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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如何突圍?

  步入怪圈

  在山西,流傳這么一個故事:

  一個忻州小伙在山坡上放羊,有路人經過此地,問放羊娃:“放羊干什么?”答:“賺錢。”再問“賺錢干什么?”“蓋房。”“蓋房子什么?”“娶媳婦。”“娶媳婦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

  這本是個讓人解悶的笑話,讓將此模式套用山西的煤資源經濟,便可發現另一個循環怪圈:窮了挖煤,挖煤變窮,越窮越挖,越挖越窮。

  這在以資源輸出型的經濟區域是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憑心而論,這不能怪山西。長期以來,山西服從于全國的產業布局,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既作出了重大貢獻,又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它帶來的后果是產業結構單調,環境破壞,污染嚴重,持續發展缺乏后勁。

  山西像一支蠟燭,燃盡自己,照亮別人,而自己一無所有。

  但如果用理性、冷靜的眼光打量山西。造成目前的這種窘境。又不得不怪山西人自己。畢竟,過去幾十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里,山西有許多許多的機遇,只要真正把握住了其中的一兩次,山西是能夠走出這種循環怪圈的。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日新月異,當別人都在勇敢的摸著石頭過河時,山西人仍舊守在河邊。思維的慣性已突不破煤經濟模式,而煤經濟產生的后果又積重難返。

  觀念的守望,現實中環環扣扣的難題,已使山西人要完成一次新的跨躍變得很難很難。


  弱勢心理

  有點年紀的山西人都會記得過去的輝煌。在過去商品短缺時代,每逢過年過節,外省人總要來山西“慰問”。當時是“洋氣”的上海輕工產品,山西人幾乎與上海同時流行。再精明的南方人在山西人面前,總要看山西人的臉色行事。山西人到外地出差、辦事,風風火火,一帆風順。迎來送往,山西人底氣很足。

  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或許還應驗了那句老話。當現實的差距明顯擺在面前時。憂慮、嘆息、憤懣、知恥、牢騷、指責、思考、探究……各種心態雜陳。而當追問造成差距的原因時,當尋求解困之道時,究竟又有多少人能作出自省與理性的深層次反思呢?

  落后像一口沉重的大鐘,罩在山西人頭上,外面有人在敲,里面也有人在敲,于是聲聲緊促而又失去了節奏,致使人心亂如麻。

  曾有學者指出:當下的山西人是山西有史以來自信心最低落的時候。有太多的抱怨,而且抱怨自己少,抱怨別人多。

  落后與貧困真不是好事,它使人產生一種折磨人意志的弱勢心理。


  自強意識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山西人“不應有憾”。

  潮起有潮落。事物的發展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螺旋式上升過程。如果用辯證法的角度來觀照今天的山西,面前的低谷或許正是明日高峰的前奏。

  自古山西人杰地靈,英雄輩出,血脈中涌動的是自強的血液。不說指點江山的精英;不說安邦定國的偉人,單純從經商的角度看山西, 100多年前的晉商所揮灑的靈氣和才華,應是任何史家都不能小覷他們完全能夠贏得后人的尊敬。

  盡管過去的晉商與今日的山西人不能相提并論,但學文明識,回顧以往是為了前瞻未來。即便是在市場經濟時代山西人也并不缺乏經天緯地的人才。

  給他們一個支點,讓他們去撬動地球,啟動山西經濟高速發展的車輪。

  然而自強意識的確立卻不是靠我祖先也富過的心態扶持的,而是需要靈與肉的苦練甚至煎熬而成。

  山西人最需要尋找的是什么?是要找出落后的最深層的原因。盡管導致目前山西落后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絕大多數的山西人都意識到了一個最關鍵的原因——觀念的滯后。

  觀念這個詞是個如今幾乎已用濫的詞。或許正因為用得太濫而使它原本的沖擊力被媚俗的世態所掩沒。如果濾去蒙在它表面的浮塵,還原其原始的張力,便不難發現,它確實是一面鏡子。

  直面現實,其實只需回答:什么觀念滯后?


