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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經濟的文章不好寫,一是資料翔實需要搜集積累,二是取舍把握及恰當的抽象,使文章獲得一種大家都感興趣的新發現、新因果關系,也就是人們平時常說的有信息量、有含金量。由山西財經大學楊洹撰寫的文章《咽恨山西》就有這樣的信息量——

咽恨山西

  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經濟的發展在全國是一個發展速度和人均收入排位逐步倒退的發展典型,人稱“山西現象”。據《經濟參考報》年初的調查和預測,“九五”末期,山西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列全國倒數第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在全國第22位;“八五”期間山西經濟GDP年平均增長率為11.1%,在全國各省、市、區排名17;“九五”降為8.2%,排名28;預計“十五”期間,山西GDP年增長率為7—8%,是全國最低的。

  這種情景與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山西所確立的經濟發展目標相比,真是大相徑庭。那時由于山西具有較全國其他省份更雄厚的煤炭電力能源、重化工業基礎,是公認的能源重化工業大省。拿煤炭講,山西煤炭儲量豐富、質量好、開采成本低,在當時是全國之最。即使在很低的計劃價格下,我國煤炭工業全行業虧損,唯有山西盈利。山西煤炭產量全國第一,省外調出量占全國外調量的80%。全省境內火力發電產量,在全國也是數一數二。山西的鋼鐵工業也很發達,其中太鋼是著名特殊鋼生產基地。20世紀60年代末,太鋼就從原西德和奧地利引進了當時世界一流的冷軋薄板生產線和整套煉鋼設備。太鋼第二煉鋼廠,具有全國唯一的兩座50噸純氧頂吹轉爐和一座50噸電爐,全套設備當時就有很先進的自動化控制系統。除冶金外山西的其它重化工業也很發達,僅就太原地區講,以太原重型機器廠為首就有太原礦山機器廠、山西機器廠、太原機車廠等十幾家大型企業。而太原化工廠、太原化肥廠、太原橡膠廠等,當時都是全國大型化工企業。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全國有名的冶金、化工、電力建設企業。像太原這樣一個當時只有200多萬人口的城市,集中了這樣多的國家重點重化工企業,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的。太原市絕對是個重工業城。所以,改革初期,山西為自己確定的目標是全國煤炭能源重化工基地,甚至有人撰文,將山西在全國的未來地位,比之德國(原西德)的魯爾區。然而,改革開放20年后,山西經濟不僅沒有實現許多人當初預期的結果,相反變成了全國經濟發展最落后的省份之一,真讓人有匪夷所思的感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種結果,如何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釋山西現象?

  我認為恰恰是山西省改革前經濟存量的這種優勢,后來成了妨礙山西經濟發展的羈絆。

  煤碳和硅鐵是山西的兩個主要優勢資源,這里以煤炭為例。到山西考察過的人會發現,山西幾乎遍地是煤。許多地方,只要在山腳挖個洞,用人力就可以挖出個生產原煤的小煤窯。煤炭資源的普遍性和它的易開采性,決定了它很低的進入成本。在改革開放以前,除了—些滿足當地生活需要的集體小煤窯外,受制度和思想的約束,村鎮和個人很少利用自家門前的資源靠開采煤炭來獲得收入。而且強大的國有煤炭生產企業,也抑制了省內對小煤窯產品的需求。上世紀80年代初,有兩個因素使我國煤炭需求大增,一是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很高,煤炭作為發達國家的替代能源使其有很好的國際市場;二是改革開放掀起的經濟建設高潮,大大加劇了國內對能源產品的需求。同時原油價格高,國內石油產品供給不足,也迫使一些使用燃油的生產設備,改用燃煤和煤氣。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美國著名的“紅色資本家”哈默首期投資2億美元建設的山西朔州安太堡露天煤礦,是我國改革開放引進的第一筆外資。另一方面,改革首先為農村鄉鎮企業的發展解放了手腳。這樣,在山西,開窯挖煤就成了有煤炭資源的地方和鄉村的首選項目。開始,國有大中型煤礦的生產主要是滿足計劃內需要,而鄉鎮煤礦就成了計劃外產品的主要供給者。早期搞煤窯的鄉村和個人,大部分都發了財。隨著資本的積累,許多鄉鎮和個人也向煤炭的深加工煉焦和洗選投資,由于受水資源的限制,主要是發展煉焦。另一個投資方向,就是煤炭運輸。這樣一種轟轟烈烈的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中心的經濟發展,可以說,一直延續到90年代中期。

