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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及作用

 

 

 

 

 

   1936年底,在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指引下,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的具體指導下,在山西率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爆發后八路軍首先開赴山西戰場,并以山西為中心建立晉察冀、晉冀豫、晉綏三大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曾指出:“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的是因為有紅軍,其次則是閻錫山與我們結合起來。由于這兩個力量的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游擊戰爭。”一、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的建立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北發動了新的侵略,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在中華民族處于最危急的重要關頭,193510月,中央紅軍經過艱苦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抵達與山西只有一河之隔的陜北。在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全國的政治形勢處在大變動的前夜,中共中央于193512月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分析了華北事變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的方針,并“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北邊的綏遠等省去”。為此,決定紅軍第一方面軍渡河東征,開赴山西。

    1936220日至55,東征紅軍在山西轉戰70余天,取得了巨大戰果。為避免大規模內戰,保存國防實力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東征紅軍主動回師陜北,并發表了《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呼吁“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于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愿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紅軍回師陜北和《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閻錫山的斗爭策略的轉變。

    紅軍東征及其回師通電,促使閻錫山的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加緊了對閻錫山的統戰工作。

    19365月下旬,毛澤東、周恩來接見在東征中被俘的晉軍團長郭登瀛,詳盡地闡明了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并利用他遣返山西之便,希望他回太原說服閻錫山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臨行前,毛澤東讓他轉交致閻錫山的親筆信,信中指出:“敝軍西渡,表示停止內戰,促使貴部及蔣氏的覺悟,達到共同抗日之目的。”“救國大計,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軍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達目的不止,也料先生等終有覺悟的一日。”“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愿與晉軍立于共同戰線。”郭登瀛回太原后,向閻錫山面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毛澤東“聯合抗日,共赴國難”的一片赤誠之心,不能不使受到紅軍東征重創之后、處于日蔣夾擊之中的閻錫山有所醒悟。不久,閻錫山便指派其親信梁化之前往天津,邀請與中共方面有密切關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華北辦事處主任朱蘊山赴晉,磋商同中共秘密接觸等事宜。朱蘊山聽取了黨的指示,抵達太原后,經過與閻錫山方面數次會談,雙方達成三條協議:(一)取消山西以反共為目的的組織;(二)取消對蘇區的封鎖;(三)組織一個抗日的民眾團體,發動民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不久,中共中央又派南漢宸到太原,與閻錫山方面會談。商定中共和紅軍代表派駐太原,同閻錫山進行直接的、經常的聯絡。11月中旬,中共中央和紅軍代表彭雪楓在南漢宸的陪同下,與閻錫山舉行首次秘密談判,達成三項協議;(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紅軍駐晉秘密聯絡機關;(二)建立彭雪楓與陜北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的聯絡通訊渠道,由閻方簽發護照給中共代表的交通人員,并保證其安全往來于晉陜之間;(三)同意彭雪楓在太原建立秘密電臺,與陜北中共中央聯系。

    1936年底,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正式建立,不久又建立了與中央空中聯絡的電臺和吉縣至延長間的徒步聯絡站。為便于工作,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對外稱彭公館,彭雪楓化裝成上海一家公司的經理,全體工作人員分別化裝成彭雪楓的親屬和公司的職員。秘密聯絡站還在太原建立了春和申商店,在吉縣平渡關設立了商號。中共中央派出的人員入晉購買物品都通過這些商號,大量布匹、糧食等貨物運往陜北,緩解了陜北根據地缺衣少糧的困難。中共中央還任命宋紹林為徒步交通站站長,經常攜帶閻錫山綏靖公署頒發的特別護照往返于延安、太原之間,及時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推動閻錫山抗日。