  洗滌心靈

  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

  在回答什么是觀念滯后這個問題時,或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

  首先需要確認一個座標。

  當前的現實是:三五年淘汰一撥人或者說是一代人。而這種淘汰機制的潤滑劑便是觀念的更新。

  由此切入山西的現實,便不難得出答案。山西的落后,深層的根源在于市場經濟觀念的滯后與市場機制的不確立。

  山西,在尋求突圍之路時,最應該做的應該是真正徹底的開展一次思想解放運動,進行市場經濟意識的重新啟蒙。

  不是走過場,不是作應付,而要從內心深處作一次心靈的洗滌。這種洗滌不是我提著水潑向別人,而是首先潑向自己。

  反省與反思從人人做起,并且一個都能能少,我用必須改變把過錯歸咎于別人“天下皆濁我獨清”的怨天尤人習慣,我們要敢于面對落后的現實,勇于承載負重的責任,最根本的是對自己有一種反省的痛悟,解剖的悲壯。我們需要的是一次思維的整合。


  換種活法

  我們曾經采訪過許多山西人和在山西的外省人(包括溫州人),在回答山西這幾年為什么不如別人時,我們得到許多答案。

  山西人太聽話,外面缺煤我們就挖點煤,運不出去我們就修路。外面缺電我們就建電廠輸電,服從大局誠然應該,但太缺乏自主意識。

  山西人愛走官道,市場機制的不確立使官道成為唯一的向上走的陽光大道。因為社會環境沒有給許多有志者,提供更多的機會。

  山西人愛內訌。有人說:山西的官最難做,事最難辦。這幾年從媒體上所得出的山西印象是:山西成了全國問題最多的地方。各種媒體上關于山西的問題報道頗多,而且往往成為“大事件”其中并不缺乏自我作踐,自我拆臺的因素。

  山西人懶。自然條件的不足(如缺水)使農民們愛曬太陽,而城里人既便是下崗,也不愿做服務人的事,工人老大哥“主人翁”意識使他們大錢賺不了,小錢不愿賺。以致于溫州人等外地人紛紛來山西,“赤手空拳的來,大包小包的回”。而本地人又抱怨,錢都讓外地人賺走了。

  山西人的包袱太重,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所留下的機制沒法轉型,積重難返。這樣怎么能比那些輕裝上陣的人跑得快。

  山西的“官”太多。如山西3000多萬人,有119個縣,而山東9000多萬人只 130多個縣。一級政府幾套班子,財政供養人員太多,而每個機構都要“吃飽”,還要相互攀比。于是各種“收費”項目不窮,而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

  山西的人才出去多進來少。進來了又難以留住,是人才千方百計往外走。

  山西的產業結構不協調,單一。

  山西的經濟發展政策變化太大,“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持續性差。

  山西的環境破壞嚴重,治理難度大…………

  我們在山西的多次采訪中,深切感受到了山西的陣痛。

  確實,現實中的山西,存在許多堆積如山的問題。我們如3000萬山西人一樣,面對現實產生強烈的困惑。同樣,像山西人一樣我們覺得山西不該有如此的現狀,山西完全有能力也有條件從當前的谷底走出。

  山西像一顆鐵核桃,需要用思想的重錘砸開堅硬的外殼,然后去品嘗果肉的芳香。

  其實,無須給山西人開藥方,我們也沒有資格為山西人開藥方,因為我們本身就不具備一個醫生的資格。而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在采訪中看到、聽到、感受到了山西人的自覺反省意識和行動。

  山西人已經意識到了他們最需要的是什么。他們認為——

  山西需要洗去腦子中的“粉塵”。
  山西需要解決行動上的“曬太陽”。
  山西需要徹底“換一種活法”。
  山西需要成為3000萬個“溫州人”。
  山西需要全體三晉人集體“走西口”。
  山西需要“鳳凰涅磐”。


  山西的產業結構調整

  山西病了。

  得的是結構失調癥,正如人的內分泌失調一樣。身體的各項功能出現了紊亂。

  且不說山西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80年代初的全國中上游已經下降到1999年的下游水平,且不說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在全國的排位已到了倒數位置,單看山西的污染程度,已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城市上空籠罩著污染粉塵,汾河水質受到嚴重污染,有的河段變成黑河、臭河,到處可見的煉鐵爐,煉焦爐,向天空排放著黑漆般的濃煙。

