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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革命家與山西抗戰

 

 

 

 

 

   抗戰期間,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運籌帷幄、精心部署,英明指揮以山西為中心的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軍,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史上書寫了光輝的篇章。一、毛澤東精心部署,打開山西抗戰局面。

    全國抗戰爆發后,華北地區很快成為抗日的最前線和主戰場,而山西又是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進入華北前線的捷徑、陜北根據地的門戶和衛護中原、西南的屏障。山西境內東有太行山、西有呂梁山,地形錯綜復雜,是進行游擊戰爭的理想場所;特別是它居高臨下,俯瞰華北平原,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因此,紅軍改編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把發動山西抗戰放在了首要的地位,改編后的八路軍相繼開赴山西抗日前線。

    為打開山西抗戰局面,毛澤東于19379月中下旬接連5次致電八路軍前方總部,指示八路軍在山西分片占山居險,創建游擊根據地,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要求“山西地方黨目前應以全力布置恒山五臺管涔三大山脈之游擊戰爭”。并指出:“山西將成為華北的特殊局面,這根本的是因為有紅軍,其次則是閻錫山與我們結合起來。由于這兩個力量的結合,將造成數百萬人民的游擊戰爭。我們應堅持這一方針,布置全省的游擊戰。”

    為了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毛澤東指示必須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他在總結華北游擊戰爭和根據地的關系時指出:“游擊戰爭的根據地是什么呢?它是游擊戰爭賴以執行自己的戰略任務,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在山西的八路軍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先后取得了平型關大捷等一系列戰斗的勝利,打開了山西抗戰局面。

    1937118日,太原失守,毛澤東分析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同時強調:“游擊戰爭主要應處于敵之翼側及后方,在山西應分為晉西北、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南四區,向著進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敵人,取四面包圍襲擊之姿勢,不宜集中于五臺山脈一區,集中一區是難以立足的。”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八路軍3個主力師分兵挺進敵后,迅速實行以山西為中心的戰略展開,建立了晉東北、晉西北、晉東南、晉西南抗日根據地。1938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圍了同蒲路(路之東西兩側及南端),四面包圍了太原城”,“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它將化成一座橫亙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后壓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

    二、劉少奇率北方局機關移駐山西,領導各級黨組織建立抗日根據地。

    為發動山西人民以至全華北地區人民的抗日戰爭,19377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率北方局機關移駐山西。劉少奇一方面加強與發展同閻錫山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推動閻錫山抗戰;另一方面,立足山西,面向華北,領導各級黨組織發動人民群眾,建立抗日武裝,開展游擊戰爭。

    當時,太原是華北唯一還沒失守的大城市,而到太原危急的時候,群情慌亂,不知所措。劉少奇臨危不亂,鎮定自若。他一方面要求共產黨員不能離開華北地區,堅持華北地區抗戰;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抗戰。他說:抗日戰爭不能完全依靠正規軍隊來打,必須全民武裝起來,一起向敵人開火,這樣才能取得勝利。

    在要不要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上,劉少奇明確提出華北今后抗戰的主要形式將是大規模的游擊戰爭,華北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廣泛地發動、組織與領導游擊戰爭。為了保證游擊戰爭的開展,他提出了“黨內軍事化”的口號,要求廣大黨員干部必須認真學習軍事,為開展游擊戰爭做準備。他還號召“學生、知識分子要脫下長衫,換上短布衣,到農村去”,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個機會,用極大的力量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他說:“如果在華北能廣大地發展游擊戰爭,能執行正確的戰略戰術與正確的政策,那么敵人愈深入中國內地,他的后方聯絡就愈困難,綿延數千里的鐵路、公路交通到處都有游擊隊去破壞和截斷,這就逼使敵人用極大的兵力來保護交通聯絡線,我們就可能圍困深入內地的敵人,便于主力部隊去消滅這部分敵人,收復被敵人占駐的一些地區。”“所以,在華北數十萬正規軍不能戰勝的敵人,但數十萬游擊隊是能戰勝的,華北的抗日游擊戰爭是有著光明前途的。”