  那么,為什么說這是山西經濟發展的一個陷阱呢?從經濟學原理講,無論在任何國家和地區,如果沒有長期的有效需求和壟斷優勢,單靠某種自然資源的開發,很難保證經濟長期穩定快速增長。8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市場原油價格擺脫了70年代能源危機的陰影,一路下跌,從而煤炭作為替代能源的地位大大下降,需求銳減,以至哈默的接班人不得不放棄在山西的煤炭生產。另一方面,陜西北部和內蒙中西部神府——東勝優質煤田的開發也成了山西強有力的競爭者。油價下降,核電、水電的增加和液化氣、天然氣的使用,也大大減少了國內市場對煤炭的需求。山西已經開始失去依靠增產原煤來獲得經濟高速增長的需求條件。人們或許會問,山西占到全國省外調出煤炭量的80%,難道沒有賺到錢嗎?雖然煤炭在我國能源產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山西沒能靠它像中東產油國那樣積聚起財富。

  首先是計劃價格,在90年代中期以前,國家對計劃內生產、生活和發電用煤實行嚴格的計劃價格,這占了山西外調煤的絕大部分。

  其次是運輸,原煤屬于價值低體積大的固體燃料,只能通過車船等水路和陸路運輸工具完成。山西屬于四圍被高山和河流封閉的省份,河流不能通航,全靠幾條鐵路、公路外運,外運量不僅取決于山西邊界出口的通過量,還取決于外省的路網、港口碼頭等。運輸能力極大地制約了山西煤炭的外銷,也加劇了省內煤炭市場的競爭,而且流通領域成為吞噬煤炭生產增加值的饕餮。以90年代我國經濟發展的第二高峰期為例,一噸山西出省的原煤價格約在110元左右,在東南沿海地區市場售價可達300元以上,而在山西生產原煤的小煤礦的坑口、甚至車板交貨價格也只有四、五十元。外運煤炭一出山西就大大升值。據山西省煤管局的有關研究資料,山西國家統配煤礦從1985~1993年8年期間,外運煤炭的車板交貨價格平均在70~80元/噸,而南方目的地燃料公司的計劃銷售價格平均在140~160元/噸,以每年外調原煤2億噸算,差價年平均至少140億元。這當中還不包括地方煤礦和鄉鎮小煤礦的外銷。在山西倒煤的商人,實際上是在倒運力,其中消耗的財力,可想而知。

  其三是提高煤炭附加值難。煤炭是一種很難進行深加工的礦產品,到目前為止,國內提高煤炭附加值的辦法,主要有發電、洗精、煉焦、利用煉焦副產品生產化工產品四種。在山西發電和生產洗精煤都要受到水資源短缺的嚴重限制,生產焦化產品也受到技術和成本的制約,而煉焦的價值實現同樣要受運輸條件的約束,并且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

  其四是修路。由于運輸是制約煤炭外運的瓶頸,所以修路就當然成了把煤炭作為支柱產業的山西的一件命運攸關的大事。自古以來山西的對外封閉主要是交通不便造成的,在改革開放前,由于山西工業發達,鐵路和省內公路條件還是相當好的(全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是石太線)。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了迅速增長的煤炭運輸需要,國家又先后在山西投資興建了大同至秦皇島運煤專線鐵路,侯月鐵路等,所有這些鐵路基本上都是為運輸煤炭而興建的。省內投資主要是打通省內外的高速和高等級公路,這些公路無一不須穿山越嶺,投資之大,可以想見。雖然在高速路上花了很多錢,但由于收費和煤炭運輸的污染,運輸效率很高的高速公路為煤炭外運發揮的功能卻很小。

  盡管如此,由于資源成本和社會成本幾乎不計價,而煤炭開采、修路和煤炭運輸的沉沒成本又很高,約束條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使山西走進了挖煤、煉焦、運煤、賣煤——收入流失、投資沉沒——更多地挖煤、煉焦、運煤、賣煤的怪圈。這種資源的束縛,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資本特別是民間資本在其它產業上的發展。挖掘礦產資源,搞煤炭運輸、當民工筑路都是技術含量很低的生產活動,這自然又使山西勞動力的素質提高落在了大部分省份的后面。山西人的保守、落后、怕擔風險和不思進取是全國聞名的。資源產品獲得成本低,倒賣資源產品又能賺到錢,守住資源就能維持溫飽,又把山西人養成了極為戀家的習俗。2000年的一則報道,為了給貧窮的山西人找一點活干,勞務輸出公司在山西招1000名到國外工作的勞工,竟然因報名者少,而把指標轉給了安徽省。這是不是資源大省反被資源累呢?