  無須再羅列數據和現象。

  山西病了的事實,山西人自己最清楚,也是他們自己最先發現的病癥。

  山西人已經找到了山西的病根在于它的經濟結構。長期以來,由于得天獨厚的煤能資源優勢以及歷史的種種原因,山西現有的一萬多個工業企業便主要圍繞著煤礦轉,以至于在產業結構上,以至資源配置上。形成少見的單一格局。重工業的比重太大,而且效益又低。隨著國內煤炭市場的滑坡,煤價下降,光去年一年,僅煤價下降因素而使山西損失30多億。

  山西人認為自己“第一產業基礎不牢,第二產業效益不高,第三產業發展不足”。

  山西生產的大多數產品是傻、大、黑、粗的低附加值、低效益、高污染產品,像電子、通訊設備制造這類新興高科技產業實現的利稅,在山西微乎其微。

  山西的病因有歷史的原因。

  長期計劃經濟時代,作為“能源基地”的山西,服從于全國的產業布局,為全國經濟的起飛作出了巨大貢獻。無疑,山西的“能源基地”建設是成功的。這是對全局而言。但這種成功對山西而言,卻并沒有能夠帶動山西的經濟快速發展,相反,耗費了那么多的資源、造成了那么多的污染,其綜合經濟勢力卻成了全國“倒數”。

  山西人很委屈,像累死累活為“主人”干活的“長工”,累出了一身疾,卻分得的“紅利”老少。

  除了歷史原因之外,山西人自己也要打板子。

  首先是眼光短淺。自以為自己本錢足(有資源),沒有利用身體最好的時期用積累進行“干巧活”的轉變,只知賣死力氣干蠻活。第二是僵化、挖地三尺就能出煤來錢,別的活就懶得做了。第三是不智。當別人都“干巧活”而賺了錢時,山西人急了,便百倍地挖煤干蠻活,以為這樣能換回自己的優勢,誰知越蠻干越受窮。第四是鉆牛角尖。只認識自己的煤炭資源優勢,明明輸血過多會造成貧血,還要換大針管抽血。這樣,使自己越來越虛弱,越來越產生負效應。不病才怪。

  據經濟權出人士分析,隨著科技的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分工成金字塔的趨勢愈益明顯。知識含量、科技含量高的產業和產品總是居于金字塔的上層,而生產勞動密集型的最終消費品產業和產品居于下層,而處于最底層的是像山西目前這樣的只提供廉價的原始資源型產品的產業結構。

  目前的世界經濟趨勢是從工業經濟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轉型。知識經濟時代是以知識、科技、人才為要素條件的經濟結構。而山西呢?仍處于最原始的以資源輸出為主的初級產品時代。

  隨著科技利用程度的加快,產業升級和更新換代的速度也愈益加快。以目前山西這樣的產業結構,其發展趨勢的前景如何?山西人應該明白。

  山西人看到了這一點,也了解到了自己“病了”的身體狀況,他們決定自我療治。療治的藥方,山西人自己已經開出了,這就是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

  這是一劑好藥。

  這劑“藥”的“處方”為:以效益為中心,以“一增(培養新的經濟增長點)三優(優勢產業、優勢企業、優勢產品)為主攻方向,以出力產品為切入點,以增量調整為重點,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政府為主要推動力,以金融創新、技術創新和企業家均選擇培育為支撐,推進傳統產業的改造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這劑藥好在它是對癥下藥。它是根據山西的病癥(結構失調)而下的藥。

  這劑藥好在它是能夠“喝”下去的,也即它具有實際的可操作性。

  這劑藥護在它是“溫補藥”。它能在調劑的基礎上起滋補的作用。能使山西的虛弱肌體彌補一下失去的元氣。

  然而,如果要是以挑毛病的眼光,對這劑藥“吹毛求疵”,那么可以說,這劑藥不是一劑猛藥。

  因為這劑藥可以調理病人失衡的功能,可以治“貧血”,可以治“消化不良”,可以治“肌肉勞損”,可以增強”病人”的免疫力,但是卻治不了“病人”的“神經系統紊亂”,治不了“不智”。

  產業結構調整最主要的是確立健康的市場機制,要確立發展經濟的良性機制。機制的建立主要涉及到市場觀念、市場意識以及市場服務手段,包括營造環境等。

  對結構調整的規劃要以一種全球性的戰略眼光來對待。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隨著全球性的產業結構調整而急劇變化,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生產的革命性發展,為人類提供了電子計算機、國際互聯網、超音速飛機、高速火車、超級巨輪、新型材料、空間技術等,它極大地提高了人類的物質生產能力。單純從產業結構來講,“金字塔”型的產業結構可分為許多層次,只有在“占據”高層次的“金字塔”的上層或頂層,才會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誠然,要占據“塔”的上層或登臨“塔頂”是要有條件的。它需要知識、技術、資金,而突出的是人才。因此,必須給未來的發展,尤其是對人才的培養及引進方面,為未來的人才預留閃展騰挪的空間。