    為了開創山西抗戰局面,迫切需要恢復和建立各級黨的組織,加強黨對山西抗戰的領導。9月下旬,劉少奇在太原召集山西、山東、綏遠等省黨組織負責人開會,部署了配合八路軍發動抗日游擊戰爭、擴大八路軍和建立根據地的工作。按照劉少奇的指示,山西黨組織大力加強建黨工作,到1937年底,全省建立縣委或縣工委的縣有60余個,占全省縣份總數的60%,這不但為領導廣大人民群眾打開山西抗戰局面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而且為日后在山西建立根據地黨的領導機構奠定了基礎。

    114日,太原即將淪陷,劉少奇率北方局機關撤出太原,轉移到臨汾,繼續領導華北地區的抗日戰爭,直到19382月離開山西回到延安。劉少奇在山西抗日前線的5個多月時間里,成功地領導了華北地區黨組織實現了工作方針的轉變,打開了華北地區抗戰的局面。劉少奇在總結這段工作時指出:“我們沒有迷失方向,沒有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許多錯誤的意見之后,正確及時地決定了前進的方向,并且動員和組織了數百萬群眾朝著我黨指定的方向前進了。”

    三、周恩來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親赴山西抗日前線,推動國共合作抗戰。

    19378月下旬,當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準備開赴山西前線之際,毛澤東指示周恩來赴山西,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與閻錫山商談八路軍入晉后的活動地區、作戰原則、指揮關系、補充計劃等有關事宜。95日,周恩來到達太原,根據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指示,部署并推動了以山西為中心的整個華北地區的抗日游擊戰爭。

    當時,山西境內人心惶惶,到處都是從前線潰退下來的國民黨散兵和傷病員,在這種混亂局面中,周恩來對抗戰前途卻充滿信心。他在太原各界舉行的歡迎大會上說:八路軍開向前方,到敵后去開展游擊戰,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配合友軍共同抗日,希望各階層人民加強團結,以全民抗戰打敗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他指示山西地方黨組織以及八路軍要發動群眾,只有充分地發動群眾,一切問題才能迎刃而解。在太原期間,周恩來多次作報告,發表演講,參加座談會,為推動山西抗戰,大力進行鼓動宣傳。他在山西大學為剛剛成立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作報告,正確地分析了抗戰的形勢,系統地闡明了統一戰線的政策以及游擊戰爭的作戰方針和作戰原則,從思想上、政治上和軍事上武裝了動委會的工作人員。在太原,周恩來不僅出席了犧盟會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并作了重要報告,而且還為犧盟會舉辦的軍政訓練班和民眾干部訓練團的近5000名學員作了重要講話。他說:目前是戰爭的開始階段,敵強我弱,失掉一城一地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抗日戰爭不決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決定于我們能不能堅持到底,只要能堅持下去,就能取得勝利。

    周恩來抵達太原時,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已前往代縣太和嶺口指揮晉北保衛事宜,周恩來專程趕到太和嶺口,會見閻錫山,同他進行會談。之后,又廣泛會見晉綏軍政要員,促使他們積極抗戰,共赴國難。當時,由于張家口等地相繼失守,天鎮晉軍不戰而潰,傅作義部也正準備從大同撤出,閻錫山在連遭挫敗后對抗戰能否勝利幾乎失去信心。周恩來同他分析抗戰形勢,說明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敗的,雖然目前敵強我弱,但打下去,必然是敵人一天天弱下去,我們一天天強大起來。周恩來的話使閻錫山增強了信心。

    9月下旬,周恩來致電張聞天、毛澤東等,指出:山西素為華北屋脊,東可瞰制平漢,遠達偽滿洲國境,既可阻斷關東軍與華北派遣軍之聯系,又可威脅平津;太行向東越平漢,跨津浦,迄渤海之濱;南出豫北,跨隴海,馳騁黃淮江漢;北出平綏,挺進蒙古草原,可打通國際援助路線;西向連接陜甘。若突破三晉范圍,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晉進而冀、察、綏、魯、豫,再與山東、華東、華南連接,而成抗日戰爭的重心。周恩來在電文中提議,一二九師應迅速開赴正太線南北地區奪取先機,以武裝民眾、組織游擊戰爭并擴大自己。中共中央軍委采納周恩來的建議,命令一二九師先開往正太鐵路一帶,以后向太行山區轉移。

