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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執著真理立法

  14年前的 426日,一位從晉南澮河岸邊走出的革命偉人,在他人生的第95個春秋與世長辭。當我們在建黨九十周年之際,再次憶起這位老者時,仍然感動于他的生命曾經有過的激情燃燒,感動于他的博大胸懷和用一生追求真理的執著。了解越多,這種感受便越真切,越深刻。

    “彭”者,大也;“真”者,不妄、不邪。

“大籃子”胸懷天下

    彭真祖籍山東桓臺,原名傅懋恭。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前后,桓臺連年遭災,彭真的祖父帶領妻小從山東一路逃荒來到山西,在運城鹽池打工討飯過冬后,次年繼續向北,最終落戶曲沃縣侯馬鎮垤上村。當地人將比崖低緩的土坡稱作“垤”,彭真誕生地垤上村,便正是位于澮河北岸一道土坡上。

    19021012日彭真出生時,正逢祖父故去不久。祖母傅張氏感念丈夫當年一雙竹籃挑著兒女求活路的不易,為這個長孫取名“大籃子”。老人不可能想到,這個“大籃子”,日后將會有多么博大的胸懷,又將荷擔怎樣的天下重任。

    在垤上村,穎悟超群的彭真度過了他農忙下地、農閑上學的少年時代,“鏟除不平,匡扶正義”的宏大志向,曾令塾師為之一震。從曲沃縣第二高小畢業后,1922年,彭真考入閻錫山創辦的省立一中。當時,省立一中在高君宇、王振翼、賀昌等人影響下,已經成為太原的革命中心。在這里,彭真接觸到共青團、共產黨,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從此走上革命道路,足跡漸行漸遠:參與創建中共太原支部;推動、領導石家莊、天津革命運動;創建晉察冀模范根據地;延安整風;領導東北局;接管北平……此后70多年中,垤上村這座小院和院里的土窯洞,僅見過這位游子三面。

    如今的垤上村,街道兩旁齊整整都是青磚房屋,惟上世紀80年代由文物部門修繕保護起來的西溝一巷七胡同83號,還保留著坐西朝東的兩孔土窯洞。土窯洞里有彭真住過的闊大土炕,用過的桌椅、農具,墻上展示著彭真和家鄉親人的合影。院子一側三間舊磚房,住著彭真侄子傅汝光的兒子一家。談起伯父彭真,66歲的傅汝光話語間既有血脈相連的親情,也不乏尋常百姓對偉人的崇拜與敬仰。

    傅汝光回憶說,1961年第一次見到伯父時,他正讀初中。那天他放學回到家門外的胡同口時,正趕上伯父一行下車。伯父親熱地拉拉他的手,又將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邊走邊問:“多大了?”他有些緊張,回答道:“十五六了。”伯父聽了立即追問:“到底十五了還是十六了?”時隔半個世紀,傅汝光仍然對當時的忐忑記憶猶新——“這么嚴格啊,可不敢再說錯一句話了!”他說,那次見面,伯父看上去精神狀態不錯,但是搭在他肩上的手沉甸甸的,又似乎有些疲憊。

    成年后的傅汝光,漸漸找到了安放這段記憶的歷史坐標。1960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已集中顯現,糧食和其他物資全面短缺。這年年底到1961年初在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要成為“實事求是年”。19611月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又正式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率先垂范,進工廠、下農村,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彭真此次回鄉,正是調研途中的順路之舉。一個月后的“七千人大會”上,彭真有一段后來十分有名的發言:“……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么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義,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在個人崇拜氣氛濃厚的當時,斟詞酌句說出這樣一番話,需要怎樣的政治勇氣!

立法者 兩度入獄

    因為對新中國立法做出的重大貢獻,彭真被評價為“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鮮為人知的是,他的法學功底和同時代人少有比肩的民主法制思想,竟與兩次備受摧殘的牢獄經歷密不可分。

    彭真兄弟姐妹8人,生活在曲沃縣安居村的傅淑珍老人排行最末,是彭真七個弟妹中惟一在世的,也是與彭真最親近的一位。傅淑珍之子、原曲沃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趙維孝,亦是同輩中與彭真見面和交談最多的一位。2008年春,他整理自己與母親記憶中的點點滴滴,寫出一本感情真摯的小冊子《我的舅父彭真》。

