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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道與云岡石窟

 

 

 

 

 

  云岡第2窟外壁上方,殘留著摩崖題額“山水□清□”五個大字;下方的明窗西,鐫有“云深處”徑尺三字;靠近第3窟,上方有一石室,門額題“碧霞洞”三字。這些遺跡,顯然不是北魏刻石,而系后代增鑿;也不似佛僧所為,而屬于道教之物。

    “碧霞”乃碧云、青霞之意,多見于宋元詩詞中,描述的是道家閑云野鶴式生活的一道風景。洞,是道人居住之所,所謂 “洞天福地”也。在道教諸神中,有曰 “碧霞元君”,傳說是東岳大帝之女,北宋真宗時封為 “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碧霞洞,當系碧霞元君所居洞府。見于史志,道士隱居的碧霞洞不止云岡。長春真人丘處機再傳弟子、云州金閣山 (今河北赤城西北)靈真觀的洞明子祁志誠 12191293)詩云: “靠山偎水構一窩,溪田自種幾千科”; “深隱碧霞無伴侶,高山流水作比鄰”; “碧洞深藏無限景,孰知蓬島在人間” (《道藏·西云集》)。祁真人出山前,隱居于碧霞洞。清乾隆 《鳳臺縣志》卷17 《宿仙山朝元觀題示》詩: “仙翁得仙事惝恍,碧霞洞主元元孫。”作者李俊民 11751260),狀元,山西澤州人;鳳臺縣,即今晉城市;碧霞洞在朝元觀內。又,清光緒 《山西通志》卷161《方外錄》: “姜善信,趙城人。禮蓮峰真人靳道元為師,隱居碧云洞,十年塊坐一龕。中統間,世祖南伐,駐師驛亭,召善信問行師事,特陳仁義之舉。”世祖,即忽必烈;南征,在其即位建元以前的憲宗蒙哥汗時(12511259);碧云洞,清道光 《霍州志》卷22 “碧霞洞”。上述河北赤城、山西晉城、霍州三處碧霞洞,都出現在金元交替的蒙古國時代。

    云岡石窟的碧霞洞,居中開門,兩側各一窗,上部復有三窗,造型與北魏石窟迥然不同。外壁有一對梁孔,證明當年臨崖架建過堂宇;洞中四壁也有梁孔遺跡,大約是為了搭建二層,一為供奉道家之神,二為隱士居住之處。“云深處”、“山水□清□”所在的第2窟,有水出焉,明清號曰“石窟寒泉”,最為云中(大同市舊稱)勝景。寒泉窟與碧霞洞,下臨深溪,上攬白云,儼然一處道家崇尚的“青山云水窟”(李俊民詩句)景致。云岡石窟被道人辟為仙境,碑碣無存、方志未載,不知始于何年。若就三處石刻的風化程度,比較清代摩崖題記分析,大致可以推測為明代以前,極可能與前述三處碧霞洞的時代相當。對此,有一旁證可資參考。在云岡第33窟北壁,留有元代若干墨書游記,日本國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云岡石窟·金石錄》記至元年間(12641294)一則曰:“魯班造就石佛山,不見僧人□自記。”這條豎書游記,寫在菩薩弟子的右肋部,今天猶存。為什么元初游人到云岡沒有看到和尚,而特別留言慨嘆?令人深思。究其原因,不外乎兩種:一是兵荒馬亂,僧人逃遁,古寺荒廢;二是佛山改換門庭,竟為外道居止。檢閱經籍,歷史昭然。

