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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辟蹊徑范世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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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仁德李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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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晉商于清末民初衰敗。那么,他們是如何衰敗的呢?我們先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其衰落過程。

  第一、國勢衰微,對俄茶葉大戰晉商受挫

  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國政府確定把庫倫(烏蘭巴托)附近之恰克圖作為雙方商人的貿易點。自此,恰克圖貿易日益繁盛。嘉慶、道光(1796——1850)以來,中國從恰克圖輸往俄國的商品是以茶葉為大宗,其業務皆為晉幫商人所壟斷。據統計,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國從恰克圖每年輸往俄國茶葉達8071880俄磅,價值800萬盧布。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俄國以“調停有功”,脅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俄國政府不費一兵一卒,打開了侵略中國蒙古地區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臺灣、瓊州)的通商權。同治元年(1862),俄國政府又據《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國低三分之一稅率等特權。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權,深入到中國內地攫取物產和推銷其產品。同治五年(1866),俄國政府又強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關的復進口稅,即免征茶葉的半稅,使俄商的販運成本大幅度下降。據天津海關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晉商壟斷著湖北、湖南的茶葉販運,他們將兩湖茶葉經陸路運往恰克圖銷往俄國。但是從同治元年(1862)始,俄國商人已在上述地區建立茶棧,收購和販運茶葉。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葉半稅的特權,又是水陸并運,俄商的販運路線是:將茶葉用船從漢口沿江而下運至上海,再沿海運至天津,然后走陸路經恰克圖販運歐州,大大節省了費用,所以俄商販茶業務扶搖直上,從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而晉商販茶卻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運輸之便,并且要付數倍于俄商的厘金稅收。例如,從湖北漢口販茶至張家口需經63個厘金分卡,所付稅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圖晉商的對俄貿易也就日益衰落。到同治七年(1868),恰克圖的晉幫商號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但是,晉商畢竟是一支經驗豐富、久經商戰、意志頑強的商界勁旅。他們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圖假道俄國行商”的方略,即“俄國到中國來奪我商利,我華商去俄國也另覓新途。”(參見渠紹淼、龐義才《山西外貿志》)恰值其時,沙皇俄國照會清政府,聲稱恰克圖貿易日衰,要求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在該地設領事館。張家口地鄰京都,清政府擔心被俄國辟為商埠和設領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同意了讓晉商北上到俄國經商,以阻攔俄人南下辟張家口為商埠和設領事的要求。清政府還對北上晉商酌減厘金,取消浮稅,以示體恤。晉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國內地發展。他們先后在俄國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新西伯利亞等城市設立商號,與俄商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在晉商向俄國內地進軍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輸出茶葉11萬擔,俄商直接販茶也是11萬擔,交手的第一回合晉商便與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晉商每年輸俄茶葉已達20萬擔,較俄商直接販茶多一倍。晉商對俄貿易是走陸路,以運費較高的駱駝、牛馬車等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憑借特權以運費較低的水陸并運來販運茶,晉商俄商之間的競爭條件優劣十分明顯,但晉商仍能在對俄貿易中占上風,說明晉商確是一支能征善戰的商界勁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敗,晉商在對俄貿易中是不一定會失敗的。同治十一二年(1873),晉商為了節省運費,準備象俄國一樣把湖北茶經水路運至天津,再走陸路販到俄國,但清政府對晉商的這一計劃卻橫加干涉,并要對販茶走水路的晉商,仍按走陸路一樣收取厘金稅收。世上哪有本國商人在本國販運本國貨物不能享受與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稅金的道理?但是,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卻這樣做了。清朝統治者倒行逆施,抑制華商的行徑,使晉商在與俄商的茶葉商戰中一開始就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漢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磚茶廠,使用蒸氣機代替手壓機,所制磚茶成本低、質量高、產量大,而晉商制造磚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產品顯然不能與機器產品相比,晉商在磚條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擠。接著,中日朝鮮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華勢力越發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國的產茶區。在這種情況下,俄商直接販運中國茶數量猛增,達到年販茶六七十萬擔,而晉商下降到年輸俄國茶葉僅數萬擔。光緒三十一年(1905),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全線通車,俄商經海參崴轉鐵路運輸不僅費用低,而且極為便捷,晉商對俄的茶葉貿易已經難以大規模進行。晉商為了打開銷路,又采取了賒銷茶葉給俄中小商人的辦法,待他們將茶葉售出后,再返還茶款。不料卻因此招禍: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還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國內大茶商的排擠或自身經營不善,還款無望。晉商因此賠累甚巨,損失銀達62萬余兩。晉商為了挽回損失,呈清清政府與俄國當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銀兩。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對晉商的呈請根本不予受理。宣統元年(1909),俄國政府又突然違背兩國茶約規定,對在俄華商征以重稅,以排擠在俄經商的中國商人。晉商遭此種種打擊,在對俄的茶葉商戰中終于失敗。