    11月初,太原已成一座危城,閻錫山等山西軍政要員紛紛撤離太原市,但周恩來仍從容不迫地堅守在太原,布置太原失守后黨的工作。在太原失守前三天,周恩來和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人員最后一批撤出太原市。但他剛出城門,就看到汾河橋上被國民黨的軍用汽車堵塞,逃難人群擁擠不堪,一片凄慘混亂景象,不少人落水而死。周恩來立即又返回城內,找到太原市城防司令部參謀長,向他提出掩護逃難群眾撤退的措施,然后才離開太原市。在向臨汾轉移的途中,他目睹國民黨軍隊潰退時丟盔棄甲的狀況,指示八路軍各部隊迅速收集潰兵散槍和一切資財以發展游擊戰爭。

    太原失守后,臨汾成為山西抗戰的指揮中心,周恩來轉移到臨汾,在臨汾各界群眾大會上發表《目前抗戰危機與堅持華北抗戰的任務》的著名講演,號召廣泛發展游擊戰爭,因為敵人是不可能占領全華北的,即使是鐵路、公路要道也不可能全占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以游擊戰爭消滅敵人。我們要在游擊戰爭中,武裝人民,壯大自己,收復城鎮,破壞敵人的交通,消滅敵人,最后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周恩來的講演鼓舞了山西廣大人民群眾堅持抗戰的信心。

    隨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問題已越來越迫切地提到日程上來。為此,周恩來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聶榮臻,指出:關于政權民主化的實施步驟,我意第一步應從縣區做起,先成立縣、區、鄉政委員會,以抗日民義,從各團體中推舉代表,然后民選議會;第二步由各縣的民主政權成立省區的民主政權,但在目前可依情況成立臨時的行政委員會。根據周恩來等的指示,19381月,經閻錫山呈報國民黨中央政府批準,成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敵后第一個抗日民主政府——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隨后,晉西北、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民主建政工作也進一步展開。

    95日周恩來抵達太原到1125日離開山西,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周恩來多次與閻錫山進行談判,并廣泛會晤國民黨中央軍和晉綏軍其他高級將領衛立煌、傅作義等,進一步密切了國共兩黨兩軍的關系,也為八路軍打通了在山西進行抗戰的路線,使八路軍能夠順利地開赴山西前線,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

    四、朱德、彭德懷戰斗在太行山上,指揮八路軍筑起抗擊日本侵略軍的鐵壁銅墻。

    全國抗戰爆發后,日本侵略者的鐵蹄長驅直入,華北地區面臨著淪陷的嚴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八路軍冒著敵人的炮火,挺進山西抗日前線,這支威武軍隊的總指揮和副總指揮就是朱德、彭德懷。在向全國發表就任八路軍總指揮和副總指揮的通電中,朱德、彭德懷宣誓:“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茲幸國共兩黨重趨團結,堅決抗戰,眾志成城。”決心:“效命疆場,誓驅日寇,收復失地,為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奮斗到底!”

    19379月到11月,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以劣勢裝備抗擊強敵,在挺進山西后不到一個半月的時間里,就與日軍進行了大、小100余次戰斗,殲滅日軍1.1萬余人,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遲滯了日軍的進攻,挫滅了它一個月拿下山西全省的狂妄計劃,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日信心。

    太原失守后,朱德、彭德懷率八路軍總部由晉東北五臺山地區向晉東南的太行山區挺進。此后,直到1940年春,朱德、彭德懷生活戰斗在太行抗日前線,以太行山為中心,領導華北敵后抗戰。

    1938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第二戰區反攻太原,閻錫山擬定分三路向太原反攻,朱德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身份任東路軍總指揮。當時,一些國民黨將領對堅持敵后抗戰沒有信心,朱德在東路軍將領會議上飽含深情地指出:作為一名中國人,就要為民族解放流盡最后一滴血,亡國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我們的選擇是戰略上的持久戰,戰術上的速決戰。在朱德的開導和激勵下,東路軍中的許多國民黨軍隊不僅沒有像閻錫山指揮的西路軍那樣倉皇逃遁,而且始終能與八路軍配合作戰。