    翻開中國宗教史,佛、道二教斗爭與消長此起彼伏,而總體上釋教占據絕對優勢。到在北宋真宗朝,特尊道教,大修宮觀,老氏盛極一時。金兵破汴梁(今河南開封),滅北宋,國界南推,北國道教始重。大同地區,自北魏平城時代,寇謙之道教曇花一現,隨后形成以云岡石窟為主的佛教中心。后世或為邊疆,或為游牧民族盤據,往往胡漢雜居;佛教因本胡教,始終被當地居民尊奉。特別是契丹遼朝、女真金朝,立大同為西京,對云岡石窟、華嚴寺、善化寺等廟宇都進行過大規模的修建。大約金初開始發生些許變化,北宋神霄派傳人元真子張侍宸被迎至云中,住持開元觀;后來,其徒青霞子閻德源繼任。閻氏在大同城西筑玉虛觀,后受命提點中都十方大天長觀(今北京白云觀);大定二十九年(1189)死于玉虛,《墓志銘》曰:“使太上之教丕闡于朔方者,先生之力也。”(大同市博物館藏《西京玉虛觀宗主大師閻公墓志》)。可見,直至金代玄風北漸,道教才在雁北地區站穩腳跟。

    自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大舉南伐,到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定都燕京(今北京市),逾半個世紀,是中國北方極為混亂、黑暗的時期,同時也是道教特別是全真道大發展的時期。蒙古大兵壓境,西京大同率先陷落,金源氏被迫自中都南遷汴梁。1217年,蒙古統帥木華黎于燕(今北京)、云(今大同)建立行省,分兵太行山兩側南征。十七年后(1234),金朝滅亡,北中國淪入蒙古貴族分割統治之下。在那兵燹連年、生靈涂炭、風雨飄搖的歲月來臨之際,金人王 (王重陽)創立的全真道,以道釋儒“三教歸一”為旗幟,經弟子馬丹陽、譚處端、丘處機等“七真”大力推行,在北方民間迅速形成一大潛在的政治力量。1219年冬,成吉思汗遣使赴山東萊州,召請長春真人。明年春,丘公率十九弟子北上,經燕京,涉山后西行。1222年,到達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內),丘公勸以敬天愛民、清心寡欲,得到大汗的賞識,被尊為“神仙”。第二年,派兵護送東歸,賜虎符、璽書,命掌管天下道教,盡免全真道差稅。1224年,丘公還居燕京天長觀。據 《元史·釋老傳》載: “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戰伐之余,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一時間, “玄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云集” (《道藏·云山集》),全真道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

    丘處機在西京 (轄今晉北、蒙南、冀西北)一帶,留有深深的足跡。 《道藏·磻西集》中,有他答 《嶺北西京留守夾谷清神索》詩一首: “東海疏狂猶目斷,西京留守未心開;去年奉敕三冬往,今夏赍書九月來。北地官榮何日罷,南山道隱幾時回;直須早作彭城計,燕國家風自不。”夾谷清神, 《金史》作 “夾谷清臣”,大定二十六至二十八年任西京留守;此前為陜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曾邀丘公赴終南山劉蔣村主持修葺王重陽故庵。該詩,約系大定二十八年 1188)丘公奉旨主持燕京萬春節醮事畢;秋后,歸終南山,途經大同時所作。詩中,既表達了丘公對燕、云北方道教發展前景的憂慮,同時也透露出云中之地道業未昌的現實。時隔三十五年(1223),丘神仙由雪山返回西京漢地,則一掃往昔的惆悵氣息,換作一派受命欽差、救民水火的慷慨。七月“九日至云中,宣差、總管阿不合與道眾出京,以步輦迎歸于第。樓居二十余日,總管以下晨參暮禮,云中士大夫日來請教,以詩贈之:‘得旨還鄉早,乘春造物多;三陽初變化,一氣自沖和。驛馬程程送,云山處處羅;京城一萬里,重到即如何!’又聞宣德以南諸方道眾來參者多,恐隨庵困于接待,令尹公約束。付親筆云:‘長行萬里,一去三年;多少道人,縱橫無賴!’八月初,東邁楊河,歷白登、天城、懷安,渡潰河,凡十有二日至宣德。元帥具威儀出郭西,遠迎師入居州之朝元觀,道友敬奉,有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群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眾望。’十月朔,作醮于龍門川。望日,醮于本州朝元觀。十一月望……醮于德興之龍陽觀……十二月既望,醮于蔚州三館……甲申之春二月朔,醮于縉山之秋陽觀。”(《道藏·長春真人西游記》)。丘公在山后大同、張家口一帶盤桓半年多,開演法會,宣道度民,西京州縣成為他作為官方教主的首善之地。