    趙維孝說,人老思鄉,晚年的舅父十分思念故鄉,喜歡回憶往事,喜歡談論親人。每次前去,舅父都握著他的手久久不肯松開。有一次他因不好意思,曾趁舅父不注意,悄悄把手抽出來。1979年,他陪母親看望舅父時,舅母張潔清告訴他:你舅舅一輩子坐過兩回監獄,一回是國民黨的監獄,坐了6年半;一回是咱們自己的監獄,坐了9年,兩回一共15年。數年之后一次聊天中,舅父也曾對他提及,自己一只耳朵聽力不行,是“文革”中在獄中被迫常年面朝監視孔睡覺落下的毛病。

    1929年夏,由于叛徒出賣,彭真在天津被捕。為盡量減少黨員、干部的犧牲,彭真在共同關押的政治犯中積極組織串供翻供,成功保護了順直省委和未暴露的革命力量。入獄后,他又先后組織發動多次絕食斗爭,期間患上嚴重的肺結核和痢疾,生命垂危,以至獄中黨支部準備讓他寫遺囑,后因地下黨組織每月設法送進監獄的兩瓶魚肝油,方才保住性命。1935年刑滿釋放出獄時,他已經瘦得像根電線桿。而在獄中為掌握斗爭武器,對《六法全書》的認真研讀,讓他無意中完成了法學基礎知識的儲備,為日后領導新中國立法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19665月,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的彭真因為替羅瑞卿、吳晗作了實事求是的辯解,受到林彪、康生等人迫害,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被打倒的對象,失去人身自由達12年之久,其中有9年時間在獄中。這段殘酷漫長的時間,彭真同樣沒有荒廢。他在獄中苦苦思索導致這一切發生的原因,從女兒送去的馬列著作中尋找答案。彭真一生酷愛學習,有“無筆不讀書”的習慣。獄中沒有筆,他便將彩色的牙粉紙袋和畫報撕成細條,用嚼爛的米粒當漿糊,一條一條,將重點內容標注出來。出獄時,彭真手頭粘有這種紙條的書,竟多達三十余冊。

    19781228日,彭真和家人接通知后從陜西商洛返回京城,其時,他們尚不知道迎接自己的將是什么。飛機降落時,機場擁進二三百人。有人喊了一聲“彭市長,我們盼了您多少年,您終于回來了!”現場頓時哭聲一片。19796月,彭真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任新成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此后,已經77歲的老人又開始夜以繼日地工作,僅用3個多月,就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等7部重要法律,次年又主持了《憲法》的修改工作……中國必須走民主法制之路,這結論,離不開老人對一場浩劫、一段切膚之痛的反思和總結。

骨肉情大局為重

    “文化大革命”中,彭真遠在山西老家的親人也受到錯誤批判:80多歲的老母親被定為“地主分子”,一次接受批斗時倒在院中的糞堆上;彭真的二弟傅懋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文革”后期出獄,不久便離開人世;傅懋信之子傅汝正,被以“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鳴冤叫屈”罪名判處10年徒刑,在服刑的第九個年頭,家人接到了他自盡身亡的消息。

    19865月,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彭真到山西、陜西、河南等地考察,路經侯馬時,又回過一次垤上村。與20多年前兩次回家探親不同,這一次,老人心情復雜,“想回,又不想回。”——他多想到老母親的墳頭看一看,鞠上一個躬,但考慮當時村里派性殘余還未完全消除,家里在“文革”中死了三口人,家屬心里也還有氣,他又擔心自己此時回家對當地安定團結不利。

    火車行至侯馬站,84歲的彭真下車后,在家鄉領導干部陪同下,回到物是人非的老宅院。聞訊趕來的鄉鄰很快擠滿了小院和院外的胡同。彭真在土窯洞里二老遺像前默默鞠躬后,在院里對鄉鄰們講了這樣一段話:“咱們村里‘文革’中是出了一點事情的,你斗我,我斗你。我的母親是斗死的……我們家里死了3口人。在座的鄉親中,有挨斗的,也有斗人的。怎么辦?把那個舊仇宿怨都記起來?過去誰斗了我,我斗了誰,都記下來,一直記到兒子、孫子,讓他們結仇?這是一個辦法。還有一個辦法,什么辦法呢?把那些陳芝麻、爛棉花的舊賬解決了,什么你斗了我,我斗了你,統統拋到村外的澮河里去,澮河沒水了,埋到地里去,好不好?”擔心眾鄉親仍有疑慮,他又補充:“今天我回來給母親上墳,不是因為她被斗死,只是感謝她對我的養育之恩。”一席話說罷,在場的人們無不感動落淚……

    彭真與母親感情極深。傅汝光透露,1948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伯父受中央委派,以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身份率部離開西柏坡,向北平附近進發,開始接管北平前的準備工作。途中,他特意請人前往垤上村,將多年未見的老母親接去。此后老人先后去過幾次京城,但終因故土難離,不久便又回垤上家中。