  第二、政府腐敗,晉商投資礦業又遭重挫

  19世紀末,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了掠奪山西煤炭資源的活動。光緒二十三年(1897),英國福公司通過中國買辦劉鶚、方孝杰設立晉豐公司,誰備開采山西盂縣、平定、澤州、潞安等地煤礦,后因遭到晉籍在京官員的反對,清政府黜退劉鶚等人,改由山西商務局與英商談判。不久,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簽訂合同,福公司獲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開采煤鐵礦藏的權利。光緒三十一年(1905),正太鐵路通陽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開礦,查禁民窯,霸占礦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在這場斗爭中,晉商積極參與,并舉行了罷市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日本東京發生了山西陽高縣留日學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數萬字慷慨激昂的《絕命書》,進一步激發了山西人民爭回礦權的斗爭,把爭回礦權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面對山西人民轟轟烈烈的爭回礦權運動,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強行開采煤礦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為金錢訛詐。開始,以索取贖礦銀1100萬兩作為交出礦權的條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嚴詞拒絕。最后以訛詐贖礦銀 275萬兩為條件,同意交出礦權,退出山西。雙方議定,贖礦銀分四次交納,第一次先交贖礦銀的一半,由于贖礦銀數巨期短,而財政庫款無余,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晉省名譽,山西當局便以地畝捐作抵押,由山西祁縣票號商渠本翹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借此款。英福公司聞訊山西票號準備墊支贖礦銀,便暗托與其有往來的銀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號。但山西票號不動聲色,旬日籌集銀 150萬兩,克獲全功,對此,外商固驚訝不已,而晉商在金融界之活動力也由此可見。正如近人嚴慎修所說:“使當日票商不為助力,吾恐今之礦區猶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勢力早已橫行于我山西之境內矣。”晉商渠本翹為了確保利權,又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與劉懋賞、馮濟川等紳、學界人士組建保晉礦務有限總公司,并由渠氏出任總經理,開采全省煤鐵礦藏。保晉公司議定集股銀 800萬兩,實際集股 193萬兩。如前所述,原來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號籌措之贖礦銀,是以山西地畝捐作抵押,但是山西當局卻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畝捐。渠氏為了歸還向各票號籌借的贖礦銀,只好將保晉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資本銀,挪還票號。這樣,保晉公司從開辦之日起就因資金嚴重短絀,無法維持正常生產,致渠本翹被迫辭去總經理之職。而山西當局所欠保晉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幾經交涉,才要回現金60萬元,對其余欠款,山西當局以發給保晉公司一張“見義勇為”獎狀,一筆勾銷。晉商積極參與山西人民的爭回礦權運動,千方百計出資贖回礦權,投資開辦山西近代最早、規模最大的礦業公司,但由于當時山西當局的壓迫,在資金上釜底抽薪,卻終不能有所作為。