    “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倭賊。”朱德這首《寄語蜀中父老》的豪邁詩篇,真切地反映了八路軍在太行山上頂風冒雪、不畏嚴寒、英勇殺敵的英雄氣概。由于日偽頑的聯合進攻和經濟封鎖,太行山上的軍需民用相當匱乏,年逾半百的朱德和戰士們一樣,過著節衣縮食的艱苦生活。他的衣褲從膝蓋到袖口,打滿了補丁。身邊的警衛員看到三九寒冬,他和戰士們一樣穿著單薄的衣褲,幾次提出要給他換套新的,但都被他拒絕了。大雪封山,總部機關沒有柴燒,管理人員到附近煤窯上買了些煤,為照顧朱德,給他多發了一些,朱德知道后,嚴厲地批評了管理員。為了戰勝重重困難,朱德召集總部直屬機關人員在山西武鄉縣磚壁村附近開荒種地。在武鄉縣磚壁村朱德住房的窗后,有一盤石碾,他一有空閑,就出去幫老百姓推磨碾面,借以了解群眾的疾苦,宣傳革命道理,許多群眾就是從這“連心碾”旁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里,朱德不僅帶領八路軍堅守在抗戰前線,而且十分注意團結國民黨軍隊一道抗戰。19381月,朱德和衛立煌一同參加了蔣介石在洛陽主持召開的第一、二戰區軍事會議,朱德平易近人、謙虛忠厚、艱苦樸素的作風給衛立煌留下了深刻印象。當衛立煌問及八路軍在裝備簡陋、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仍然士氣高昂、連打勝仗的原因時,朱德向衛立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方針、政策和主張。他說:我們的戰士和指揮員在戰斗中都明白自己為什么而戰,他們都有一個救國保民的堅強信念。我們的官兵是一致的,相互平等,廢除了封建打罵制度,官兵同甘共苦。特別是我們的軍隊和人民猶如魚水關系,軍隊有鐵的紀律,對人民秋毫無犯,又為人民謀利益,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洛陽軍事會議后,在研究第二戰區對敵作戰問題時,衛立煌仍然心中無數。朱德向衛立煌著重講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殺我人民,掠我財富,他們是失道者,必將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而我們為了民族利益,英勇抗戰,是得道者,不僅全國人民會擁護支持,而且,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民也都會同情和支持。在軍事上,我們改變戰略戰術,采取靈活的方法,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在政治上,加強部隊的思想教育,樹立抗戰必勝的信心和為國為民獻身的精神,這樣,我們就一定能夠堅守華北,守住了華北,對全國抗戰就有很重要的意義。朱德的話使衛立煌增強了堅持華北抗戰的信心。

    19379月到19404月,朱德在山西抗日前線近三年。在抗日戰爭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他雖是八路軍總指揮,但他“樸素渾如田家翁”,和戰士一樣穿布衣破衫,吃糙米野菜,住窩棚窯洞。對戰爭的艱險,他從容鎮定;對生活的困苦,他甘之如飴。毛澤東曾稱贊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從19379月來到山西抗日前線,直到19439月離開太行回延安,始終戰斗生活在抗戰前線,指揮八路軍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他的威名令日寇聞之膽寒。

    19408月,駐華北的八路軍集中105個團的兵力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百團大戰,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嚴重破壞了華北日軍的主要交通線,正太鐵路停運達1個多月之久,同蒲鐵路北段兩次被切斷,平漢、津浦、北寧等鐵路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拔除了日軍的大量據點,使日軍遭到重大損失。作為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的名字與百團大戰緊緊聯系在了一起。這場大規模的對敵進攻性戰役,打出了八路軍的赫赫軍威,打破了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謊言,成為抗戰期間八路軍發動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戰果最為輝煌的戰役。百團大戰的勝利,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的信心,對堅持抗戰、遏制當時國民黨妥協投降暗流、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404月,朱德回到延安。同年11月,北方局書記楊尚昆也回到延安。此時,留在華北抗日前線的北方局常委只剩下彭德懷一人。此后,彭德懷實際上全面擔負起華北敵后黨政軍民抗戰的領導責任。這一時期,正是華北敵后抗戰最為艱難困苦的時期。日軍連續發動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抗日根據地進入了極端困難的時期。敵人的頻繁“掃蕩”“蠶食”,使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人口減少,軍需民用都極度困難。面對敵人的瘋狂“掃蕩”和“蠶食”,彭德懷從容鎮定,指揮八路軍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敵人的進攻。在領導華北抗日根據地軍民反“掃蕩”、反“蠶食”斗爭中,彭德懷十分注意加強地方武裝和群眾游擊武裝的建設,1941328日,他在北方局黨校發表了《抗日根據地的武裝斗爭》的重要演說,根據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思想,提出了建立正規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體制,并對三者各自的性質、任務和作用及相互關系作了明確的規定。彭德懷的這一方案,得到了毛澤東和朱德的贊同。中共中央軍委于同年117日發出《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肯定和普遍實行了這一武裝體制。