  另外,結構調整要從全國大局的高度規定山西的規劃。要從山西在未來全國經濟大局的角色及其所承負的責任的角度來規劃發展的目標。因此,不能以常規的步驟跟在別人后面去并以此為制定規劃的根據。

  自然,這是一種因氣化的模式,它與現實的可操作性方面肯定存在著距離。

  但首先要有遠大的眼光。

  山西作為全國的老工業基地之-,它面前所面臨的結構調整問題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它反映了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由初級的工業化時代向更高級的工業文明、現代文明轉型過程中的現實問題,從而帶有極大的典型意義和普遍意義。山西的產業結構問須能夠順利解決將會帶來巨大的啟示作用和榜樣的作用。

  山西,實際在做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不獨是山西自己的事。每一個曾經從山西的血管中輸進過鮮血的人都不要忘了山西,都應該關注、關照、支持山西。

  因為山西的病有一大部分是為大家累壞的。療治山西是療治我們自己。


在山西的溫州人


  為什么要講溫州人的故事

  在山西采訪,卻插進一段溫州人的故事作為報道內容。出了我們的報道計劃,卻實在讓我們難以割舍。

  圍繞“山西如何突圍”,我們在采訪中,聽到許多的山西人說,要改變山西的現狀,最應改變的是觀念的問題。這自然很正確,而且也是山西人的深切體會。

  然而,觀念作為一個概念,說起來似乎人人都明白,與現實對接時,卻往往使人又難以明白。

  我們不想再重復“改變觀念”的老話,于是,便在山西見到的溫州人中找幾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將他們的故事不加渲染地說出來。以求證觀念的改變首先在于做人、做事的扎實,而不是飄浮。

  山西的一位朋友給我們講了件往事:1988年 8月15日,上海社科院研究財政的一位徐姓教授,來到山西永和縣。當時,永和縣財政收入剛過100萬,這個5萬人口的窮縣,只有一條“盲腸”一樣的路通向外面,當年日本人打到永和時,怕被八路軍包圍,剛進去就撤走了。而徐教授卻發現:溫州人已經“登陸”了永和的市場…無須對此事作更多的評述,但我們覺得實在有必要講一講溫州人在山西的故事。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學一學身邊的溫州人或許有益于我們對市場觀念的真正覺悟。


  小個子大老板

  俗話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這話來形容蘇德生,應該說恰如其份。

  蘇德生,太原華北服裝城的總經理。剪一個平頭,身高 159米,走在大街上,毫不起眼,不認識他的人大概會把他當一個打工仔,而認識他的人或與他打過交道的人,總會對他肅然起敬。

  蘇德生年齡不大,卻作了好多年的“老總”。他這個“老總”不是靠父輩的關系起家,而是實實在在從一個小木匠做起的。

  蘇德生是地道的溫州人,家住溫州樂清,祖輩都是農民。他15歲就來到了山西,在山西呆了16年,如今滿口的山西話,不知底細的人根本想不到他是溫州人。他自己也說,他是在山西長大的。

  如果僅僅把他說的“長大”二字理解為年齡和身高的增長,那未免太粗心,真正細心的人可以從他的“成長”所流露出的神情中。“讀”出豐富的內容。“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當31周歲的蘇德生給萍水相逢的我們述說他的經歷時,給人仿佛一種過來人訴說滄桑之感…….