    1227年丘長春死,門徒清和子尹志平、真常子李志常相繼接任,全真道達到鼎盛。先是,蒙古大舉 “兵火已來,精剎名藍率例摧壞。” (元 《至元辯偽錄》,下同)。丘神仙載譽歸來,各地全真教徒大建宮宇,多改廢寺為觀。 “始居無像之院,后毀有像之寺;初奪山林之精舍……以修葺寺舍、救護圣像為名。居之既久,漸毀尊像,尋改額名。”“打佛像而安老像,廢菩薩而作天尊……京城及內屬州縣,占奪寺舍,侵植田園,磨毀碑幢,損滅佛像……其余東平、濟南、益都、真定、河南、關西、平陽、太原、武朔、云中、白 、遼東、肥水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略知名者五百余處。”涉及山后地區,《辯偽錄》載:“西京天城毀夫子廟為文成觀……太原府丘公弟子宋德芳占凈居山,穿石作洞,改為道院,立碑樹號……(混)[]源西道院本崇福寺,道士占訖……德興府水谷寺,舊來佛像及十六羅漢,并是石作,妙盡奇功。兵火之后,無僧看守,有諸道士竊而居之。日久綿遠,恐僧爭奪,故泯其跡,遂毀諸像,填于水塹。”天城,即今天鎮縣,改孔廟為道觀,約在丘公掌教時;凈居山道院,即今太原龍山石窟,開鑿于1234年;德興府,即今河北涿鹿。祥邁《辯偽錄》,因主述燕京地區全真道改寺為觀之事,故對其它地區除幾例重點提及外,只是泛泛而言云中等路“打拆奪占,碎幢磨碑,難可勝言,略知名者五百余處。”不過,仔細考察這段歷史,我們還是能夠發現全真教在大同一帶發展的軌跡。

    《道藏·甘水仙源錄》卷6《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癸未秋,真人丘長春入覲回,君執弟子禮,迓諸銀海之東……因授秘訣,加號真常,令筑室西京。未幾,推為道官長。游戲十年,庭無一訟。逮長春仙蛻,清和紹休,尤與君相得。”銀海,蓋今內蒙古涼城的岱海;劉真常(字道寧),原本行道于渾源恒山,經丘公收歸全真;尹清和,隨丘師東歸后,住持縉山(今延慶縣北)秋陽觀、德興龍陽觀、上谷煙霞觀,布教于武川(在今宣化)以東的山后地區,故與劉真常友善。1227年,尹清和繼掌道門。1235年前往終南山全真祖庭(在今西安市西南四十公里的戶縣祖庵鎮),“由云、應南下,所至原野道路,望塵迎拜者,日千萬計;愿納宮觀為門弟子者,若前高之玉虛、崞縣之神清、定襄之重陽、平遙之興國,咸請主于師。”(《道藏·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下同)。道教各宗枝,紛紛投附效忠。其中,主動讓賢的崞縣 (今原平崞陽鎮)神清觀住持云陽子柳志春,即馬丹陽弟子薛知微(11501232)之神足。薛氏一生,“度門弟子數百人,唯侯志忍、柳志春、唐志安、范志沖四人為入室,皆立觀度人于河東、云、應間,為當代之高道。”從《道藏》相關記載推測,唐志安、范志沖約在丘公歸西京后,來到大同、應縣一帶仙居。1236年春,尹道統規度祖庭宮觀;“既而,被命于云中,令師選天下戒行精嚴之士為國祈福,化人作善。”(《甘水仙源錄》卷3)。西京大同全真教再掀高潮。《甘水仙源錄》卷8云:“全真為教,始以修真絕俗、遠引高蹈、滅景山林,如標枝野鹿,漠然不與世接……終之,混跡人間、蟬蛻泥滓,以兼善濟物為日用之方。“可見,云岡碧霞洞及其道觀,屬于全真教初期作品。開山架閣,工程非小,可能與清和道主親臨大同有關。

