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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現的北方儺舞——襄汾縣趙雄“花腔鼓”調查報告

 

 

 

 

 

  襄汾縣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縣名始于1954年,是由原襄陵縣和汾城縣合并而成。原襄陵縣為春秋時晉國大夫筼筜的封邑,公元前621年晉襄公死后葬此,故稱此地為襄陵。西漢始置襄陵縣,屬河東郡。王莽時改名為干昌縣。東漢復名襄陵。北齊天保七年(556年),襄陵縣并入禽昌縣。隋大業二年(606年),復名襄陵縣。唐元和十四年(819年),移治于汾水西岸宿水店,即今古襄陵村。宋天圣元年(1023年),又移治于晉橋,即今襄陵鎮。原汾城縣為周康王所封唐叔虞的小兒子公明之地。戰國時期為魏國城邑。西漢在此置臨汾縣,縣。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分臨汾縣北境設泰平縣。北周改為太平縣。唐貞觀七年(633年),太平縣移治敬德堡,即今汾城鎮。襄汾縣東臨浮山、曲沃、翼城,西傍鄉寧,南毗曲沃、侯馬、新絳,北連臨汾。東有塔兒山(屬太岳山脈),西有姑射山(屬呂梁山脈),汾河縱貫縣境中部,為臨汾盆地的組成部分,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古有“金襄陵、銀太平”之稱。從縣城往西南走20公里,就是以“花腔鼓”而著名的趙雄村。花腔鼓,在鼓樂發祥地晉南誕生,透露著三晉儺文化的信息,它別具一格的獨特魅力,堪稱是中國鼓王國的一朵奇葩。花腔鼓的發現,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北方儺資料匱乏的現狀,對研究儺文化這一邊緣學科,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下面,對趙雄花腔鼓作一簡略介紹。

  一、“花腔鼓”探源

  在我國民間,流傳著一種以佩戴面具、驅邪逐疫為主要特征的文化現象,人們把它稱為“儺”或“儺文化”[1]。儺,是原始宗教信仰的產物;是驅邪除疫、禳兇納吉的一種歷史悠久的神秘儀式;是中國最古老、傳統文化意蘊最深厚,也最具生命力的活態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包括儺儀、儺戲、儺舞、儺俗等領域。儺文化在我國流傳十分普遍,但大都蘊藏于長江流域和西南各省,北方地區留存相對較少一些[2]。趙雄花腔鼓應屬儺舞,儺舞是由儺祭發展而來。黃竹三先生認為“儺祭則是先民的另一種宗教活動,它和賽社祭祀不同,不是為了向神靈祈福,而是為了驅疫禳災”[3]。在舉行儺祭時,由人扮演方相氏,《周禮·夏官·方相氏》中記載: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4] 由方相氏帶領“百隸”在各房室中搜索鬼疫而逐之。《后漢書·志第五·禮儀》記載更為詳細: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皂制,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日,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仆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5]子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歹兇),(月弗)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兇,赫女軀,拉女肝,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后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歡呼,周遍前后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

  表明漢代宮廷儺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增加了“十二獸舞”表演者身披獸衣,頭戴形態各異的面具,一邊舞蹈,一邊追逐惡鬼。正是“十二獸舞”的出現,標志著儺舞從儺祭的母體中發展而來。

  從敦煌文書寫本中我們發現,唐代儺儀中的儀式主體方相氏已變成了民間傳說中專門捉鬼的鐘馗。敦煌文書寫本有“萬惡隨于古歲,來朝便降干祥。應是浮游浪鬼,付與鐘馗大郎。從茲分付已訖,更莫惱害川鄉。”[6]寫本還詳細描述了鐘馗的外在容貌特征為“領取銅頭鐵額,魂(渾)身物(下加心字)著豹皮,□使朱砂深赤,咸稱我是鐘馗。”[7]

  從《夢梁錄》中“禁中大儺”儀式的記載看,宋代儺儀的表演性成分更明顯:禁中除夜呈大驅儺儀,并系皇城司諸班直,戴面具,著繡畫雜色衣裝,手執金槍、銀戟、畫木刀劍、五色龍鳳、五色旗幟,以教樂所伶工裝將軍、符使、判官、鐘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門戶、神尉等神,自禁中動鼓吹,驅祟出東華門外,轉龍池灣,謂之‘埋祟’而散。[8]

  此時,作為儺儀主體的方相、十二獸和侲子已為將軍、符使、判官、鐘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門戶、神尉等替代,且由伶工扮演。儺祭中的形象不同了,但任務卻沒有改變,仍然以驅鬼逐疫為目的。

