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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

 

 

 

 

 

  去年年底出版的韓毓海教授的專著《五百年來誰著史》,再一次觸動了山西各界人士的思考,新近第4次印刷的韓著以“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經的核心地位”為醒目的封腰廣告語更奪人眼球。但在我看來,這里的“核心地位”仍值得商榷,說山西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擁有“重要地位”倒不為過。題目就這樣借著改過來了。 

  “山西何以失去曾經的重要地位”?這是一個歷史的命題。歷史的命題還是需要以歷史的眼光和歷史的方法來回答。 

  一、古代山西的重要戰略地位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山西地區不僅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而且以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歷來為中原王朝注目。 

  迄今為止的考古發掘已足以證明,山西自遠古時代就是中華民族重要的發祥地之一。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不僅遍布山西南北各地,而且在絕對數量上來看,全國各地無出其右。傳說時代的三位圣王唐堯、虞舜、夏禹,其首都均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地區。堯都平陽(今臨汾),舜都蒲坂(今永濟),禹都安邑(今夏縣),至今歷史的遺跡和美麗的傳說仍然很多。 

  夏商周三代山西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活動區域。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唐叔虞在山西,晉國日漸成為黃河流域一個最強大的國家。至晉文公重耳時期,厲行改革,獎勵墾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選賢任能,終成一代晉國霸業。公元前633年發生的晉楚城濮(今河南濮陽縣東)大戰,強盛的晉國以少勝多地打敗了同樣強盛的楚國,從此晉代楚而成為“侯伯”,以王命而討伐諸侯,大大小小各路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左傳》昭公三年),儼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齊、楚、燕、韓、趙、魏、秦,是為戰國七雄,山西占其三。公元前458年,晉國的智伯與韓、趙、魏四卿瓜分中行、范氏全部領地,進而智伯又索地韓、趙、魏。韓、魏懼怕,唯趙襄子不肯割地給智伯,于是,智伯又聯合韓、魏攻趙。趙襄子走保晉陽,三家圍晉陽,歲余而不下。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晉水圍灌晉陽城,趙襄子派人潛出與韓、魏媾和,陳說“唇亡齒寒”之利害,由是韓、魏倒戈與趙結盟,智伯被殺晉陽解圍,三家三分智氏領地,是為“三家分晉”。“三家分晉”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意味著春秋以來長時間諸侯爭霸局面的終結,七雄兼并的戰國時代從此拉開了新的一幕。 

  秦漢時代,首都建在長安(今西安),晉西南屬于河東郡,而三河地區即河東、河南、河內為“天下之中”,經濟文化相當發達。《史記》講到,此地“土地小狹,民人眾”,人口密度相對較高。牛耕、耬種、鐵農具、代田法均引領農業技術之先;水利、冶銅、制鐵、鹽業等相當活躍;臨汾、洪洞的商人已經“西賈秦、翟,北賈種、代”,山西對匈奴的商業貿易在北中國也占有重要的分量。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波及范圍最廣的動蕩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數民族一茬接一茬地持刀揮戈進入中原,三國(魏、蜀、吳)、兩晉(西、東)、三秦(前、后、西)、四燕(前、后、南、北)、五涼(前、后、南、北、西)等32個政權群雄逐鹿輪番更替,好一個“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混亂場面。山西在這一分裂、聚合、統一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核心地帶的角色。先是,304年匈奴酋長劉淵起兵離石建漢國,不久遷都平陽(今臨汾),繼則兒子劉聰打下長安滅西晉,由此開始了一百多年的所謂“五胡亂華”。398年,拓跋鮮卑遷都平城(今大同),取并州,滅后燕。接著南北討伐,四處征戰,東到遼寧,西至河西走廊,南到華北平原的北燕、南燕、西秦、后秦、西涼、北涼、南涼、后涼等政權先后被征服直至滅亡,一百多年來五胡十六國分裂割據的局面由此結束,黃河流域重歸統一。再后來,北魏宮廷政變,高歡建東魏16年,其子高洋建北齊27年,晉陽(今太原)都是北中國實際的政治中心。那時,高歡以丞相身份住居晉陽,并在晉陽興建大丞相府,留下親信在首都洛陽治理朝政。北齊在晉陽設有行宮和六府,作為中央政府的分設機構,27年六個皇帝中,就有五位或即位或崩亡于晉陽城。實際上,晉陽就是“別都”,軍事上的重要性遠在“上都”洛陽之上。 