  第三、墨守陳規,晉商四失機遇,終歸無法振作

  清末,晉商經營的山西票號已呈衰落狀態。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識之士,他們認清了新的形勢。主張改革圖存。可惜由于一些財東及總號經理的頑固和墨守舊法,以致四次失去發展的機遇。例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凱曾邀請山西票號加入天津官銀號,但山西票號拒不奉命。光緒三十年(1904),鹿鐘霖為戶部尚書,奉諭組建大清戶部銀行。鹿也邀請山西票號加入股份,并請出人組織銀行。山西票號北京分莊的經理多數贊成鹿氏之提議,均躍躍欲試。但山西票號為獨裁制,重大事體必須請示總號定奪。

  票號總經理多墨守陳規,只知享現成福,毫無遠見,竟復函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既不準入股,也不準派人參加組建,致坐失機緣。后來,戶部銀行改由江浙綢緞商籌辦,致江浙財團后來居上。不久,戶部銀行改組為大清銀行,再請山西票號參加協辦,無奈山西票號又不應召。結果,山西票號始終未能參與國家銀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光緒三十四(1908),山西蔚豐厚票號北京分莊經理李宏齡認識到山西票號若不順應潮流,及早改革圖存,將在商界、金融界銷聲匿跡,因此改組票號為銀行是大勢所趨。為此,他與渠本翹籌劃了票號改組的計劃,同時聯合京都的山西祁縣、太谷、平遙三幫票號致函總號,又請渠本翹到總號當面陳述票號改組銀行計劃。其時,蔚豐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長票號為五聯號,財東同為介休侯姓,在五聯號中以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最有權威。毛氏墨守陳規,不肯稍事變通,不但反對票號改組銀行,反而誣指李宏齡所議另有個人企圖,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動。宣統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莊通過各埠山西票莊再次提出改組銀行之議,漢口、蘭州、濟南等地山西票莊紛紛致函總號,要求改組票號為銀行。無奈總號經理仍不為動,對各地之請束之高閣,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又告失敗。這樣,晉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辛亥革命發生,山西各系號均毫無準備,放出之款無法收回,而存款卻紛紛來取,山西票號蒙受嚴重損失,于是改組銀行之議重提,此時從前反對改組銀行最力的蔚泰厚票號總經理毛鴻翰業已醒悟,轉而支持票號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向北京當局提出申辦銀行之請,時國務總理熊希齡深知山西票號與一般商業有重大關系,對晉商之請給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擔保,按照“商借商還”的辦法,山西票號向奧商華利銀行借款 200萬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為開辦銀行之資。不巧,熊內閣不日倒臺,又逢歐戰爆發,貸款之事成為泡影,山西票號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組銀行的機會。

  對外借款失敗,祁、太、平三幫票號聯合改組銀行計劃無法實施,于是平遙幫決定單獨進行,蔚泰厚總經理毛鴻翰,蔚長盛總經理閻子樵、蔚豐厚總經理張子康、新泰厚總經理侯某、蔚盛長總經理霍益亭、天成亨總經理范子生等擬從各自的票號中抽出若干資金作為基金,組織一大銀行。然而此計劃始終未能實現,山西票號改組銀行的計劃終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號從光緒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掙扎,四次錯過改組機會,已成弩末,終于無法振作。