  蘇德生15歲時與叔父及兄弟四人來到山西榆次,先做木匠。后來發現在山西做服裝有市場,就做起了服裝生意。這是他最苦的一段創業史。他回憶,冬天下著大雪,街上沒有幾個人,可他仍然擺上服裝攤子,指望能賣出兩條褲子,賣出一條他就能賺10元錢。寒風凜冽,他的十個手指都快凍僵了,可他仍不敢收攤。北方的寒冷是他這個南方人從沒經歷過的,瘦弱的他裹在一件舊軍大衣里守著他的小攤,與他相伴的是漫天的大雪。

  第二年,他離開山西,與兄弟幾個分開,到了成都,在成都荷花地又擺了一年小攤。1985年,他又回到了山西,因為“資金小,大城市不敢做,去了黎城。”蘇德生說。當時的黎城縣,幾乎沒什么個體戶,他在縣貿易中心租了半個樓開始做買賣。等到后來黎城做服裝買賣的人多了后,他又去了長子縣,又去開辟另一個新市場。

  在長子縣呆了4年后,蘇氏兄弟幾個在太原匯合,進軍大城市。“當時在太原朝陽街,南方人沒有固定攤位,就到處打游擊。”就是在這種“游擊戰”中、蘇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大。

  1994年,是蘇德生的轉折點。這年,蘇氏兄弟在原太原市安裝公司的地盤上蓋起了太原市最大的華北服裝城。

  說到蓋華北服裝城,蘇德生感慨萬千,他說那是他在山西經歷中最難的一段。

  華北服裝城沒蓋好,蘇氏兄弟就遭遇了官司。原因是他們在準備蓋服裝城時,有關部門要求他們要掛靠一個單位。無奈,他們只得以每年交12萬元管理費、另交100萬保證金掛靠了一個單位。而蓋華北服裝城的所有資金、包括手續等均是蘇氏公司投資的。在蓋了一半時,掛靠單位(市經委下屬一個公司)要求把產權分一半。蘇氏兄弟不服,只好硬著頭皮打官司。官司打了一年半,邊打官司邊撐持著蓋服裝城。蘇氏兄弟覺得一定要保證入城的1000多戶經營戶按時開業,不然沒有了信譽,以后就做不成生意。

  華北服裝城雖然按時開業了,但蘇氏兄弟的官司卻虧了,一次性把150萬元判給了對方。一得一失,歷盡艱辛。

  現在,蘇德生經營的華北服裝城,仍是太原最大的服裝城,有1000多個經營戶,2000多營業員,每年稅與費加在一起要交200多萬元,服裝城里下崗職工占50%。

  蘇德生仍不滿足,他又要在太原建個最大的鞋城。除此之外,蘇德生敏銳地看到西部大開發所帶來的機遇,準備在西安籌建一個大服裝城。

  溫州人就是這么精明,他們不會放棄每一個機會。


  與蘇德生的對話

  記者:我們在山西的采訪中,常聽到當地人說,山西的錢都讓外地人賺走了,你怎么評價這種說法?

  蘇德生:在機會面前,應該說人太平等。像我們溫州人,干得比較成功,并不是說我們就比別人聰明,關鍵是能吃苦。做買賣需要一步一個腳印,像我,從擺地攤做起,到租柜臺,從小縣城做到省城。

  記者:在做生意上,你覺得溫州人與山西人不一樣的是什么?

  蘇德生:主要還是能不能吃苦。在我們老家,一個人要是整天曬太陽,啥事也不做,是會被人瞧不起的。像我們一個老鄉,在太原解放大廈前給人補鞋,補了 7年鞋,賺了40多萬。你說補鞋能要多少技術嗎?山西人喜歡吃大鍋飯,老子退休,小子頂替,都不想干個體戶,好像做個體戶不光彩,現在仍然有人看不起我們。另外一點不一樣的,恐怕是溫州人比山西人做生意實在。溫州人重根基,能做多大生意就做多大,而且總是自己找機會。山西人做生意有點飄,什么好做全跟風,歌城火爆做歌城,桑拿好做做桑拿,保齡球火了又一窩蜂做保齡球。

  記者:你在山西做生意時對當地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來資金方面有什么看法?

  蘇德生:最大的感覺是說與做時不一樣。在我們要投資前,當地人總說得特別好聽,而一旦把資金沒過來了,麻煩就來了。像辦手續,在南方一個禮拜就可以辦好,而在這兒,每個關卡卡一下,一拖兩三個月。還有,碰到騷擾,也沒見人管,像門口被垃圾堵上了、卡車有意堵門、有人有意找麻煩等,大部分全是我們自己疏通關系。其實南方人來北方真正站住腳的少。

  記者:既然這樣,那你認為在山西做買賣前景怎樣?你自己以后是回南方發展還是繼續在北方發展?

