵抗。會后,被推為干事之一的高君宇奔走呼號,聯絡北京各校學生,電致巴黎專使,要求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

    51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猶如晴天霹靂,令舉國上下大為震驚。高君宇等國民社各校會員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3日召開群眾大會。會后,高君宇奔波不息,聯絡各校學生,并將李大釗當天發表的《五一節雜感》中明確提出的“直接行動”思想傳播開來。在高君宇等學界愛國精英的發動和組織下,北京大學學生和高師、工專、法政等10余校學生代表于53日晚齊聚北大法科禮堂,開會商討反帝愛國行動部署。會上,高君宇痛心疾首,聲淚俱下,力主游行示威。大會決定翌日在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并通電巴黎專使決不簽字。54日,一場震驚中外的反帝愛國運動爆發了。作為骨干分子的高君宇帶頭沖入賣國賊曹汝霖宅院,和愛國學生一起,撕毀日本天皇像,點燃宅中物,毆擊章宗祥,譜寫了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壯麗的一章。56日,北京學生聯合會成立,高君宇被推為負責人之一。從此,高君宇率領愛國學生繼續斗爭,直至運動取得勝利。在這場斗爭中,高君宇因奔波不息,積勞成疾,曾兩次吐血,但“宇之志益堅,宇之猛烈益甚”,被譽為“五四運動之健將”。

    “五四”運動后,日本帝國主義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企圖通過中日直接交涉,對北洋軍閥政府施加壓力,來取得山東權益。作為北京學聯負責人之一的高君宇立即率領愛國學生投入反對中日直接交涉的斗爭。當這一愛國斗爭遭到北洋政府的鎮壓、北京學聯被強力解散之后,高君宇置安危于不顧,挺身而出,“以人民的一分子”,在《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發表了《我們為什么反對直接交涉》。文章一方面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通牒要求與北京政府直接交涉的罪惡目的,批駁了日本的種種“理由”和借口;一方面指出了直接交涉的“種種害處”,提醒人們要通過與“持暴力主義的日本軍閥”直接交涉收回山東主權,“世界上決沒有那回事”。文章還警告北洋政府:如果接受日本的無理要求,那就會招致“各國都要援例,沿海各地的租借地都失了主權,成了他人的領地”,并抨擊了“那些以賣國為事業的大政客”,號召全國人民一致起來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在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壓力下,北洋政府以“未便與貴國開議”為由,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使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未能得逞。

    但是,高君宇依然對日本帝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一有機會便會主動出擊。19208月,日本亞西亞學生會旅行團抵京。經李大釗介紹,該團與北京學聯代表于820日在北大第二院舉行茶話會。作為北京學聯負責人之一的高君宇出席了茶話會,并借此機會鼓勵日本青年“和軍閥官僚奮斗,以破除世界之黑暗”。他還批評說:“貴國講民治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總覺得是假的。朝鮮受辱已達極點,固為軍閥派之罪惡,但貴國青年何以無所表示……如是而欲求改造,是無希望的。”他熱切希望日本學生起來共同反對日本的軍閥、財閥和官僚。

    1922年1月高君宇參加了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大會后,更加明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因此,在同年7月初召開的少年中國學會杭州年會上,高君宇提出學會當前的任務是“除反對軍閥以外,我們應于任何可能范圍內揭示帝國主義的惡魔”。在他的努力下,這次年會終于通過這一決議:“本會對時局的主張: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謀軍閥勢力的推翻。”不久,高君宇參加了黨的“二大”,并和張國燾傳達了列寧的指示和“遠東大會”精神。這次大會明確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會后,作為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的高君宇,通過他參與創辦和編輯的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大力宣傳黨的這一政治綱領,鼓動革命人民共同“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高君宇始終密切注意日本帝國主義的新動向,并隨時予以揭露和抨擊。19229月,俄日長春會議決裂后,高君宇立即撰文予以評述。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以武力為脅迫交涉的普魯士帝國主義強盜方式,和奸詐巧取的英國帝國主義商人手段,是一向日本傳統的外交策略;這一次且兩樣兼采并用,這不但說不上什么交涉的誠意,侵略熱欲已完全表露出來了。”當日本在英美所謂“善意的援助”偏袒下,通過與北洋政府談判簽訂有利于日本的“山東協定”時,一位外國人在柏林發表了《日本與山東協定》一文,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貪得無厭”“強橫狡詐”予以無情的揭露和抨擊。高君宇的朋友李駿很快將這篇文章翻譯成中文,并交給高君宇。作為《向導》編輯的高君宇看過后,決定刊發于《向導》第七期上,并在文前加了一段“畫龍點睛”的按語:“外交系政府與日本‘接收山東’的交涉,又換去了許多新的實在權利,山東人民因而起來攻擊王正廷,怨他不根據華府會議關于山東問題協定,替中國爭回權利。其實,所謂‘山東協定’,其本身就無所謂權利可給中國根據的;朋友李駿譯的‘日本與山東協定”,很可釋明這點。這是外國人代我們抨擊帝國主義的議論;我們受壓迫的人民當更可曉然‘華府會議是中國的勝利’是外交系欺騙我們的話,而明白外交系在華府成此協定,已就是與帝國主義勾結,安下今日賣國的張本了。”這一按語雖寥寥數語,但卻一針見血地擊中了中日“山東協定”的要害。

    高君宇不僅多次撰文抨擊日本等帝國主義“對于弱小國家只有侵略搶奪,只有橫暴”的罪惡行徑,而且聯系中國經久不息的軍閥戰爭,揭露了“中國軍閥戰爭,每次莫不有帝國在背后操縱利用”的這一內幕。他認為,帝國主義及其扶助的軍閥是“中國的禍害,他們存在一天,中國就一天不得和平”。因此,他呼吁全國人民,“只有是我們組織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把他們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

    在揭露和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高君宇還將斗爭的矛頭指向親日派軍閥,并對為親日派唱贊歌的國民黨人進行了批評。當時局的發展可能導致國民黨與親日派軍閥張作霖、段祺瑞聯合時,高君宇立即撰文指出,“張作霖早已明顯的成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爪牙,近來且暴露日本有利用他和東俄白黨設立大緩沖國的陰謀”,如果孫中山與段、張攪和在一起,那實在“是國民黨很失算的一件事情”。并告誡說,“如國民黨還不在群眾前明確表示與軍閥斷絕攪和”,則“很會使人民把有光榮歷史的革命黨當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張、段一律看待”。但國民黨并未聽取這一衷告,而是派代表程潛、汪精衛赴奉天會見張作霖。程潛回歸后,竟然鼓吹張作霖“一不爭地盤,二不親日,三不復辟,且力思防制日本經濟的侵略”,對之,高君宇撰文批駁說:“……明顯地做了日本屠殘滿蒙的劊子手,近且暴露要聯合俄國帝政黨替日本建立‘大緩沖國’的張作霖,可說他‘不親日’嗎?賣鐵路賣農田與日本合辦好多企業的張作霖,可說他‘防制日本經濟的侵略’嗎?……”并不無遺憾地說:“像程君(即程潛)那樣公表的談話,我們誠不得不謂有失()民黨的地位。”

    高君宇長眠于地下已近80個年頭了,但他那種不屈不撓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革命精神,必將永遠激勵著人們高揚愛國主義旗幟,以史為鑒,以史自勵,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本文來源:太原日報20140715;本文作者:王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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