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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常風先生

  今年是常風先生(1910——2002年)誕辰100周年,本月中旬,在太原萬象書城將舉辦一個學術紀念活動,并編輯出版《常風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

    常風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貢獻,近年來得到很多學者的重視。組織人謝泳說:“我希望通過此次紀念活動,總結這位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做過貢獻的山西學者的文學史地位,同時也提示,凡為社會做過真正學術貢獻的人,無論他們生前的世俗地位多么卑微,后人總會記起。生命最終都要消失,但真的學術將會長存。”

    常風先生去世已經8年了。去世前,差不多有10年的光景,我曾多次去過常府。現在回憶當年的情境,不由人唏噓再三。斯人已逝,風范不存!

    說起來真是糊涂,我在山西大學上了幾年學,竟沒有見過常風其人,或許在校園里見過而不認識。名字是知道的。他的夫人郭吾真先生,是我們歷史系的教授,“文革”風暴起來后,教師和學生常在一起開會學習,我知道郭先生的丈夫叫常風,是外語系的教授,卻不知道還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名的編輯家、書評家。

    上世紀90年代初,我的興趣轉向現代文學研究,看到香港學者寫的《中國新文學史》上,多處引用常風的話,又看到一本 《錢鍾書傳》,也說到常先生的事且有贈詩,遂起了拜訪的念頭。沒幾天是國慶節(1991年),與妻子一起去了山西大學。畢竟是老學生,稍一打聽,便知道了常先生住在幾樓幾號。

    開門的是郭吾真先生,我說了自己在學校時的名字,先生還記得,邀入書房,不多時常先生就出來了。個子不高,氣色還好,微胖,行走有些遲緩。畢竟是82歲的老人了。他在藤椅上坐下,說這樣舒服些,而讓我們坐在室內僅有的一對沙發上。郭先生也在一旁落座。

    常先生與錢鍾書是清華的同班同學。《錢鍾書傳》中,說到錢上大學時,曾說清華大學沒人能教得了他,后來在西南聯大教書時還說過,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三位也都是常先生的老師,我問錢是不是這么狂妄。

    常先生笑笑說,錢鍾書很有學問,也很有才華,能說出這樣的話,多半是一時戲言,不必當真,若真是這樣,也就不必上清華了。既然上了幾年,這幾年中總還是上過課的,怎好說沒人能教得了自己呢。他也是葉公超先生的學生,葉先生二十出頭就獲得英國劍橋大學的學士學位,是清華的名教授,想來錢鍾書不會說葉先生的壞話。說到這兒,常先生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書遞給我,《葉公超紀念文集》,臺灣出版,是葉先生的家人給他寄來的。他也寫了一篇懷念葉先生的文章,將在臺灣的《聯合文學》上發表。在校時,他和錢鍾書交情甚篤,前些年還有通信,錢每有新著,總會寄他,現在都已年邁,聯系也就少了。

    他的話語緩緩的,咬字清晰,不帶一般山西籍老人常有的土音。這或許與他多年在北京上學教書,教的又是英美文學有關吧。神態安詳閑遠,正是那種飽經憂患,洞明世事卻又與世無爭的老學者的風范。

    閑聊中聽出,常先生不光和葉公超很熟,和朱光潛、周作人、沈從文等文壇名家的關系也非同一般,和李健吾還是清華時期的前后同學。畢業后,1933年清華畢業后,曾協助葉公超、梁實秋辦過《學文》雜志,后來又協助朱光潛、沈從文辦過《文學》雜志;抗戰勝利后,又協助朱光潛、楊振聲辦過復刊后的《文學雜志》。以常先生的經歷,想來對當時文壇的軼聞掌故,定然知之甚詳。

    像葉公超這樣留洋回來的教授,居室布置也是很洋氣的吧?