  蘇德生:從目前看,我認為在北方做生意的前景還是比較好,因為機會多一些,有空白需要人填補,就有機會。再有一點是,對手的思想觀念落后一點,競爭就弱一些。這是實話。

  記者:以后的競爭是實力和人才的競爭,隨著市場的規范化程度越來越高,你對以后的發展有沒有壓力?

  蘇德生:當然有。因為我初中只念了兩年,現在經常感到做生意時文化不夠。像有些領域我們看到了賺錢的希望,但不懂,不敢做。我們蘇氏公司現在也在摸索,引進各方面的人才,也考慮到讓一些文化水平高、業務能力強的人來參與管理。企業大了,就要不斷改變管理手段。包括這次我們準備在西安投資,就聘請了專業人員來為我們做測算、分析,我們還準備搞電腦聯網,都要請專業人員。對我們來講,做企業目前也需要升級,根據現代企業的操作規則來操作。

  記者:從個人的角度來說,你從當初的一無所有,到現在有了上億元資產,那么你覺得你這么辛辛苦苦做,目的是什么?

  蘇德生:從人來講,人的欲望、追求沒有滿足的時候,人賺多少錢沒個標準。但從我來講,賺了錢,我把錢投向社會,而不是追求個人的享受,是想為社會做點事情。人活一世,如果把想做的事都去做了,就會覺得沒有白活。我爺爺經常對我們講,人一生要多做善事,做有意義的事,不管吃多少苦,也不能違背做人的根本,最起碼,要在死時不能被人罵,要讓子孫們知道,你這輩子沒有白活,而且要讓下一代知道,你這一生活得有意義。


  大學生小老板

  在山西財經大學附近的街道旁,新開了一家經營服裝的小店。有個很有個性的名字,叫女主角。

  女主角的老板是個21歲的溫州女孩,她叫林影,是山西財經大學金融系的學生。

  溫州女孩林影是個在校生,今年才21歲。大學生成為老板,這在北京中關村不算稀奇,甚至有些學有專長的學生,目前就有上百萬的資產。不過,在山西太原,這可是個新鮮事,這樣的事或許只有溫州女孩或南方人才干得來。

  溫州女孩林影為什么要開一家小服裝店?林影說,想嘗試一下,切身體會一下到底什么是市場。

  原來以為林影開服裝店是她家幫助開的。其實不然,林影說,所有的事全是她自己做主辦的,包括租門面、簡單裝修、進貨、雇人等全是她自己聯系的。她說,甚至在目前小店已經開業的情況下,她家里人都不知道。

  林影的小店專做女式服裝,而且消費對象就是她的同學,是專為女大學生服務的服裝專店。

  一邊要上學,一邊要做生意,那么會不會使學業受影響呢?林影告訴我們,“其實并不矛盾。”她的店一般下午開業,下午一到六點是營業時間。她有時間過來關照一下,沒時間就雇人看管,雇的人也和她一樣,是學生。

  林影說,受雇的人每賣出一件服裝是可以提成的。林影并不指望她的小店能賺多少錢,她說,像她的這種店要是開在柳巷(太原的商業街),那效益肯定好。

  林影的父母也在溫州做生意,做的是電器生意,做了十幾年。或許她的經營意識是在潛移默化中得來的。她說,當初上大學她想報考浙江商學院,第二志愿是來山西,她說現在也不后悔。她父母希望她畢業后進合資或外資企業,但她有自己的打算,還是想自己獨自闖一闖世界。

  她說或許畢業后就留在山西,因為她覺得山西的商業機會比溫州要多一些。她說,這里有市場。

  我們問她,在上學期間開個小店,學校的老師、同學怎么看?林影說,大家都認為好,同學們還挺羨慕的。

  我們問她,開業后效益怎么樣?她回答,沒有當初想象的好。但她覺得這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了獨自闖市場的嘗試,這種經歷和體驗是最難得的。

  我們問她,為什么不讓父母知道?林影說,干嘛讓他們知道呢?這是我自己的事。

  確實,溫州人是不一樣。既便像林影這樣的溫州學生,她上學的經歷似乎就是與別人不一樣。

  在許多人把觀念、市場仍停留在嘴上時,溫州人早就在市場中闖蕩了。當許多孩子仍在祈望父母為自己找個好工作時,像林影這樣的女孩已經離開了父母的保護傘,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路。