    云岡石窟,千古名剎,而今明代以前碑碣、經幢蕩然無存;金代靈巖大閣,考古發掘不見朽木灰痕,有拆毀之嫌;后世包泥像里,多有砸毀之軀。特別是第12窟內,佛胎外的包泥彩像,溜肩匿手,形象猥瑣,表情怯懦,不類云岡莊嚴佛法,有似太原龍山全真道像。《辯偽錄》講:“兵火之事,代有廢興,未嘗有改寺為觀之事。”金元之際全真道入主云岡,必然是一場災難。

    當全真道鼎盛之時,佛教聲勢漸復。蒙哥汗五年(1255)、七年(1257),少林寺住持福裕上表,指責全真道杜撰偽經、改廟毀佛。在西僧那摩等支持下,朝廷先后召李志常、張志敬到和林 (今蒙古國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與僧人辯論,道士理屈。廷命禁造、焚毀偽經,歸還侵占的寺院。參與辯論的十七名道士被勒令落發為僧,中有“西京開元觀講師張志明”(《辯偽錄》)者,足見當年大同府全真道之盛。同年“秋,少林復奏:續奉綸旨,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辯偽錄》張伯淳序,下同)。不久,忽必烈即位,尊西僧八思巴為國師,佛教被確立為國教。至元十八年(1281)“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余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為僧,不為僧道者娶妻為民。”大約此后,各地被占佛寺全部恢復,甚至出現了反侵道觀之事(元成宗時弛禁,全真教復蘇,歸還)。二十二年 1285),“集諸路僧四萬于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元史·世祖紀十》)。普恩寺,即今善化寺。云岡佛寺的重建,應在各地僧人來臨之前。

    關于金元之際這場佛道之爭,道家恥言,釋氏記述混亂,且不全面。幸賴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文,發微索隱,多有澄清。但是,援庵先生忽略了一位高僧。 《辯偽錄》記:1257年全真道士廷辯敗北, “遣使臣脫歡將 (者) []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發為僧。” “論畢,那摩大師使西京明提領、燕京定僧判、玉田張提點、德興府龐僧錄及隨路僧官,監守防送來到燕京。”西京明提領,即海云禪師之徒、西京大華嚴寺住持慧明。海云 12021257),號也,姓宋,名印簡,山西寧遠(今五寨)人。早年為僧,蒙古大兵南下被俘,后入燕京住持大慶壽寺 (原北京西長安街雙塔寺)。1242年, “護必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王大悅,從師受 《菩提心戒》……奉以師禮。” (《補續高僧傳》卷12)。1251年,蒙哥汗 “以僧海云掌釋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 (《元史·世祖紀一》)。六年后,卒于大同華嚴寺。慧明(11991270),蔚州靈丘李氏。今大同市博物館存有至元十年(1273)祥邁《西京大華嚴寺佛日圓照明公和尚碑》,碑記:慧明早年,拜西京南關崇玄寺崇業大師,受教為徒。數年后,“決志游方,遍尋禪匠……后抵燕之慶壽,參海云老師,一見欣然,便通入室。”1245年辭師,歸隱靈丘曲回寺。1250年,代海云師住持西京大華嚴寺,遂重修寺院。1255年“春,慶壽虛席,燕京府僚及海云疏,命師主之。”關于明公代師提領漢地釋教,住錫“慶壽三年”的事跡,我們僅知大概。第一年,立《大蒙古國燕京大慶壽寺西堂海云大師碑》;第三年,在和林參與主持釋道廷辯。又,“世祖與太子屢臨法筵,出內帑作大施會。”(《補續高僧傳》卷25)。明公自和林歸燕京不久,退隱曲回。“閑庭凈幾,翛然靜適者數年,而華嚴之命復下矣。”(《元慧明傳》)。至元七年(1270)二月,在華嚴寺圓寂。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卷48《至溫禪師塔銘》云:“故太保劉文貞公,長師一歲,少時相好也。劉公厭世,故思學道,師勸之為僧,同參西京寶勝明公。既而,為世祖知遇,侍帷幄為謀臣。”劉文貞公,即元世祖時重臣劉秉忠;至溫(12171267),與秉忠是邢州(今河北邢臺)同鄉;“西京寶勝明公”,約即慧明。《明公和尚碑》記,慧明投西京崇業大師,“未周數載,幽致大通……學者追崇,負帙座下。”秉忠、至溫當在追崇者之列。《元史·劉秉忠傳》:“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云禪師被召,過云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入見……世祖大愛之,海云南還,秉忠遂留藩邸。”南堂寺,又號永寧寺,在明清大同城東南隅,與南關崇玄寺相近。1242年劉秉忠隨海云北上,值慧明游學慶壽,有可能經他推薦。關于至溫,《塔銘》曰:“世祖征云南還,劉公請承制錫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總攝關西五路、河南南京等路、太原府路、邢、洛、磁、懷、孟等州僧尼之事,刻印以賜。師銳意衛教,凡僧之田廬見侵于豪富及他教者,皆力歸之……五臺山清涼勝會,凡百晝夜,既得請,興廢于兵火數十年之后,師假貸以經始……山之真容等院因以完實,而新美若此者,特其材略之余緒也。師既開山龍光,又作大都之資圣、真定之安國、汾陽之開化、彰德之光天、固安之興化、三河之蓮宮,余不能盡紀。憲宗末年,僧道士有諍,各為違言以相危,上命聚訟于和林,剖決真偽。師從少林諸師辨之,道士義墮,薙須發者十七人。道宮之復為僧者,以千百計。”溫公不僅參加了廷辯,還主持了許多佛寺的收復與重建。