    洋氣談不上,風雅是夠風雅的了。常先生仍是那么平和地說,頭微微上仰,似乎回到了那個久遠的年代。這樣具體而微的話題,不臧否人物,最能撩起老年人的談興。

    1929年考入清華后,冬季的一天,他和錢鍾書去看望葉先生,其時葉先生也剛從暨南大學應聘到清華任教,不過二十四五歲,住在清華園北院的教授住宅區。這兒原是清華學堂初建時,專為外國教授修建的,一律西式平房,葉先生住在北邊中間的一套。門前是大片的草坪,整潔幽雅,很是安靜。大約第二年夏天,移來幾桿竹子栽在南窗前,等竹子長起后,便給他的書房兼客廳的那間大屋子起名為“竹影婆娑室”。還請老詩人、漢魏詩賦專家黃晦聞先生寫成橫批,懸掛在室內窗上方的白粉墻上。坐在他的書房里,確實能看見竹影搖曳。不久葉先生就結婚了,室內并未添置什么新家具,只是書架上多了一排十來本的精裝書,是路卡斯編的《蘭姆全集》和路卡斯寫的《蘭姆傳》,皮脊上燙金的字和圖案,十分耀眼。葉先生最喜歡蘭姆的文章,胡適、溫源寧等老朋友便買了來,作為禮物送給他。那時文化人之間的交往,也是力避凡俗追求高雅的。

    抗戰爆發后,葉先生只身赴南京,請纓報國,教育部委派他去后方籌建西南聯合大學,直到第二年才抽身回到北京 (當時叫北平)安排家屬南行。就是這次北來,他還負有使命,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聯大敦促周作人和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相機南下,以免為日偽所利用。事先有信給常,告知此行的目的。其時常先生在北京藝文中學教書。

    很自然的,又談起了周作人的軼事。

    周作人也是個很風雅的人,和葉先生不同處在于,葉先生受的是英美教育,周則全然中國士大夫的作派。平日去了周家,周先生總是邀他到書房里敘談,就是現在好多書上常提起的苦雨齋,可能是因為院子地勢低洼,下水道不好,一下雨滿院子都是水,主人深以為苦,便給書房起了這么個名字。倒也耐人尋味。叫苦雨齋,別以為是房子也窄小,不是的,那是一所典型的中國舊式房子,高大寬敞,室內藏書很多,陳列也很講究,都整整齊齊擺放在帶有玻璃門的書柜里。室內也不懸掛什么字畫,給人的感覺是整潔樸素,書香盈室。“苦雨齋”三字,系名書法家沈尹默手書,寫在一條小橫幅上,裱糊后嵌在一個木框里,就擺在桌子上。

    熱天去了,周先生見面第一句話就是請寬去長衫,若你認為在一位長輩面前脫去長衫不太禮貌而不便遵命時,主人就說,那我也得穿上長衫了,這樣你就不好再拘泥禮節而只好從命了。主客各自就座后,周先生會遞給你一把扇子,隨即仆人便奉上一杯茶,然后就從從容容地談起來。周先生說話聲音不高,細聲款語,又懇切又有味道,與之接談,很受教益。他多是午后去,經常碰上錢玄同先生在座。

    那次葉先生一到北京,第二天常就陪葉去拜訪了周,因為過兩天周還要請葉來家中用飯,沒坐多久就告辭離去。回來的路上,在車里,葉說他看到苦雨齋的書柜里,立著一張日華什么會開會時的合影留念,很為周的處境擔憂。果然,第二次去周家吃飯時,無論葉怎么勸說,周只是強調家里拖累太大,走不開,始終沒說一句讓葉放心的話。

    也就在這之后,在上海的李健吾也很關心周作人的狀況,多次來信問詢,并要常寫篇短文報道周的近況,在上海的報上發表。常遵命寫了篇短文,名為《歲寒而知松柏之后凋》,希望周縱然不離開北京,也會作個伯夷式的人物。同時附去周剛送他的一首 “游僧詩”,內有 “劈柴挑擔亦隨緣”之語。李健吾接到后回信說,既是“隨緣”,敵人拉他下水他也會下的,“大不妙”。不過還是將常寄去的文章安排發表了。

    1943年后,常先生在中國大學文學系任教,抗戰勝利后,又在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直到1952年全國院校調整,先被分配到新華社,山西師范學院院長趙宗復聞知后,到教育部將常先生要回山西。能以所學為桑梓服務,當時常先生是很欣慰的,至于1957年的災難,那是萬萬沒料到的。