    194111月,在日軍大舉“掃蕩”太行山區時,北方局召開了擴大會議,彭德懷代表北方局作了題為《敵寇治安強化運動下的陰謀與我們的基本任務》的報告,闡述了在新形勢下對敵斗爭的新政策,指示根據地武裝建設的中心放在地方武裝的建設上,建立數百支脫離生產的、強有力的游擊隊和百萬不脫產的有戰斗力的民兵。彭德懷的指示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得到了創造性的發揮,各根據地的地方武裝得到迅猛發展,大批青壯年脫產參加了縣、區基干隊,不脫離生產的民兵更是普遍發展。

    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里,彭德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廉潔奉公,嚴于律己,關心戰士和群眾的疾苦,與抗日軍民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他帶頭吃糠野菜,把節約下來的糧食支援受災的村民。他的衣服破了,縫了又縫,補了又補,卻把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給了一位抗日自衛隊員。他親自帶領八路軍指戰員從太行山上向駐地上麻田村修渠引水,使石多土薄、十年九旱的上麻田村有了幾百畝能澆上河水的水澆地。

    彭德懷主持北方局工作期間,正是華北抗日根據地進入建黨、建軍、建政的全面建設時期。他先后在北方局黨校和北方局會議上作了《民主政治和三三制政權的組織形式》《關于根據地政權及農村統一戰線問題》《財政經濟政策》等報告,對如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和加強根據地財政經濟建設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具體政策措施。對于根據地經濟建設,彭德懷主張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厲行節約,反對貪污和浪費。從而達到自給自足,支持長期戰爭。

    1942年是敵后抗日根據地最為艱苦的時期,日軍于2月和5月間瘋狂“掃蕩”太行抗日根據地,搶糧毀苗,再加上連續兩年的大旱,使根據地的困難達到了頂點。為了保衛抗日根據地,堅持敵后抗戰,彭德懷號召軍民抗擊日寇的搶糧行為;他還與八路軍總部技術人員研究,制成湖南式水車,幫助群眾車水抗旱,并帶領總部及北方局人員為群眾修渠挖塘,千方百計幫助群眾度過了嚴重的災荒。

    194373日,彭德懷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我們怎樣堅持了華北六年的抗戰》一文,總結了抗戰爆發六年來華北軍民抗戰的經驗,指出:“自1939年起,黃河即被封鎖,我軍與大后方隔絕,孤懸敵后,糧彈兩缺,靠著自己生產和民眾協助,解決了糧食、被服,依靠指戰員的英勇攻襲敵之據點堡壘以及反掃蕩之勝利,奪取了敵人無數彈藥武器,補充了自己。正因為如此,才能屹立敵后,堅持六年。這絕非偶然僥幸所獲得,而是從六年來軍民合作,共同努力,不惜犧牲,不怕艱苦,英勇奮斗中獲得的。許多先烈盡忠職守,奮不顧身,創造了我中華民族光榮的史跡。”

    1943年秋,華北抗日根據地度過了最為艱難的時期,根據地走向恢復和發展。同年9月,彭德懷離開生活戰斗了六年的太行抗日根據地,奔赴延安。

    在八年抗戰期間,老一輩革命家任弼時、鄧小平、葉劍英、彭真、楊尚昆、劉伯承、賀龍、關向應、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薄一波、左權等都曾在三晉大地運籌帷幄,揮師決戰,他們建立的豐功偉績永載山西革命史冊。(完)

 

本文來源:太原日報20150630;本文作者:郭秀翔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5-0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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