  “女主角”,有意味的小店名字。

  林影,有個性的溫州女孩。


  兄弟也競爭

  與許多來山西的溫州人一樣,連朋金最初到山西也是做服裝生意。不過現在他不做服裝了,而是開了一家“溫州真味海鮮館”的餐廳。

  連朋金19歲來山西,在山西呆了14年。做過服裝,幫人搞過代銷,也做過經銷。

  有意思的是,連朋金曾在97、98年去上海做過兩年糧食生意,他與上海普陀區一個街道搞聯營,結果賠了幾十萬元。

  “上海人太精”連朋金對上海人耿耿于懷。“他們為五分錢可以跟你吵一架。”

  精明的溫州人碰到上海人也頭疼,而太原的生意比上海好做。這是連朋金得出的經驗。

  “但如今的山西人也比過去精明多了。”連朋金說:“他們現在來吃飯,也是張口閉口要打折。山西人過去比較死板,現在比過去要靈活多了。”

  連朋金說,他家五兄妹全在外首闖。有的在濟南做五金,有的在杭州做羊毛衫。在太原,他還有個哥哥,也是做海鮮生意。原以為他們哥倆是聯手經營,但連朋金說:“他(哥哥)做他的,我做我的。他現在做得比我要大。”

  “那你做海鮮生意是不是跟你哥學的?你們兄弟是不是經常交流,互相關照呢?”我們問。

  誰知連朋金回答得出人意料。他說:“我的腦袋也不比他笨,為什么要跟他學呢?他就是做(海鮮)的時間長一些。”

  連朋金言下之意:他做的時間長了,會比他哥哥做得更好。

  在市場面前,溫州人就是不示弱。


  阿微餐館

  校尉營是太原柳巷的一條街,校尉營這幾年在太原被稱為海鮮一條街,開海鮮餐館的全是溫州人。

  阿微是校尉營一家餐館的名字,餐館的老板是個溫州女人,她的名字就叫阿微。

  阿微是校尉營第一個開海鮮餐館的人。找到阿微時,她在吃飯。一碗米飯,一盤炒螺絲。阿微圍一條圍裙,像一個廚娘而不像一個老板。

  在與阿微聊天時,阿微一直站著。她說她不愛坐。

  阿微1989年來太原。她來太原是想闖闖天下。當時因為她老公做船生意賠了十幾萬,家里還借了4000高利貸。一生氣,她與老公吵了一架,便來太原看她弟弟。弟弟當時在太原做服裝生意,“也做得很苦。”阿微剛來時,靠擺個小攤,做做魚丸湯。第二年,她與弟弟合伙開了個小餐館。當時太原還沒有海鮮餐館,阿微開海鮮館最初是為在太原的溫州人開的。

  阿微的弟弟當時害羞,不敢讓人看見當“廚子”,“炒菜時都要打著領帶,炒完菜就趕緊遛出了廚房”。阿微勸弟弟,炒菜也沒什么不好意思的,都是靠自己的勞動吃飯。

  阿微的餐館開了四年后,才取了現在的名字。她說,先做給溫州人吃。后來,溫州人把生意上的山西朋友都帶過來,山西人也就開始吃海鮮了。

  阿微很能干,也很潑辣。她說她是男人的性格,不愛哭,除了那次老公做生意賠了本,她生氣哭過外,她就再沒哭過。

  阿微說她直到現在也在廚房干。太原的冬天冷,有時洗碗時,水都結成了冰,阿微照樣挽著袖子洗菜洗碗,常常胳膊上結了一圈冰碴子。

  或許正因為阿微肯吃苦,她便直言不諱地說,她最看不起山西的女人,她說山西的女人太嬌氣,她認為山西的女人是全中國最懶的女人,跟她們溫州女人比差遠了。她說溫州女人比男人還能吃苦,白天跟父親、老公做事,回來還要做飯侍侯男人。因此,阿微最瞧不起那些讓男人寵嬌、寵懶了的女人。

  阿微說如今她老公靠她,“因為他眼睛不好”。她說她老公現在在溫州老家,“他嫌太原太冷,不愿來太原。”

  阿微說她只在過年時才回家一趟,而且現在她反而適應了太原的氣侯,回老家倒不適應。

  在做生意方面,阿微認為最重要的是誠實。她說:“我媽媽從小就教我們,做生意不要在秤上做手腳,做人也是一樣,要忠厚,該幫人時一定要幫人。”因此,來阿微這兒的90%是老顧客。