  由上所述,我們已知明清晉商衰落之大體情況。如果我們把其衰落原因,按照客觀和自身、外在和內在因素作一探討。筆者以為其客觀和外在因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鴉片戰爭后,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利用其在中國攫取的經濟特權,擠壓中國工商業者,使中國的手工業、商業蒙受了重大損失。如前述晉商壟斷長達 200年之久的恰克圖對俄貿易,就由于沙皇俄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影響,使山西商人蒙受損失,致恰克圖貿易一落千丈。如前所述,沙俄脅迫清政府先后簽訂了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使沙俄獲得了自由貿易特權和免稅特權,俄商得以深入到庫倫、張家口一線,進行瘋狂的經濟掠奪,他們先后在庫倫等城市開辦洋行,到光緒十六年(1890)俄商對蒙古地區的貿易額已達 300萬盧布,比簽訂《北京條約》前夕的21萬盧布增加近15倍。同治元年(1862),沙俄脅迫清政府簽訂的《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又使沙俄把我國蒙古、新疆的萬里邊境變為俄商獨占的無稅貿易區,而山西商人等華商恰恰相反,要逢關納稅,遇卡抽厘,自然難以與俄商抗爭。同治八年(1869),沙俄又脅迫清政府簽訂了《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俄商又得以深入內地。茶葉是陸路貿易的主要商品,俄商在漢口設有六家磚茶制造廠,并在九江、福州設有分廠,每年運往俄國和蒙古地區的茶葉近 900萬磅。俄人波茲德涅耶夫說:“1886年后,因俄國人的競爭,中國茶商年年賠本。西伯利亞最大茶商莫勒恰諾夫在中國經營,使歸化城好幾十家華人茶商破了產。”(俄·波茲德涅耶夫《蒙古與蒙古人》,1898年圣彼得版)光緒三十年(1904),日俄戰爭在中國的土地上爆發,使中國人民遭受了嚴重損失,據統計光緒三十三(1907),僅營口的山西商人,一年就虧折銀 200余萬兩。(清檔,山西巡撫光緒三十四年 3月13日奏折)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山西票號之利也多被外商銀行所奪。江西巡撫李勉林說:“中國西商多于各省設立匯兌莊,無慮千百萬巨款,層紙書函,數言電報,即可立為兌付,每一字號歲盈不下數十萬,而未嘗費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設銀行,西商之利,稍為所奪,中國資財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號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東“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鐵,大部來自山西澤州府,現在幾乎已經完全被洋鐵所代替了,洋鐵成本比土鐵低一半。”(1869年《海關貿易報告·煙臺》)宣統時,外國煙草公司處處排擠華商。如英美煙草公司以包捐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許售中國之煙”。(《天津商會檔案選編》上116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連山西會館也遭到列強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會館,本為山西省官商僑居公議之地,光緒三十二年(1906)竟被張幼仙勾結日本人霸占。更可惡的是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鴉片,毒害中國人民,使中國財政流失。如號稱“金太谷”的山西太谷縣,是山西票號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還國運田蹙,谷人之牽牛服賈于俄蒙地者,損失大半”。(民國《太谷縣志》)加之,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鴉片,一些商人吸食鴉片,致“因富而敗,精神萎靡……商務凋敝,煙丹流行。全縣為煙丹每年開支四百多萬銀元”。(《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一)臺灣商務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敗與內亂外患的影響。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頑固、封閉、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別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的腐朽無能表現的淋漓盡致,《中英南京條約》是清政府簽訂的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割地賠款,《天津條約》、《北京條約》是清政府與英法俄美簽訂的出賣主權的條約.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日本得以伸進了侵略中國的魔爪。《中德膠澳租界條約》是德國勢力在中國的擴張。帝國主義通過上述不平等條約,瓜分中國。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各國簽訂的《辛丑條約》,使中國在半殖民地國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咸豐元年(1851)太平軍在廣西金田起義。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國,都天京(南京)。咸豐三年(1853)上海小刀會起義。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焚毀圓明園。光緒二十四年(1898)農民反封建的秘密結社組織義和團,在山東舉起了反帝斗爭的大旗。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的一部分從山東轉戰直隸,與當地義和團群眾匯合,成為一股農民革命的洪流。帝國主義對農民的反帝斗爭非常恐慌,組成八國聯軍對中國發動了瘋狂的侵略戰爭,他們在京、津燒殺搶掠,無所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統治,但革命果實卻落入了袁世凱手中,當時軍閥混戰,土匪紛起,社會不靖。在上述政府腐敗、戰事頻繁的情況下,山西商人接連遭受損失,清人徐繼畬說:山西人“買賣在三江兩湖者十居八九,自粵匪竄擾以來,南省半為賊擾,山西買賣十無一存,祁太汾平各縣向稱為富有者,一旦化為烏有,住宅衣物之外,別無長物。”(徐繼畬《松龕全集》奏疏卷下《潞鹽芻議致王雁汀中丞》)民國《太谷縣志》卷四載:“商務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來,凡外設有分莊者因直接間接之損失或則縮小范圍,或竟停止營業。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數年來各省兵禍相尋無已,在外經商因失業而賦閑者所在皆是,來源頓竭,生計困難。”光緒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撫說:由于甲午之戰、庚子之亂、日俄戰爭,晉商損失,“多至數千萬,元氣至今未復。去年營口西商虧倒銀二百余萬。”(清檔,山西巡撫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號僅漢口、西安、成都三處被搶劫銀兩達 100多萬兩。民國《臨晉縣志》卷四載:“民國紀元前,臨民經商陜者常萬余……陜省金融事業,歸臨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國肇建,陜省亂機四伏,盜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賈因之裹足,臨民之操奇計盈者生理日形頹敗,率多歸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發生內戰,在俄國的山西商人落荒逃歸,因此而損失銀達數百萬兩。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獨慎玉商號在莫斯科的損失就達 140萬兩。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資本被沒收。加之舊俄鈔的貶值和廢棄,又遭損失。如錦泰亨號就因此損失銀24萬兩。1911年外蒙古宣布獨立,蒙俄簽訂庫倫通商協定,俄商取得無稅自由貿易特權,山西商人在蒙經商遭到嚴重打擊。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國,實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資產全部喪失。有資料記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說:“乃一蹶于庚子之亂,再毀放辛亥,商人失業,而致歲入歸于烏有,向之富者已貧,向之貧者益困,以放正貨短少,金融閉塞。”(《閻伯川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灣商務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壓榨的影響。明清山西商人從清季開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對商人的肆意壓榨,則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對商人壓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課稅繁重。一是稅目繁多,除商稅、關稅外,清季到處設卡收取厘稅,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從光緒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設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萬兩上升到22萬兩,藥商、票捐、鹽價加斤等各類捐輸每年增加銀20萬兩,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處,凡藥、鹽、皮、毛、煙、酒、煤、糧皆是厘金項目,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達31萬兩。另一種是濫征、重征商稅。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倫諾爾地方“違例濫征”,以致“商販稀少”。(清檔軍機處錄副,期成額、觀音保《為籌辦本稅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歸化城監督福禮重征商稅,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禮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將原由殺虎口征稅貨物,又在歸化城重征,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稅銀3200余兩。(清檔軍機處錄副,四達、彰寶《查審歸化城監督福禮收稅一案》)光緒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號,由廣東采辦藥材、藥酒,運銷直隸,途經天津,被鈔關重征,以致商人賠累,被迫改道青島,由山東運銷直隸。