    海云、慧明相繼住持燕京大慶壽寺和西京大華嚴寺,總統漢地釋教,正值佛道斗爭白熱化階段,也值佛教勢力由劣轉強、大規模收復失地之時,無疑是這場運動的直接領導者。史籍雖未明載他們在這方面的作為,但海云又曾住錫興州仁智寺、燕京竹林寺、易州興國寺、興安永慶寺、昌平開元寺、真定臨濟寺、云中龍宮寺,“凡得師法乳者一十三人,落發弟子千有余人;受戒俗徒、王公貴人,不暇百數;善友信士,以千萬計。”(大同市善化寺藏《佛日圓明海云佑圣國師舍利寶塔記》)。慧明“前后五遷大剎……出家門資隸名受訓者,百有余人,在家士女請名稟教者,亦千余數。”(《明公和尚碑》)。興教護法之功,卓然可見。或許,當年海云避居西京、明公退隱曲回,其真實原因正在于此。

    觀慧明生平,承海云衣缽,門生徒孫遍天下。《明公和尚碑》曰:“嗣襲法道者七人:首曰昭沖,奉旨住大慶壽寺,承海云之道,為僧門總統;次曰義辯,住西京南關崇玄寺;次曰法鐘,繼住華嚴,堂構先業。余者各為一方法主。”各為一方法主的四位徒弟,不知住持何寺?而書寫碑文的“曲回山寺住持、嗣法松庵悟圓”,約即其一。僅大弟子昭沖繼住慶壽,為僧門總統一例,即非同小可。又有妙文(12371319)者,“蔚州孫氏子,九歲為僧,十有八畦服游學,跋涉云、朔、燕、趙之墟。具戒,抵京師,依大德明公,學圓頓之道”(《補續高僧傳》卷4),后住持薊之云泉寺、大都寶集寺。據 《元史·張思明傳》:“仁宗即位,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弟五品”。妙文也曾一度出任北方佛教總統。按海云、慧明門下這批僧侶,自蒙古國時代到元朝前期,至少七八十年,一直屬于中原佛教的核心領導集團,抑道興佛,決非無所作為。

    在云岡石窟山上,舊有三幢墓塔。其中《開山歷代祖師》石銘,今已無存。按明萬歷十九年(1591)重修者,為“宗”字輩僧,上溯祖師約為七、八代,住持云岡者約10人,加上現任住持宗祿,約為11人。即便中間沒有漏記,開山始祖明公,也當系元代人。此明公,從大同及云岡歷史推測,應當就是慧明和尚。可惜,碑中明公以下二人的名字泐不可辨,我們無法從《明公和尚碑》陰所刻徒、孫的名單中確認其人了。(完)

 

本文來源:山西日報20140730;本文作者:張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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