    彭真的外甥趙維孝也回憶道,舅父90歲那年才開始過生日,之后老人的每個生日,他均有幸接通知前去。199510月舅父93歲壽辰時,曾躺在床上和他有過一個多小時的長談。談到早些年家里的事,老人說:“‘文革’中咱家死了三口人,小槐(傅汝正)在監獄里死得不明不白,我不是不想過問此事,而是怕問題查不清倒也罷了,又弄得一些人你斗我、我斗你。”趙維孝說,舅父一番話,化解了他之前所有的不解,令他頓覺心胸開闊了不少。

    革命一生,老人心中放在第一位的,始終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小家。

赤子心 融入題詞

    20105月,一尊5米高的彭真銅像在侯馬市廉政文化公園落成。銅像面前的廣場四周,幾塊鐫刻有彭真題詞的石頭成為一道獨具特色的景觀。其中一則“團結奮斗,把侯馬建設得更好”的內容,尤為當地群眾耳熟能詳。但僅有為數不多的人知道或留意過,其中“好”字左邊的“女”字,明顯缺少一橫。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辦主任、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館長張鐵鎖告訴記者:“老人家一直牽掛家鄉建設和發展,曾幾次為家鄉題詞。可以說,每一件題詞背后,都有一個故事。”而那似是漏寫的一橫,在張鐵鎖主任看來,絕非老人疏忽所致。為此,他曾特意向彭真之女傅彥求證過,傅彥的講述,證實了他此前的猜想。

    1986年在家鄉短暫逗留期間,彭真懷著對家鄉干部群眾的殷切期望,揮筆題寫了“團結奮斗,把侯馬建設得更好”這12個遒勁有力的大字,寫成后,現場當即有人輕聲提醒:“好”字似少寫一橫。老人應聲作答:“等你們把侯馬建設好了,侯馬面貌變化了,我再給你們把這一橫補上!”一代偉人的智慧和對家鄉發展的期望表露無遺。

    事實上,此后老人再沒回過家鄉。1997年,老人在病榻上對前去看望他的家鄉領導干部殷殷囑托:“你們把侯馬建設好,我喊你們萬歲!”也許,當年少寫的那一橫,老人始終記在心里;也許,他曾經盼望過,能在有生之年把那一橫親手補上。

    離開廉政文化公園行至侯馬火車站站前廣場,又一款耐人尋味的彭真題詞出現在眼前。在火車站大廳頂上,“侯馬站”幾個大字一旁的落款,竟十分鮮見地為“傅彭真”三字。彭真離開家鄉從事革命工作后,曾變換使用過多個化名,直到1937年在延安改名“彭真”。遍尋彭真數十年的題詞手跡,落款“傅彭真”的,僅此一處。張鐵鎖主任認為,個中原因應有兩點。對生養了自己的家鄉,老人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彭真”二字前特意加上一個“傅”字,表達了他對這方土地深深的熱愛和眷戀,表示自己是家鄉的兒子、人民的兒子;更為重要的也更鮮為人知的,當是另外一點。

    1937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軍大舉進軍華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中央指示,彭真立即從延安出發,前往北平布置工作,火車經過侯馬時,彭真回垤上村看望了闊別十多年的父母親友。8月初,北方局在太原組建新的領導機關,彭真任組織部長。8月下旬的洛川會議后,八路軍三大主力師立即從延安出發,東渡入晉,奔赴山西抗日前線。途經晉南重鎮侯馬時,這支激情浩蕩的隊伍正是在這個小站,踏上了北上的列車。

    在傅鐘將軍的回憶文章《憶八路軍總部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中,可以找到這樣一段記述:我們的隊伍向著晉南重鎮同蒲線南端的侯馬車站跑步前進……到了侯馬,火車站里外擠滿了人群。一些小孩騎在大人的肩上,仰著頭,張著嘴,觀看八路軍上火車。其中有不少從淪陷區逃來的難民,衣衫襤褸,眼含熱淚,期待八路軍去收復他們的家鄉;本地群眾則祝愿我們能擋住日寇,使家園免遭戰火。有許多送茶水的,端糖果和中秋月餅等慰問品的,擠上去塞到戰士手里,遞到戰士嘴邊……