  關于趙雄花腔鼓的產生年代,有待考證。襄汾作為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十萬年前丁村古人就在這里繁衍生息,1980年,在襄汾陶寺鄉一帶發掘出了我國較早的禮樂重器土鼓、鼉鼓、特磬等,多種與文明起源密切相關的物質遺存。這件鼉鼓距今四千多年,由此可見襄汾鼓文化的久遠,而趙雄村距離春秋時期晉國國都古絳遺址僅有2公里[9],是晉國上卿,趙盾后裔聚居地,深厚的文化積淀,為花腔鼓這一特殊鼓種的產生創造了條件。當地人們都認為其產生于唐代,依據有:一是傳說;村民白天才說:“花腔鼓據說就是在唐朝貞觀年間,當時李世民是個明君,而李世民的陽壽到了,陰朝地府的判官因感于唐太宗李世民為國為民之情,不忍世因主而亂,所以私自改了生死薄,為其增加了壽數,而觸犯了天條,依律當誅,但玉皇感其為民之初衷,從輕發落,給予游鄉示眾,有一名叫花慶的鼓師為判官之舉所動,回家后苦思冥想,七天水米未進,到第七日子時,番然醒悟,于是操鼓而擊,為后人留下了這鏗鏘激昂、節奏明快、獨樹一幟的精美鼓樂”后世為紀念他,起名曰‘花慶鼓’,也稱‘花腔鼓’”。二是從表演者使用的樂器拍板來看,《舊唐書·音韻二》有:“拍板,長闊如手,厚寸余,以韋連之,擊以代拍”的記載。如果說花腔鼓真正產生于唐代,就將《夢梁錄》中記載的判官驅鬼的儺舞活動向前推進了一百年。有關判定還請學者們考證,筆者只作簡單介紹。

  二 花腔鼓的演出體制

  1、演出時間及場合

  花腔鼓的表演主要在元宵節和辣椒豐收后。元宵節鬧社火是中華民族一種古老的民俗,自宋元以來經久不衰,歷久彌新。在晉南,鼓永遠是社火中的主角,在各種各樣豐富多彩的鼓樂表演中,花腔鼓以其獨特的風格,顯示著特有的文化魅力,深受人們的喜愛。花腔鼓表演的內容為《五鬼鬧判》的吉祥戲,是一種以儺舞的形式從反面震懾、感化人。

  趙雄花腔鼓一般以場地表演為主,表演時鼓樂隊分兩排或八字隊形,除開頭、過門、結尾每段反復一次,判官和小鬼的表演是在鼓樂打擊伴奏中進行的,判官的表演俗稱“踩鼓心”,即鼓者敲鼓心,判官就開始走臺步,并左右巡視,敲鼓邊和鼓槌相傾時,判官就原地隨著鼓樂節奏做撓頭、咬牙、晃肩等動作。一般判官和小鬼的表演動作,配合沒有固定的格式,有的抓耳,有的撓腮,有的拔胡子、有的打屁股,表現力判官的虛張聲勢和眾小鬼歡鬧的情景,而三十六位身著戲裝戴面具的擊樂伴奏者在表演時也間以跺腳、跳躍、吶喊助威來烘托氣氛。花腔鼓突出了一個“鬧”字,極富幽默意味。

  2、角色及其裝扮

  表演時,判官頭戴判官帽,面戴猙獰可畏的判官面具,耳掛紅髯,身穿紅官服,足登高方,一手高擎虬杖,一手握笏板,威風凜凜,怒目巡視。五個小鬼頭戴蓬頭假發,臉罩小鬼面具,身著戲劇中的跨衣、箭衣、靠和龍套衣,腳蹬快靴,其中一號小鬼手舉遮陽傘,二號小鬼手持摺扇,跟隨判官左右,三號小鬼手舉要命錘,四號手持索命牌,五號小鬼雙手持一條長鐵鏈。五小鬼不停地前后左右蹦跳著,在圍觀的人群中尋找要捉拿的惡人,其表演非常富有情趣。同時,周圍有鼓樂伴奏,分八組,每組四人,一人擊鼓,一人擊鑼,一人拍夾板,一人敲梆子,八組鼓樂舞者,稱八面威風。演員進出口處是兩面大鼓更是威震四方。鼓者也都是鬼怪裝扮,全部戴鬼卒面具,頭兩側是扇形紙花,掛紅、黑、白髯口,身著戲中的跨衣、箭衣、靠和龍套衣,腳蹬快靴,八個服飾,面具相同,這樣一種特殊的鼓樂,只流行于襄汾縣趙康鎮趙雄村。