  二、捐輸頻仍。所謂捐輸,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輸,實際上是政府攤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20萬兩,以備屯餉;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駕臨五臺山,河東商眾敬輸銀30萬兩;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輸運本銀 110萬兩;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臺,河東商人情殷報效銀20萬兩;乾隆五十三年(1788)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50萬兩;嘉慶年間川楚用兵,河東鹽商和長蘆鹽商捐輸銀一百萬兩。嘉慶五年(1800)山西捐輸有一縣派至十萬兩,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責,甚至鎖閉班房,名曰“黑窯”。山西巡撫伯麟說山西現已捐輸一百四五十萬,約可得銀200萬兩。但伯麟的這種“勒限催交”,就連嘉慶帝也擔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實錄》卷11載:嘉慶時“晉省攤捐款項繁多,……統計每年攤捐銀八萬二千多兩”。《清仁宗實錄》卷11,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豐初,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上奏稱:“自咸豐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紳商土民捐輸銀數,則山西、陜西、四川三省為最多。山西共計捐銀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余兩。”(清檔軍機處錄副,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為遵旨報上捐輸情形奏折》。《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銀占全國捐銀的37%。為全國各省捐輸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籌餉艱,解運難,山陜商人之資聚迪化州城,資財已經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過,以山陜商人在伊犁、喀什噶爾、古城等處皆設鋪戶為由,又令山陜商賈將上述地方商資兌充軍餉。清人徐繼畬說:“晉省前后捐輸已至五六次,數愈千萬。”(徐繼畬《松龕全集》文集卷三《復陽曲三紳士書》)不難看出,捐輸之頻,數額之大,已為山西商民之沉重負擔。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輸情況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視商人為“可啖之物”,千方百計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東鹽政白起圖,在任期間“或賄買引窩,或嚇詐銀兩,或濫差擾累,或縱役需索,以致強薦長隨,收受禮物”,對商人進行種種盤剝勒索,白自從到任后,不僅“商人所送禮物,無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門,家人竟強索“門包銀”,“家人門包,非八兩、十兩、十二兩,肯不傳奏”。(清檔喀爾吉善《為奏聞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達色任河東鹽政后,即與河東運使吳運從、運城知縣吳兆觀“彼此串通”,在鹽池搜刮鹽商的銀兩。因河東池鹽累累欠產,鹽商紛紛告退,清政府又舉報富戶充商,富戶皆視為畏途,達色乘機勒索。商人郭恩順、郭豐泰、祁斯清為求告免充商,達色令出銀4000兩。后來郭等三家出銀1040兩,又買“玉達摩、玉鱉”二件賄達色,才得以免充。(清檔四達、彰寶《為遵旨嚴審定擬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縣渠興周、平遙縣尹二少,都是當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時,圖謀其資產,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誣指渠、尹有不法陰謀,將二戶財產全部沒收,金、于二人中飽私囊。以致“三晉富民吝于財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風氣”。(徐繼畬《松龕全集》文集卷三《復陽曲三紳士書》)