    談到自己的成就,常先生謙遜地說,他一生都是個教書匠,辦刊物和寫作,只是余興,能與當時那么多文化名人觸識共事,不過是機緣而已。平日寫的文章,也不留心收集,僅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出過三本書,一為《棄馀集》,一為《窺天集》,還有一本據英文翻譯的希臘田園故事 《達夫尼斯與克洛衣》,即周作人幫他校閱過的那本書。還談了1927年在太原上中學時,與同學宋劭文、高仰慰(又名遠征,高長虹三弟)等人共辦石燃文學社時的情況。從少年時就喜愛文學,倒是不假的。

    聽常先生一席話,真好比看“中國現代文學秘史”之一章,這些事情很少有人寫過,尤其是這些名家的為人行事,甚至書房情調,更是聞所未聞。坐的時間不早了,老人身體欠安,不便過多叨擾,我們夫婦也就起身告辭。看得出來,對我們的冒昧來訪,常先生和郭先生也不太反感。臨別時我將帶去的《錢鍾書傳》送給了常先生。

    說話到了1994年,秋季的一天,謝泳從山西大學回來,帶給我一篇常先生文章的復印件,是發表在臺灣《聯合文學》上的《回憶葉公超先生》,前年拜訪時他曾提到過。時過一載,他老先生還記著這件事。空白處一行小字,“敬請石山同學兄教正”,同學已是抬舉,后面還特加了一個兄字,老一輩文化人就是這么謙和。

    這次去常府,謝泳看到蕭乾給常先生的一封信,說常是當今幸存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北方文壇惟一的知情人,勸常多寫些回憶文章。謝泳還告訴我,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中,兩次提到常風。過后翻此書,才發現當年夾在書中的那個紙條。

    這樣一位文壇耆宿,回到山西,竟一直沉默無聞,與文學界沒有任何聯系,真是大可駭怪的事。聯想到石評梅、高長虹、李健吾諸人都是走出娘子關才成就了一生事業與功名,心里一悸,莫非太行山也像淮河一樣,在將地域分作東西之時,也將物產判了橘枳之別?

    也是這次去常府,謝泳還帶回幾本常先生的舊著,其中有他的《棄馀集》與《窺天集》。夜晚,燈下,我翻看著《窺天集》里的文章。忽然,從書中掉下一頁紙來。上面寫著清秀的蠅頭小楷,細細看去,不由人感慨萬端。這是常先生前些年寫的一頁札記,記述了《窺天集》中一些文章的來龍去脈。更重要的是,還記下了當年的一些宏偉的計劃。比如,說到《小說的故事》時說:“擬寫之《小說的藝術》之第一章,計劃寫十萬字。此文寫就數日,抗日戰爭勝利,初不意日月同光即在目前也。”

    從這樣的文字中能看得出,常先生是個胸懷大志的人。若曾經的中國不是那么戰亂頻仍,后來的知識分子不是那么垂頭喪氣,常先生個人沒被錯劃為右派,以先生之學力與勤勉,別說這篇札記中提到的這幾本書,就是再來幾本也是能完成的。20年的大好光陰就那么白擲了,我的眼前一片模糊。錢鍾書當年贈詩的詩題中,借蘇東坡的話勸老同學“且復忍須臾”,須臾可忍,20年呢?如今倒是日月同光了,而84歲的老翁身陷病榻,空馀一腔大志,心中的凄苦又向誰去訴說?這才是人世間最可憤慨,也最令人“危心酸鼻”的事。

    那次去山西大學拜訪常先生時,我曾作了詳細的筆記,說是回去想寫一篇介紹常先生的文章,他說你現在別寫,等我過世了再寫吧。

    先生過世已8年了,感謝《太原晚報》的朋友,約我寫這篇文章。不完全是為了常先生,不管有多少的遺恨,他已有的成績終將得到世人的承認,而是為了我們這些后來者,為了警戒和振興山西多少年來荏弱的文化風氣。

本文來源:太原晚報20101105,本文作者:韓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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