    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為溝通中共與閻錫山的聯系、推動閻錫山抗日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全國抗戰爆發后,1937714日,毛澤東派周小舟給閻錫山送親筆信,信中表示希望閻錫山在國難當頭之際,“促成全國上下一致團結,救此危難”。周小舟以毛澤東秘書的身份到太原,在彭雪楓的陪同下與閻會晤,商談有關紅軍通過山西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的準備工作。728日,閻錫山復函毛澤東,表示“先生抗日至為欽佩,國事危急,非集合全國財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難關,愿與先生同赴國難”。730日,平津失守,731日,閻錫山通知彭雪楓,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可以公開活動。不久,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中共駐晉秘密聯絡站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二、犧盟會的改組與山西特殊形式統一戰線的形成

    我們是犧盟會員,我們生長在山西,戰斗在大西北的高原。舉起抗戰建國的旗幟,用我們一百萬堅強的隊伍,爭取民族革命的實現。……艱苦奮斗,英勇向前,寧在山西犧牲,不到他鄉流亡。這首《犧盟大合唱》的歌曲,是活躍在山西抗日前線的犧盟會員的真實寫照。

    犧盟會成立于1936918日,是由閻錫山的官辦團體自強救國同志會中的進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子和等發起、經閻錫山批準成立的,它的宗旨是“鏟除漢奸,武裝抗敵,犧牲救國”。在成立大會上,發表了《告同胞書》,號召“同胞們,起來!一起武裝起來!寧做戰死的烈士,不做亡國的奴隸!”

    犧盟會的誕生是閻錫山實行“守土抗戰”的開始,但是,由于閻錫山及其周圍反動勢力的控制和影響,犧盟會成立不久,工作便陷入停頓狀態。

    193610月,薄一波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接受閻錫山的邀請回到山西,主持犧盟會的日常工作,首先改組了犧盟會的組織機構,楊獻珍、董天知等共產黨員參加了犧盟會的領導工作,逐步掌握了犧盟會的領導權,使犧盟會變成了名義上是閻錫山的組織,實際上是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它廣泛宣傳抗敵救亡,犧牲救國,發動和組織群眾,大力發展犧盟會員。為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犧盟會舉辦了村政協助員訓練班和國民兵軍官教導團以及軍政訓練班和民眾干部訓練團等訓練機構,培訓的學員分配到全省各地農村發動群眾工作,使山西各地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潮。

    從接辦、改組犧盟會,到抗日戰爭爆發,在短短的8個月中,以中共山西公開工作系統為核心的山西新派,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充分利用犧盟會官辦團體的“合法”地位,緊緊圍繞準備抗戰這個中心,做了大量工作,宣傳、發動了廣大人民群眾,培養、造就了廣大的干部隊伍,逐步團聚與形成了名為閻錫山實為共產黨領導的強大的抗日救亡力量,為行將到來的抗日戰爭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群眾基礎上作了重要的準備。一批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在閻錫山領導機關和官辦團體中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不是以共產黨員的公開身份與閻錫山合作,而是以抗日活動家的身份,幫助閻錫山抗日。從表面上看,是在閻錫山的領導之下,用的是閻錫山的形式和語言,戴著“山西帽子”,合法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實際上是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領導下,貫徹黨的路線和政策。這種形式的統一戰線,正如劉少奇在《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所說:“也是值得研究的。因為它也能使我們、使革命前進一大步。”“我們在幫助閻錫山抗戰的過程中,使山西的抗戰堅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進了,也使我們前進了。”三、山西新軍的組建和戰動總會的成立

    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的大旗,于193778日發表了《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建筑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由于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率先形成,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全面分析了抗日戰爭爆發后日軍進攻的形勢,把發動山西抗戰放在了首要地位。為直接部署和領導山西抗戰,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抵達山西。在晉期間,周恩來多次與閻錫山進行會談,并廣泛會晤國民黨中央軍和晉綏軍其他高級將領,進一步密切了國共兩黨兩軍的統戰關系。