  魏晉南北朝大動蕩之后是隋唐的大統一。隋命短促,前后僅38年。在隋末各地起事和防御突厥的過程中,后來奠定大唐基業的太原留守李淵趁機起兵太原,南下龍門渡河,滅隋建唐。隋唐兩代,太原以北地區一直是突厥南進和隋唐防御的交戰地。除此以外,汾河漕運、農田水利、制銅冶鐵、木構建筑均為山西值得稱道之處。值得一提的是,并州治所晉陽在隋唐時期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隋代晉陽是黃河流域僅次于長安、洛陽的第三大政治中心,隋文帝置河北道于晉陽,最高長官尚書令就是后來的隋煬帝。晉陽又是唐朝的發祥地,武則天時期曾定晉陽為北都,這一時期晉陽城由都城、東城與汾河之上的中城三部分組成,商業貿易繁盛可見。 

  “安史之亂”后,唐朝走向衰落,歷史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又是一個分裂割據的混亂時代,又是一個少數民族沙陀族進入山西。895年,沙陀首領李克用占領山西大部地區后,以太原為中心進爵晉王,建立了春秋戰國時代后的又一個晉國。907年,朱溫篡唐建梁,開啟五代混亂歷史。五代時期五個朝代中,就有三個由沙陀人建立的小朝廷(后唐、后晉、后漢)以太原為根據地,進而奪取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951年,劉崇又在太原建立北漢,這個北漢正是北宋統一全國過程中最后被征服的割據勢力。鑒于唐末五代以來,割據勢力往往以晉陽為根據地,漸次坐大而爭奪天下的事實,980年,宋太宗親率大軍進攻北漢,火燒水灌晉陽城,千年古城毀于一旦。從這個時候開始,太原府又改為并州,治所也由河西移置到河東,新的晉陽城就在現太原迎澤區、杏花嶺區一帶。 

  北宋統一全國后,山西不再是割據中心。雖然在抵御契丹、抗遼抗金、反元起義中山西都曾發揮過一定的作用,但比較戰火彌漫烽火連天的中原地區而言,山西還是一個受戰爭創傷較輕的地區,也是一個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地區。已故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山西在國史中的地位》中曾列舉山西人口密度、印刷、科舉、商稅、戲劇諸方面的事實和成就,認為“金元時代,山西高原的經濟文化反而要比鄰近的河北、關中平原地區發達”。 

  從古代山西歷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可以發現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每逢中國歷史的分裂割據時代,山西的戰略地位就會凸現為人注目,而統一穩定之時,也是山西經濟文化相對發達之時。探究其原因,我以為,在分裂割據時代,不僅是民族沖突生靈涂炭的時代,同時又是各民族經濟文化交融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山西地處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交接帶,這樣的戰略地位對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也是有貢獻的。 

  金元以降是明清,山西歷史開始了新的進程。 

  二、明清晉商的興衰與西方勢力的侵入 

  按照通行的中國歷史分期標準,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古代與近代的分界點,但從區域歷史的發展進程而言,明初卻是山西歷史發展的重要界標。區域社會史的研究需要根據區域發展的實際和特性來劃分必要的歷史階段,依樣畫葫蘆地將中國“大歷史”的分期套用到具體的區域歷史研究中來,往往難免隔靴搔癢。 

  之所以將明初作為山西歷史的重要界標,我以為有兩個歷史現象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明初山西地區人口數量膨脹進而導致的“洪洞大槐樹移民”。正是由于金元以來尤其是元末明初山西地區所受戰爭創傷較小,此時山西已成為華北地區經濟發達、人口稠密的地區。明初,山西人口總數403萬余,相當于河南、河北兩省的總和。在這樣“人稠地狹”的情況下,才有“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這句世代相傳延綿神州的民謠。可以說,明初大槐樹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脹的明顯信號。之后,山西人口除明末清初短暫的起伏外一路直升,光緒初年大災前全省人口總數達到1640萬余的歷史最高點,這個數字比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所得1431萬余還要多出200萬。 