  3、面具及其制作

  從花腔鼓表演者所帶的面具來看,更為獨特,由于花腔鼓是由古儺舞演變而來,儺舞是古代進行驅除惡鬼邪魔的祭祀儀式時跳的舞蹈,所以它起源于原始巫舞,跳舞時頭戴各種邪惡的假面具,手持各種兵器,表現驅鬼捉鬼的內容。花腔鼓中面具的制作方法也很特別,襄汾縣趙康鎮趙雄村村民趙國昌說:“做面具的時候,先用黃泥加棉花,打成泥胎,泥胎整形,基本上有了人形(人的面部形狀),干了以后,用毛頭紙抹上漿糊,一層一層貼起來,然后,在披灰、打磨、上彩,晾曬以后基本上就制作成了。”趙國昌先生還強調:“現在所用的是1980年時做的,現在能做,但沒有以前老人們做的好了。”

  4、曲牌(鼓譜)

  花腔鼓作為一種民間藝術表演形式,鼓譜和擊打表演獨具特色,鼓譜每打完一段,要接著打一個【風攪雪】,原稱【小唐王亂點兵】的鼓點以作過渡,采用了換頭留尾的手法,變化頻繁,形象生動,曲牌主要有【小得勝】、【大得勝】、【珍珠倒卷簾】、【風攪雪】、【鳳凰單閃翅】、【鳳凰雙閃翅】、【廈坡滾核桃】、【八仙過海】、【摘豆角】、【老虎呲牙】、【單蹩腳】、【雙蹩腳】等。丁村民俗博物館研究員陶富海說:“在北方來講,我們襄汾縣趙雄這個花腔鼓,實際上就是儺舞,它還沒有形成戲劇,它這個最最古老的形式就是說從商代演劇到唐代這一段,它歷史既久遠,形式又原始,所以,從中國北方民間文化來講說它是最古老、最原始、最具有代表意義的一種原始文化。這樣一個獨特的儺舞形式在民間能夠保存下來,除了它深得民心,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外,最最主要的是表現了我們這個民族一個從善的心理,懲惡、揚善,做善良的人,這是人們真正從心底里的追求。”

  三 花腔鼓的現狀

  花腔鼓因其別具一格,曾經在我國著名導演何平導演的電影《炮打雙燈》[10]中作為場景表演,其表演形式早已跨越國界,但是對于它的歷史、藝術、民俗等方面的價值還不夠重視。而這樣一種鼓樂,如今受市場經濟和現代人的生活影響和沖擊,傳承和發展遇到了極大困難。趙雄村村委主任張明學說:“現在外出打工的人多了,這會咱村里打鼓的人越來越少,原來咱出外打鼓十二面鼓,一共下來全套出去是五十幾個人,這會兒就是人數湊不齊,湊不齊的話,就只出八面鼓,正好八面威風嗎。”

  由于傳承和發展經費短缺,能夠完全掌握花腔鼓表演藝術的藝人屈指可數,花腔鼓的傳承瀕臨滅絕的邊緣,針對這些狀況,襄汾縣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護和發展花腔鼓這一稀有鼓種。2007年,對花腔鼓表演團體給予了表彰獎勵,2008年,襄汾縣委縣政府實施文化惠民工程,將包括花腔鼓在內的傳統民間文化納入到保護和開發的范疇,以“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正在傳承人培養,表演隊伍培訓、資金支持、文化產業開發等方面進行著大量的工作。他們的保護原則是“修舊如舊”,盡可能還其花腔鼓原貌。

  花腔鼓,這一特有的鼓種,這一傳統文化的瑰寶,一定會得到良好的保護,持續的發展,永遠行進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長河中。

  王潞偉,生于1983年10月,男,山西省長治市郊區人,

  [1] 宛志賢《貴州古儺》,貴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2] 就山西省而言,已發現的儺文化有:曲沃任莊扇鼓儺戲、上黨隊戲、壽陽愛社、晉北賽戲。

  [3] 黃竹三《戲曲文物散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頁。

  [4] 《周禮?夏官?方相氏》

  [5] 《后漢書?志第五?禮儀》

  [6] 法·謝和耐等著《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耿譯,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976頁

  [7] 《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第2055頁。

  [8] 南宋·吳自牧《夢梁錄》,傅林祥注,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版,第76-77頁。

  [9] 晉國國都古絳——《史記?晉之世家》載:“獻公八年,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

  [10] 《炮打雙燈》馮驥才著,何平導演,西安電影制片廠1993年出品,獲得第四十二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評委特別獎提名獎;第十四屆夏威夷國際電影節大獎;第十四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合拍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美術獎。獲西班牙圣·塞巴斯蒂第安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獎和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提名。
 

 

本文作者:王潞偉;本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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