    為推動閻錫山抗戰,薄一波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要他抓抗日武裝的指示,建議閻錫山組建新軍,閻錫山立即同意并要薄一波具體負責新軍的組建工作。193781日,第一支新軍武裝——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后改稱決死第一總隊)正式組成,不久擴建為決死隊第一縱隊。從8月到10月,又建立了決死第二縱隊、決死第三縱隊、決死第四縱隊。同時,還有一支完全由工人組成的山西工人武裝自衛隊(后稱工衛旅)以及戰動總會在晉西和晉西北組建的14個游擊隊,政衛第212213旅都屬于山西新軍。

    山西新軍雖然名義上是閻錫山的部隊,并由閻錫山派軍官擔任軍事指揮職務,但政治委員和各級政治工作干部都是由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擔任的,有的部隊中還有一些八路軍派來的干部,因此這支部隊完全不同于閻錫山的舊軍,它實行的是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委員“在軍事政治方面有單獨發命令之權”,這樣,就使山西新軍實際上成為共產黨掌握領導權的一支部隊。在這支隊伍中,實行政治民主和經濟公開,反對打罵士兵等軍閥作風。官兵一致,軍民一家。他們除進行軍事戰斗外,還非常重視群眾工作,這支特殊的武裝中還有黨的秘密組織,采取特殊形式開展黨的活動,成為山西抗日戰場上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它在配合八路軍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動人民群眾參加抗戰、抗擊日本侵略軍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戰動總會是劉少奇、周恩來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應該普遍組織合法的統一戰線的人民參戰團體”的指示提出的。19378月初,劉少奇在給華北各地黨組織的指示中指出:“在戰區,準備建立戰地委員會等抗日政權。”周恩來到達太原后,就山西統一戰線問題同劉少奇進行了深入探討,確定了第二戰區“應以武裝民眾,進行戰爭動員為中心工作”的方針,并且同山西當局協議在戰區成立戰地動員委員會。針對當時華北戰局急劇逆轉,察哈爾、綏遠已經落入敵手,晉北許多縣也已失守的局面,周恩來指出,要保衛山西,保衛華北,就必須動員廣大群眾參加抗戰,首先就要在綏遠、察哈爾和晉北淪陷區成立戰地動員委員會。周恩來的提議得到了閻錫山的同意。

    19379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是全國最早在一個戰區范圍內建立起來的統一戰線組織。戰動總會在閻錫山的領導下,由各黨派、各團體、晉、察、綏政界和社會名流共25名委員組成。中共中央和八路軍派鄧小平、彭雪楓、程子華和南漢宸參加領導。主任委員由國民黨元老、愛國將領續范亭擔任,共產黨員程子華和南漢宸、武新宇分別擔任了武裝部長、組織部長和動員分配部副部長,在戰動總會5個部的部長、副部長中,閻方代表均未到任,這就使共產黨的力量占了絕對優勢。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戰動總會圍繞動員、組織和武裝民眾開展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當時,在戰動總會的動員組織下,不僅青壯年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就連從前足不出戶的婦女也走出家庭,紛紛參加到抗日運動中,她們盡其所能地為抗戰工作。在廣大的戰區農村,到處都有抗日宣傳的標語,一位日本兵在其日記中曾這樣寫到:“據我在山東、河南、河北行軍的經驗,要算山西對日本惡宣傳最厲害,各民房之墻上,都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驅逐日寇出中國去……”為了廣泛發動民眾,戰動總會宣傳部還成立了一個有22人參加的“動員宣傳團” ,用兩個月時間輾轉于晉西北 的靜樂、岢嵐、五寨、保德、興縣、臨縣、離石等地,開展宣傳動員工作。廣大人民群眾在動委會的宣傳動員下,組織起來,成立抗日武裝。在晉北各縣普遍都建立了人民武裝自衛隊,就連五臺山的僧人也建立了抗日自衛隊和游擊隊。由于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工作的開展,各地都加強了戰爭準備工作,有力地維護了抗戰秩序,抗戰動員工作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嶄新局面。周恩來曾稱贊戰動總會“是最好最實際的政權組織,它作為統一戰線‘初步政權’能把八路軍、中國共產黨、群眾與地方當局幾方面結合起來”。劉少奇也指出,戰動總會“是戰爭動員機關,是團結群眾參加與援助抗戰的機關,也是游擊戰爭的準備機關、組織機關和領導機關”。戰動總會的成立,為山西抗日高潮的掀起和抗日游擊戰爭的廣泛開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四、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促進了全民抗戰高潮的掀起