  明初山西人口膨脹還引發了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那就是我們津津樂道的晉商的崛起。學界一般認為,山西商人的崛起得益于開中法,而開中法正是在明初正式實施的。所謂開中法就是商人運輸糧食供給邊塞軍士食用,朝廷付商人以鹽引,商人再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和地區販鹽。鹽在明代屬于專利品,大同、太原又是“九邊”重鎮,山西商人得天時地利,便捷足先登而發達。事實上,除了鹽類以外,北方的“茶馬互市”、金銀銅鐵、綢緞布匹、皮貨藥材等都是那時晉商大規模經營的行當,而這種勃勃然興起的經商風氣之根源,就是“人稠地狹”的社會現實,所謂“晉省以商賈為重,非棄本而逐末,土狹人稠,田不足耕也”(光緒《五臺新志》卷二)。需要指出的是,明清兩代大批晉商馳騁南北設號建業,不僅在全中國范圍內留下了他們的深痕足跡,而且在外蒙、俄羅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國際貿易”,其誠信立業開拓進取的精神足令朝野上下欽羨嘆服。然而,世業常是不敵世運。明清以降,隨著跨海而來的西方資本主義勢力自東向西的步步滲入,東南沿海地區首先成為中西交沖的前哨,同時也就成為軍事、外交、經濟、商業、文化的中心,之前朝野注目的北部邊患狼煙轉化成為沿海的“堅船利炮”,晉商在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艱難應對,山西在這一變局中已經退位。 

  盡管晉商是明清山西社會最可稱道的歷史現象,但那個時代,山西畢竟還是一個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社會。在土狹人稠田不足耕的生產力條件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空間十分有限,民人終歲耕耘勞作,能夠滿足基本的生產生活所需已屬不易,更何況天災人禍。光緒三年(1877年)山西突遭“二百年未遇”之大旱,賣妻鬻子,人相蠶食,尸骨遍野,真正的慘不忍睹。災后全省人口亡失至少三分之一,大面積土地荒蕪,商業停滯,經濟凋敝,時任巡撫曾國荃驚呼“二十年以后元氣可以稍復乎”? 

  就是在曾國荃賑災的同時,從太行山之東走來了一撥黃頭發藍眼睛的西方人。以李提摩太為首的基督教傳教士不僅帶來了數萬兩賑銀,同時帶來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基督精神。傳教士們有組織地深入災區發放救濟金,在晉南地區一些縣份甚至超過了官府發放的銀錢數量,三晉大地上第一次有規模地出現了外國人的身影。李提摩太是當時在朝廷中最具影響力的外國人士,賑災前后,他還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山西當局提出了修造鐵路、開發礦產、發展教育、開辦工廠和制造廠等建議,地處內陸風氣閉塞的山西開始感受到了歐風美雨的浸潤。李提摩太的建議在后任巡撫張之洞、胡聘之的手上漸次推行開來。19世紀的最后十年,山西開始出現了機器局、火柴局、工藝局、紡織廠等近代工業,由籌借外資開發晉東南礦產而引發的全省各界收回礦權運動直把山西歷史帶入20世紀的最初十年。1902年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學堂在太原成立,1907年山西境內第一條鐵路———正太鐵路通車,這是兩個近代山西社會經過中西交沖不斷磨難結成的正果。

  近代資本主義勢力進入山西后,一方面以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科學技術,另一方面它又以侵略者的面目帶來了邪惡與血腥。《天津條約》簽訂后,西方傳教士開始以合法的身份進入內地,他們修建教堂和住宅,興辦醫院學校和孤兒院,他們禁拜神靈,侵占民田,袒護教民,欺壓鄉里,中西文化的沖突最終演化成為世紀之交最為慘烈的血腥沖突。1900年義和團轟然興起于山東,轉而京津地區成為主要活動區域,而地處內陸的山西卻以燒殺洋人之慘重聞名于世人,以致中外人士皆驚呼“晉案為最大”。1901年清政府“庚子賠款”外“山西另議”賠款近480萬兩,超出了全省全年的財政收入。巡撫毓賢及眾多義和團民被殺,地方官紳民眾被迫為死去的傳教士修墓立碑,種種件件,撕肝裂肺。這是一個雙重的悲劇,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至于說到此時的晉商,它在中西交鋒的格局中也漸漸褪去了昔日的光彩。晉商衰敗的原因應該從外部的歷史條件和內部的發展機制中去尋求答案,也就是要把晉商的活動放在當時中國乃至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趨勢下進行把握。從外部條件來講,晉商的衰敗實與清朝的衰敗同步而行。康雍乾三朝是清代歷史的全盛時期,也是晉商最為輝煌耀眼的時期。鴉片戰爭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步步侵入,國內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陷入內外交困氣運衰微的歷史階段。太平天國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直將清朝從繁盛推向滅亡,晉商在歷次內外戰爭中同樣四體鱗傷而江河日下。戰爭不僅阻斷了國內長江南北商業貿易的線路,而且廢棄了晉商起家的恰克圖、外蒙、俄羅斯“中路貿易”通道。韓毓海先生認為,這種“國際間長途貿易的衰落”是晉商和山西票號衰落的重要原因(《五百年來誰著史》上篇,第八節)。與之相應的是,隨著物美價廉的外國商品如洋布、洋沙、百貨、五金、食品的大量傾銷,山西商人經營的傳統鐵業、皮毛、茶葉、土產等紛紛失去市場而一蹶不振。 