  阿微感到后悔的是應該在她最“火’的時候擴大規模,“把店子做得更大一些”。不過阿微挺自豪的是,她是頭一個開海鮮餐館的溫州人。現在,她哥哥也在對面開了間海鮮館。她把她20歲的兒子也帶在身邊,跟她一起學做生意。她說:“是溫州人就要學會做生意。”


西部開發山西急

  西部大開發,山西很著急。

  事實明擺著的,山西不能不急。代表一個地區經濟實力強弱的人均GDP,山西省從80年代初期在全國排名第10位左右的位置,一直下降到1998年的第17位;標志著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國倒數“三甲”;農民人均收入也長期徘徊在全國第20位之后。更讓山西人著急的是,近20年來,當周邊的省份甚至連內蒙古這樣的地區均在紛紛崛起在全國叫得響的品牌時,20年內山西竟沒有培養出一個值得自已驕傲的品牌,顯著名的汾酒曾五次蟬聯國家名酒稱號,還續六年贏得全國銷量第一,而今已衰落到同行業10強之末,還有老陳醋,龜齡集、定坤丹等產品,市場占有份額均與產品質量相距甚遠……

  與兄弟省份不斷拉開的距離真的讓山西很著急。

  如果說改革開放20年,是山西從經濟實力較強的省份不斷滑向衰弱的過程,那么在新一輪的國家經濟戰略格局的調整過程中,山西會不會在已被東部拉開的劣勢中,再度被西部拉開?

  一位山西學者說,如果山西不能夠在此次全國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最后一次抓住機遇,迎頭趕上,那么山西未來的出路將是一分為四,一部分劃歸內蒙,一部分劃歸河南,一部分劃歸陜西,一部分劃歸河北——干脆,山西被開除省籍好了!

  此話當然很偏激,但這種偏激也無不反映了山西人面對落后的一種著急的心情,一種不服輸、不信邪、不認命的心情。

  在山西采訪,我們能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山西人這種著急的急切心情。急,寫在政府官員的臉上;急,寫在專家、學者的臉上;急,寫在3000萬普通百姓的臉上。山西人相信,無論從歷史、地理、資源、人才等諸多方面,山西均不該落后,山西近代史上曾造就了足以讓三晉人也可以讓整個中國人驕傲與自豪的晉商,可是,不到百年的歷史,晉商的后代怎么就衰敗了呢?

  這個曾經產生過最精明的晉商的土地,近20年來,當地百姓眼看著那些從沿海一帶過來的人,尤其是溫州人,他們幾乎是赤手空拳而來,干著當地人最不愿干的活兒,幾年之后,又看著他們大包小包地坐著飛機走了,又來了,當地百姓在接受采訪時,頗為無奈地說,當地的錢全讓南方人賺走了。然而,他們也都異口同聲地承認,南方人勤快,肯吃苦,山西人因為歷史上生活富裕,又有資源,因此養成了保守懶惰的習慣。

  與一些學者的偏激,百姓的無奈相比,一些政府官員的急則顯得較為理智。我們在山西采訪期間,正趕上山西全省召開第一季度經濟運行情況分析總結大會,地廳級以上的黨政一把手全到會了。會上我們突擊采訪了一些部門的負責人。這些掌握著山西經濟命脈的官員們都從分管部門的角度談了自己對改變山西經濟現狀,尋找新的經濟亮點的看法和正在采取的措施。一位官員說得好,西部大開發作為國家發展戰略,對于山西而言不在于山西是否被劃入西部,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自己,即使國家把山西列入西部,給了你機會,你也會浪費掉機會。改革開放20年,山西作為國家能源重化工基地,曾有過非常好的機會來調整自己的產業布局,也有機會培植起幾個全國著名的品牌,但山西錯過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會。現在開發西部,山西正是在這樣一個格局中重新認清自己,抓住機會的好時機,全省已經制定了產業結構調整的戰略目標。這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一個瞄準目標,埋頭苦干的過程。發展經濟,需要理性與實干,要不得冒進與浮夸。

  這話也許正代表了這一屆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務實作風與理性精神。

  山西畢競落后了。我們理解山西人的著急。相對于落后而甘于落后而無動于衷而麻木不仁者,那么這種急,正是知恥而后勇。

  西部大開發,山西應當急。但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急功近利,但愿能急中生智,急起直追。

原載《中國財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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