    八路軍開到晉東北后打的第一仗,便是震驚中外的平型關戰役。在宣紙上揮毫落下“傅彭真”三字時,老人的心里,想必一定是回望,回望自己的出發,回望共和國來時的路。

求索者 潤物無聲

    坐落于省城文瀛湖畔的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舊址紀念館,是當年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學舊址、山西第一個黨組織——中共太原支部成立的地方,也是青年彭真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彭真生平業績陳列是紀念館的主要固定展覽,展品除彭真不同歷史時期的珍貴圖片、文獻、手稿外,還有多處逼真的復制場景,和一些在彭真人生不同階段曾陪伴他身邊的物品。內容豐富的兩個展廳,是偉人生命95個春秋的濃縮展現,又像是游子自豪地捧回家鄉的一份成績單。

    原樣復制的河北省第三監獄牢房陰暗狹小,透過低矮的牢門,依稀可見磚塊墊起的木板上,薄薄地鋪有一層干草,外墻上,懸有當年重刑犯所用的粗重鐐銬——身處囹圄時,是堅定的理想和無悔的信念,讓年輕的彭真戰勝常人難以想象的摧殘和屈辱,出獄后,第一時間重返黨組織懷抱;一只薄木板做成的小書箱,是新中國成立后,身擔重任的彭真外出考察時隨身攜帶書籍所用——看到一萬多冊圖書和這只書箱,你便不難理解,僅讀過中學的彭真何以擁有豐厚的學識和縝密的思辨能力;一組組玻璃柜里,陳列有彭真于不同年代不同崗位親筆起草的信件、報告、發言稿等,一字一句,流露著老一輩革命家扎實勤奮的工作作風、樸實真誠的處事風格;一張滿是圈改涂抹痕跡的稿紙,記錄著老人平反復出不久擔任“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時,為確定“兩案”(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審判原則曾經有過的艱難思考。

    而一封寫給身邊工作人員的信,讀來又令人備感親切——199010月,彭真前往醫院看望跟隨他半個世紀的老警衛員李志玉,回家后心緒難平,特意寫了一封信,讓人送去醫院:那日到醫院看你,感到你心情很激動——我也一樣……到醫院探望的同志們回來說:你病中仍是關心我的生活和警衛工作,常常念道過去照顧我的工作,自己不夠滿意。這就太過了。你過去的警衛和其他工作,我和潔清同志都認為是很好和滿意的,請你不要再過分苛求自己……你在我這里負責警衛工作,實際前后近五十年了,是老戰友、老伙伴……一代偉人對老部下的真摯情誼,流淌在字里行間。

    參觀者駐足最久的,當屬整體搬遷、原樣復制的彭真晚年患病期間的工作、生活場景。

    房間地板用本色木條鋪成,墻面是最常見的白灰墻,窗簾則是只經過最簡單縫紉的長方形金絲絨布。兩只會客用的單人沙發,式樣簡單到只在懷舊影片中才能見到。辦公桌式樣同樣普通,桌上,老人讀到一半的書靜靜扣放著……1991年,89歲的彭真因患中風病,右側肢體活動受限,家中的病房從此成為他學習、辦公和會客的主要場所。這個房間里,一張白色的老式鐵管床是早些年北京醫院淘汰下來的。一旁,有一張架在床邊可以推動的簡易活動桌,病中的彭真,便是用這張桌子讀書看報,就群眾關心的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由秘書記錄,再用左手吃力地簽字,以供送往中央。而據趙維孝回憶,老人患病后,因右手不能寫字,曾用左手托著右手寫,有時還用布帶子吊起右手來寫。

    紀念館常務副館長楊士彪介紹,對彭真病房的整體搬遷,是在2005年初夏。當時,他們意外發現館內二層有一間辦公室的大小格局,竟與彭真所住病房幾乎完全相同。征得張潔清老人同意后,他們將陪伴彭真度過生命最后幾年時光的家具和其他物品搬遷回來,復制出這一場景。屋內所有陳設,均最大程度地保持了原貌。老人身居高位時的質樸生活、身患重病后對國事的牽掛,和與病魔頑強抗爭的精神,深深打動著駐足此處的每一位參觀者,有人在留言簿上如此寫道:老一輩革命家說得好,做得更好!

    青春年少時從這里出發,生命落幕后又回到這里,化為一座令后來者仰望的豐碑。如果說生命是一場旅行,那么彭真一生的行進,始終只有一個朝向——真理。一生求真,一生是真。“彭真”二字,他應當之無愧。

彭真生平

    彭真(1902年-1997年),原名傅懋恭,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今侯馬市)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在民主革命時期,歷任中共太原支部書記,中共天津市委書記,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書記,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代部長、部長,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長,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政治委員,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市長,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本文來源:三晉都市報,本文作者:翟少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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