  就晉商內部的機制而言,這個群體已經失去了創業初期那種寸積銖累開拓進取的精氣神。如果說,像“學徒制”、“股份制”這樣的內部機制曾經對晉商的崛起和發展起到過很大促進作用的話,那么,到后期這樣的制度已漸次蛻化甚而演變為勾心斗角。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升昌經理雷履泰和副經理毛鴻因權利之爭產生的相互傾軋。而此時的晉商發財致富后,大多攜帶資金返回故里,他們建宅置地,窖藏貨幣,成為不折不扣的土財主,而沒有將更多的資金用于發展當地的近代工商業。所以,晉商雖有錢,但山西沒發展。所以,我們今天走進昔日富可敵國的祁、太、平地區,能夠感受到的只是高墻窄弄夸富斗強極盡考究的票商舊宅。如此也不過是一場繁華舊夢。還有可痛的是,在新式銀行蜂擁興建的競爭局面下,老邁的晉商先生們已經不能因時變通銳意改良,后來的弟子輩也是“飽暖思淫欲”地渾然不知天地人間。 

  辛亥革命是晉商走向徹底衰敗的一個關節點,也是山西近代歷史的一個關節點。在群體的晉商日漸退出歷史舞臺的同時,從文山沱水走出來一位日后叱咤風云的閻錫山。 

  三、閻錫山統治山西的38  

  辛亥革命一舉推翻清朝,建立中華民國,民國時代又是一個軍閥割據戰火延綿的時代。軍閥割據與民國相始終,閻錫山與民國山西相始終。在南北各地無數大小軍閥爭斗火拼旋生旋滅的大浪淘沙過程中,唯獨閻錫山一以貫之地統治山西三十八年而成“不倒翁”,山西也曾成為全國關注的“模范省”,這個模范就模范在它在一個混亂的年代里建立了一種秩序,革命黨人在全國沒有做到的事情,閻錫山在山西做到了。 

  青年時代的閻錫山走過了一條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一樣的革命道路。18歲以前,閻錫山在家鄉讀私塾、當伙計,也曾有過無業流浪的生涯。1900年到太原,次年考入山西武備學堂。1904年被選派赴日公費留學。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會,隨后加入革命黨的軍事中堅組織“鐵血丈夫團”。1909年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畢業,結束留學生活回到山西,通過為留學生準備的選拔考試晉升第86標標統(團長)。19111010日武昌首義告捷,1229日太原起義爆發,閻錫山被推為山西都督。次年9月,孫中山來晉視察稱“去歲武昌起義,不半載竟告成功,此實山西之力,閻君百川之功”(《孫中山全集》第二卷)。這就是青年閻錫山由“土娃”到都督的成長線路,也是一代先進青年立志救國從事革命的道路。 

  在一個軍閥混戰四分五裂的時代里,與直系、奉系等軍閥投靠外國勢力以圖擴張的做法不同的是,閻錫山充分利用山西山河環繞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以“保境安民”相號召專心苦心地經營山西。與那個時代多數先進的中國人一樣,閻錫山也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節,不同的是他把民族主義的情節內化為自己的存在主義和地方主義,傳統的地方主義在中央政府分崩離析尾大不掉的難局中獲得了重要的政治意義。他從河邊、五臺走進太原和山西,在他的眼里,首先是山西而后才有國家,中國人的家國觀念同樣融入在他的血液里。“保境安民”,也就是不參加內戰,為山西人民創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揆度歷史,在一個軍閥割據土匪猖獗的混亂時代,“保境安民”既為無奈亦為苦心。 