  在改革開放初期,山西在全國就已經是一個包括采掘業和制造業的工業大省。這是由于山西特殊的資源優勢;特殊的工業基礎,解放前山西就建立了內陸省份較好的重工業基礎;由地理位置形成的特殊的軍事、政治、經濟戰略地位,以及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國家對山西的能源、交通、重化工和國防工業的大量投資所造成的。這就使得山西經濟具有了一重、二大、三公、四多的特點。一重是生產資料的重工業很發達,而生產消費資料的輕工業和商業、服務業落后;二大是大中型企業多,它們在工業乃至全省經濟中占的比重非常大;三公是公有制程度高,“全民所有制”經濟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國有經濟占了絕對優勢,而且是中央部委直屬企業多;四多是城鎮居民在公有制,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單位中就業多。所以,有人曾把山西經濟形容為一種“典型的刻骨銘心的公有制經濟”。

  比如說制度創新上,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制度創新首先是從國家對企業的政策上開始的,也就是從政策上給予企業經營自主權。由于山西的國有企業大多數是大企業,而且很多是中央部屬企業,地方都沒有管理權。所以,在我國“抓大放小,先消費資料后生產資料,先地方企業后中央企業,先試點后推廣,先開放城市后內地”,這樣一套國有企業改革路徑下,在整個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期,山西國有企業的投資、分配、人事、價格、產品銷售等權力,一直被管得很死,不僅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就連地方政府對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權也很小。山西的生產,特別是煤炭、電力能源的生產和鐵路運輸,幾乎完全受中央調度。在這種地方特別是企業幾乎沒有什么經營自主權的情況下,必然是原有的計劃體制下形成的管理模式、經營模式和思維模式很難打破,地方和企業的領導人是按照上級的意圖而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和經營企業,從而也就增強了地方對中央、企業對政府的依賴性,抑制甚至摧殘了地方和企業的改革積極性,延誤進而喪失了推進改革開放,迅速發展經濟的好時機。到90年代中期以后,地方和國有企業獲得比較充分的自主權時,不僅外部經濟環境變了,而且國有大企業已經是積重難返了。如山西國有煤炭企業從1996年開始,總體上出現了虧損。

  又比如,山西有很好的工業基礎,特別像太原這樣的地區,但由于這些企業分別隸屬于中央和地方的不同部委,條條塊塊分割,有著各自的計劃安排和既得利益。這就使它們不能按照市場規則,甚至是地方政府的意愿,形成有利于效率改進的經濟關系,形成地區的經濟優勢。

  再比如,由公有制導致的政企不分不僅僅表現在政府對企業經營的不適當地干涉和控制,而且更在于它把企業納入了行政權力的軌道。什么樣的企業具有什么樣的行政級別,享有什么等級的特權,不僅是企業享有的國家優惠和政府保護,還在于其領導人享有的職位特權和職位租金。這就大大地誘導和激勵了企業領導人迎合上級、賄賂上級,把過多的精力用在了職位的升遷上。企業領導是這樣。地方政府領導也是這樣。當領導人做出示范的時候,企業內部就必然是權力尋租的泛濫和普遍的吃大鍋飯。應當說,在1992年開始的我國改革以來第二輪經濟高速增長期中,由于生產資料價格的大幅上漲和國家給予國有企業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國有大企業的收益是有較大的增長的。然而,國有企業沒有因此而形成有利于企業發展的資本積累,不能說與普遍的權力尋租和吃“公家的”大鍋飯沒有關系。而且,存在于企業內部的權力尋租和吃大鍋飯,比外部權力對企業的索取,給企業帶來的危害更大。

  改革開放20多年過去了,許多山西人,包括領導和平民,回憶起山西的改革歷程,無不為良好的經濟和資源基礎不為所用,有利的改革時機白白喪失,而扼腕嘆息。

  山西是不是應當由此而反思呢?

本文作者:山西財經大學楊洹,摘自陽泉互聯網《經濟論壇》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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