    全國抗戰爆發后,犧盟會號召每一個不愿作亡國奴的同胞,應立即準備對日作戰。并提出“全民總動員,爭取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口號,呼吁不愿作亡國奴的人們加緊行動起來,參加對日作戰;號召組織大批宣傳隊、話劇團下鄉,進行抗日救國宣傳鼓動;動員全省人民,投身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陣營。1937912日,犧盟會向山西當局提出了抗戰緊急動員的意見書,主要內容為:頒布優待抗戰軍人家屬條例;頒布戰時工廠法;改革政府機構;下令普遍減租減息,廢除一切省地方稅,實行合理負擔;實行軍隊政治化等。后來,又推動山西當局頒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犧盟會還從適應抗戰的需要出發,向閻錫山提出了改革政治機構、保障人民愛國運動自由和改善人民生活等重要政治主張。在犧盟會各級組織和廣大會員的積極努力下,全省范圍的抗日救亡運動空前高漲。

    19379月,犧盟會召開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之后,把“更進一步地動員群眾,參加前方后方的抗戰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數的群眾組織到戰爭中來”作為中心任務之一,組織各種救亡團體,然后把這些團體吸收為團體會員。到1939年夏,以犧盟會名義組織起來的山西農救會會員發展到170萬,工救會會員發展到20萬,青救會會員和婦救會會員發展到30萬,包括這些團體會員在內,犧盟會會員發展到300萬人左右。在工人組織方面,1937919日,在犧盟會太原市委的直接組織下,成立了山西省總工會,之后,又相繼成立了山西各界抗敵后援會、太原市總工會等。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太原市就有近30個工廠成立了基層工會,會員達5萬余人,而且迅速發展到全省。

    犧盟會提出“寧在山西犧牲,不到他鄉流亡”的口號,號召全體會員參加決死隊、自衛隊和游擊隊。廣大人民群眾踴躍參軍參戰,紛紛組建人民武裝自衛隊和游擊隊。到193712月,第115師擴大新兵5000多人,第120師擴大新兵7000多人,第129師擴大新兵7500人。八路軍部隊的擴大和地方武裝、群眾武裝的發展,為在山西堅持抗日游擊戰爭奠定了基礎。同時,由于日軍的侵略,山西的地方舊政權紛紛土崩瓦解,各縣縣長大都逃之夭夭,犧盟會會員積極掌握領導權,組建抗日縣政府,在全省105個縣中,有70多個縣的縣長由犧盟會特派員擔任。這些人大多是共產黨員,他們擔任縣長后,進一步改造了區村政權。對此,中共中央北方局高度評價犧盟會“不僅在山西的民眾運動中曾起其領導作用,并且已進入到政府和軍隊中間,開始了政治機構的改革,創建了新軍,在推動山西進步和發展統一戰線,堅持山西以至華北抗戰上曾起其光輝的作用。”

    日本學者內田知行在對犧盟會和山西新軍進行深入研究后曾指出:“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了抗戰,但是共產黨提倡并實踐了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軍事上所采取的游擊戰術的人民戰爭,并且成功地調動了中國人民大眾持續的抗日熱情。”因此,他認為“領導中國的抗日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五、和平解決“十二月事變”,維護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國內妥協投降空氣的上升,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也出現了嚴重的危機。19393月,閻錫山在陜西省宜川縣秋林鎮召開第二戰區軍政民干部會議,把矛頭集中指向了共產黨、八路軍以及犧盟會、決死隊等新派力量。會后,撤換了大部分犧盟會縣長,把軍政民大權集中到了舊軍人的手中,并對山西新軍進行整編,取消新軍的政委制。