  直到19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踏入中國后,閻錫山在日本、蔣介石、共產黨三種勢力面前折中斡旋,用薄一波的話說“在三個雞蛋中間跳舞”,進而提出“守土抗戰”的口號,同樣也能風靡全省流行全國。所謂“守土抗戰”,用閻錫山的話來說就是“能守住就能存在,我們就當在守上努力”,事實上,他同中國共產黨建立民族統一戰線,扶植“犧牲救國同盟會”,在山西戰場共同抗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1943年,劉少奇在一份報告中講到:“我們在幫助閻錫山抗戰的過程中,使山西的抗戰堅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進了,也使我們前進了”(《劉少奇選集》上卷)。 

  閻錫山又是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實踐者,他所提出并力行的“用民政治”既是基于山西患貧積弱的現實,又是出于“生長斯邦,見聞較切,惕心怵目”的切身感受。“六政三事”: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剪發、天足及種棉、造林、畜牧,適應了辛亥革命之后社會變動的潮流,在興利除弊發展生產方面取得的成就都不可以一概抹煞。從“欲決勝于疆場,必先決勝于學校”,“國民教育為人群之生命”為出發點,閻錫山也十分重視山西的教育,普通小學、高等小學、專門學校、職業學校、高等學校、白話課本、注音字母等等在山西均著力推進有聲有色。191910月,鑒于山西在教育方面的成就,全國教育聯合會第五屆年會在太原舉行,美國教育家孟祿博士在同閻的談話中稱:“貴省教育發達,久已聲聞海外,今日得親至貴省觀光,實為榮幸之至”。1920年代閻錫山在山西推行的“村本政治”,包括整理村范,村民會議、村禁約、村息訟會等措施,在那個強盜橫行土匪猖獗的世道都是為人矚目的事情。民國土匪多,唯獨山西少,也是時人比較一致的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山西曾被北京政府列為“模范省”。辛亥之后一代知識分子在苦悶彷徨中積極探索改造中國的道路,閻錫山在山西的實踐也應該看作為這一社會潮流中的一種大膽嘗試。 

  武裝和地盤是軍閥最基本的條件,在大多軍閥擁兵自重搶占地盤的廝殺火拼中,閻錫山是一個注重建設者。1930年中原大戰前,閻錫山陸續成立山西陸軍修械所、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太原兵工廠、山西火藥廠等軍事機構,山西軍事工業的生產規模、技術水平、產品數量均在全國占有一席。中原大戰后,重點又轉向民用工業,1933年正式成立的西北實業公司,在短短幾年內迅速崛起,發展成為包括鋼鐵、燃料、電力、機械、化學、建材、紡織、兵工、造紙、卷煙、火柴、皮革、面粉等多種行業的經濟實體,奠定了山西工業的基礎。清代末年就開始籌建而擱置的同蒲鐵路在閻錫山的手上得以全面貫通。歷史真是有趣,閻錫山在山西的經營起始于軍事工業,落腳于民用工業,目的也無外乎“強兵富國”,此與洋務運動何其相似乃爾,而此時歷史已走過了半個世紀。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閻錫山由聯共抗日向防共妥協轉向,直到太原城被攻破結束其在山西的統治。1940年代初,在閻錫山困守晉西一隅之時,中國共產黨人卻把山西當作抗日的前哨。八路軍120師、129師、115師先后挺進敵后,在太行呂梁的崇山峻嶺里建立了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山西抗日根據地不僅成為陜甘寧邊區東部的牢固屏障,而且成為連接各地抗日根據地的橋梁和紐帶。中共中央華北抗戰的指揮中樞始終轉戰于三晉大地,山西成為華北抗戰的脊梁和持久抗戰最堅強的堡壘。抗日的烽火與全國解放的號角相連,山西人民英勇獻身支持革命的犧牲精神感天動地。在民族戰爭和人民戰爭的殊死搏斗中,山西人民積聚了最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全力支援戰爭,直到迎來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四、歷史的延續及其啟示 

  世事別來一番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山西歷史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六十年一甲子,舊貌換新顏,歷史仍在延續。 