  其四,近代交通發展后貿易路線改變的影響。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輪船公司在中國先后開辟了若干航線,沙俄對華貿易也由陸路改為天津、大連、海參崴的海上運輸,這就改變了中國舊有的物資運輸路線。山西作為對俄、歐貿易要沖的商路逐步改變,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優勢也逐漸失去。中東鐵路、京綏鐵路等線路的開通,對山西商人舊有的經營商路又是一次打擊。早在清光緒十六年(1890)沙俄就準備著手建西伯利亞鐵路,以適應向中國擴張的需要。甲午中日戰爭期間,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已修到貝加爾。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鴻章在彼得堡與俄政府達成秘密協議,允許俄國建西伯利亞到海參崴的鐵路,即中東鐵路。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該線通車。俄商利用海上運輸和中東鐵路運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駝、馬、車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響。京綏鐵路未通前,從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販運,皆為晉商控制,但京綏鐵路通車后,這一局面已大為改變。過去長蘆鹽運銷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糧食運銷天津,皆靠河運。但京漢鐵路通車后,原來的河運、陸運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臨縣磧口鎮,西臨黃河,隔河是陜西,這里河面寬,水流緩,便于停船,從乾隆時始,山陜兩地客商便在磧口經商,貿易十分繁盛,清末磧口有商號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磧口”之說。但是后來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發展,這里的水路作用漸趨衰落,磧口的繁榮已成過去。由上可見,近代交通業的發展,改變了貨物運輸路線,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舊有商路上的營業市場。

  明清晉商衰落自身、內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后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后,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 400萬兩,有應付銀 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后,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后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再次,墨守陳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于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陳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晉商終于失去昔日光輝。

  復次,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周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于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管理要求高、并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面粉、卷煙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摘自《晉商興衰史》,張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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