    秋林會議是閻錫山由聯共抗日走向積極反共的轉折點,從此,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始發生分裂,團結抗戰的局面遇到了嚴重危機。19396月,閻錫山以取消一切各種名義的動員機關為理由,解散了戰動總會。

    為維護山西團結抗戰的局面,秋林會議之后,中共中央于513日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宜川會議后對山西我黨工作方針的指示》,指明了山西反頑斗爭的指導方針是“鞏固山西內部團結統一,擁護閻錫山堅持抗戰,鞏固晉綏軍與八路軍的合作,鞏固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反對破壞山西內部團結,反對離間晉綏軍與八路軍的關系”。1010日,中共中央以中共山西省委的名義,發表了《堅持山西抗戰,克服危險傾向的宣言》,號召山西各界同胞、各黨派先進人士開展山西的反漢奸運動,鞏固山西的抗日統一戰線,堅持山西的一切進步事業。

    1939年底至1940年初,當蔣介石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時,閻錫山首先發動了以消滅決死隊為目的的“十二月事變”。在這次事變中,閻錫山詭稱要對日軍進行“冬季攻勢”,命令決死第二縱隊為第一線,5日向同蒲路之靈石、霍縣段破擊,又命令其第19軍和第61軍為預備隊,緊跟背后“配合”作戰,使決死第二縱隊處于日閻夾擊的狀態。決死第二縱隊領導人韓鈞識破了他的陰謀,拒絕執行閻的命令,閻錫山立即下令討伐,第19軍和第61軍隨即向決死第二縱隊發動了進攻。先是搗毀了永和、蒲縣、石樓等縣政府,接著又搗毀了臨汾、洪洞、趙城等縣政府,殺害了洪洞、蒲縣縣長以及八路軍115師晉西支隊后方醫院傷病員數十人。在晉西北和晉西南、晉東南等地,閻錫山的舊軍向新軍也發動了全面進攻,殺害了213旅旅長郝玉璽,搗毀了襄陵、沁水等8縣的抗日縣政府,殺害進步人士400余人,綁架千余人,使決死第三縱隊損失3500余人,150余名政工干部被俘,30余人被殺。

    “十二月事變”發生后,山西新軍對閻錫山發動的軍事進攻進行了堅決反擊,將決死隊和犧盟會中的反共頑固分子予以徹底清除。隨后,山西新軍正式并入了八路軍的建制。

    為和平解決“十二月事變”,恢復山西團結抗戰的局面,中共中央派蕭勁光、王若飛帶著毛澤東的親筆信,面見閻錫山。經過與閻錫山談判,于19404月間正式達成停止武裝沖突的協議。在晉西以汾離公路為界,劃分了新舊軍的駐防區:晉西南為晉綏軍的駐防區,晉西北為八路軍和新軍的駐防區。同時,朱德總司令于4月中旬到達陽城,派代表與衛立煌的代表進行談判,達成了在晉東南分區駐防的協議。以臨屯公路及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以南為國民黨軍駐防區,以北為八路軍和新軍的駐防區。按照協議劃分駐防區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共產黨、八路軍與閻錫山和國民黨軍在山西的統一戰線關系。

    194059日,周恩來致信閻錫山:“此間同志,對山西之團結,夙所關懷,茍先生對團結有進一步解決,來等無不愿盡綿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戰。夫唇齒相依,患難與共,處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正確領導下,“十二月事變”得到了和平解決,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頑固派斗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從而恢復了與閻錫山的統一戰線關系和維持了山西團結抗戰的局面,為在山西繼續堅持抗戰、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51217日的瓦窯堡會議后,1937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蘇區代表會議),為全國抗日戰爭的興起作了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57日下午,毛澤東又作了《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報告,明確指出: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鞏固的團結,是為著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目的。(完)

 

本文來源:太原日報20150707;本文作者:郭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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