  新中國成立伊始,建設成為工作重點,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先鞭而行。1950年召開的全國戰斗英雄代表會議和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上,早在根據地時代就已聞名的平順縣西溝村勞動模范李順達激動地受到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接見。毛主席對李順達講道:“中國山區地方很多,你們山西就有太行山、呂梁山。你住在山區,要好好建設山區,綠化山區,把窮山溝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山西山多田少,這是大自然的稟賦,也是“地利”之限,恰是在七溝八梁一面坡的自然環境狀態下,艱苦奮斗的精神成就了山西農業的發展,敢為人先的勁頭造就了一代勞動模范。從根據地時代李順達的互助組,到解放初期山西率先在全國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從“模范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到全國農業學大寨,從西溝、大寨到楊談、大泉山,山西可謂模范輩出,一路領先。艱苦奮斗的精神與太行精神一脈相承,它在技術進步物質相對豐富的當今社會尤顯其珍貴之處,是我們建設新農村的寶貴歷史財富。 

  建國六十年來,山西在國民經濟的總體框架中一直被定位為重工業基地。重工業基地、能源基地、能源重化工基地、新型能源產業基地,定位隨著時代而變化,不變的還是山西的煤炭資源。隨著石油資源走向全球性枯竭,煤炭的經濟政治社會價值在山西愈來愈高。建國以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煤炭不僅成為山西的支柱產業,而且在全省乃至全國經濟發展中的分量越來越重。統計顯示,1949年到2008年間,山西累計生產煤炭占全國總量的23%,累計出省外運煤炭占同期國內省際煤炭交易量的70%以上。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自然資源的消耗呈正比例,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煤炭注定還是重要的能源。三晉大地上豐富的煤炭儲量,是大自然賦予三晉人民的巨大財富,也是三晉人民的命脈所在,如何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瞬息萬變的當今社會,合理地興利除弊,可持續地而不是短視地開發利用煤炭資源,是擺在三晉人民面前的一道歷史難題,也是一道未來必須回答的難題。 

  山西之長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借用經濟學上的“木桶原理”來說,煤之于山西就是那個木桶的長板,而水卻是那個短板。其實,歷史時期山西并不太缺水,許多地區甚至是雨量充沛水草豐茂。境內最大的河流汾河水量甚大,漢武帝坐樓船泛舟而行,唐王朝利用汾河水運輸送山西糧食以實關中,宋太宗引汾水灌晉陽城,都是歷史上三晉大地上發生過的事情。明清以降,隨著人口數量的不斷增長,墾荒增田不斷擴大,森林植被不斷摧殘,汾河的水量也在不斷減少。但對新中國建立后仍有“汾河流水嘩啦啦”的景象可見。19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汾河沿岸生產生活用水急劇加大,特別是大批化工、水泥、焦化、造紙、冶金等企業的上馬,不僅使汾河流量迅速減少甚至常年斷流,而且增加了河水污染的問題,嚴重地影響著工農業生產,甚至影響到人們的健康。在山西這樣嚴重缺水的內陸省份,水資源短缺與社會發展的矛盾仍是一個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的問題,如何進一步合理地開發和利用有限的水資源是我們需要面對的嚴峻問題。“煤與水是山西社會發展的兩大巨輪,不能只顧挖煤,忽略治水。只有煤和水兩大巨輪取長補短,才能加速發展,協調發展”(《山西日報》2008520日)。我想,這也是山西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毛澤東曾經講過,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同樣,資源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也是最可寶貴的。歷史不僅是人與社會的歷史,還有人與自然的歷史。在歷史變遷的長河中,政權、制度、軍事、戰爭、外交、交通等等都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快速嬗遞演進,相對不變或者緩慢變遷的是大自然賦予的天然資源。現代社會,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同樣對山西社會的發展至關重要。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曾幾何時,山西以其表里河山,物體天寶,成就了晉國霸業,演繹了民族融合,經歷了分裂割據,見證了歷史進步。然而,在一日千里飛速前進的現代社會,地理環境的優勢也可轉瞬化為劣勢,古代與現代畢竟不可同日而語。正如袁純清書記不久前在一次干部會議上講到的那樣,如今世界畢竟變平了,變小了,“內陸不是封閉落后的代名詞”。封閉被開放取代,守舊為革新讓路,這是歷史的潮流,也是時代的潮流。(完)

 
 

 

 

本文來源:;本文作者:行龍(作者系山西大學副校長,博士生導師)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5-0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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