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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維熙:晉善晉美(上)感恩再生之地山西 

 

 

 

 

 

從維熙(1933年——),當代作家。曾任小學教師,報社記者。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到勞改農場、礦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壇。曾任北京市文聯專業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主要作品有《大墻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北國草》、《風淚眼》、《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說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寫當代中國曾經經歷過的歷史曲折,展示“左”的錯誤所造成的災難性后果,情節起伏動人,多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

晉善晉美(上)感恩再生之地山西

筆者是個煙民。某日筆耕時,見煙霧在眼前縈繞為圓圈,“蒙太奇”般聯想,竟然讓我想起“文革”高潮時期我雙手被戴上的“手鐲”。在這里,筆者以其為歷史鏡子的一面,而與之相對沖的鏡子另面,則是山西大地與人文靈魂的晉善晉美……

“人”字都是由一撇一捺組成,但人性中的善惡劃分,卻有著霄壤之別——特別是在血色的“文革”年代,這個感受可謂是深入骨髓。 

“文革”高潮的1970年,我在“大墻”之內,被莫名其妙地戴上過手銬,可謂人生苦難寫照之極致,可是到了1976年之夏,我在受難知識分子群體中,又充當了第一個結束囚徒生活、離開苦海而上了岸的幸運兒。何故?全然在于人間善惡的較量。人間萬象中畢竟善大于惡,在《浪子傳奇》一文中,我寫到了關愛受難知識分子的勞改干部陳大琪,這里我要描繪另一幅精神肖像,他就是接我上岸的古堯都——今臨汾,一身俠骨的革命老人鄭懷禮。 

時值1970年年初,他從山西省作協聽說馬烽、胡正、杏綿、國濤等前輩作家,把我從勞改局中“撈”了出來,已然是個歷史奇跡,時任臨汾文聯主席的鄭懷禮,立刻與該市宣傳部長郭璞商議決定,向省作協索要我來臨汾文聯工作。這種逆“文革”潮流而動之舉,已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當我從永濟抵達臨汾時,懷禮學長不但派人去火車站接我,還在臨汾賓館為我接風洗塵。記得,當時我面對這位滿臉胡須卻過早謝頂的懷禮學長,激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他給我的酒杯倒滿濃香的汾酒說:“臨汾迎接你離開苦海,這兒是你上岸的碼頭!” 

我無言以對地凝視著他,心里的問號是:在這樣嚴酷的年代,一個老人何以會有這樣的勇敢之舉?記得,我雖然喝下那杯汾酒,但握著酒杯的手和內心同時在顫抖。當晚,我住進臨汾古城墻下的一間文聯宿舍,居室雖然比較破舊,但用以書寫的桌椅和筆墨,都已配備齊全——特別讓我感動的是,木桌一角還擺放著一臺電扇,一盒驅趕蚊子用的藥片,擺在了臺燈之下。我經歷一天的搬遷之勞,身體雖然疲備不堪,但因精神的極度亢奮,當晚是我一個無眠之夜。我想:昨天我還是個勞改犯,此刻在沒有任何為“右派”解禁的文件指令下,歷經二十年的風雪冰霜的漫長驛路之后,此刻我終于走出歷史的怪圈,回歸到文學的本行中來了,這不是像東方“天方夜譚”的一個神話嗎?但這不是我的夢囈,而是活生生的真實——此時此刻,我沒有躺在囚室中,而是睡到文聯的宿舍里。但愿這個真實的歷史童話,是一只報春之鳥,讓1957年后浪跡天涯的知識分子,都有像我一樣的人生歸宿。 

第二天,在鄭懷禮辦公室與文聯同事見面時,讓我最為驚異的不是文聯同事一張張陌生的面孔,而是辦公室墻上張貼著的一幅漫畫。此畫是哪位漫畫家之作,我已無從記憶,但此幅畫里的人物與深藏著的哲理內涵,我至今還記得一清二楚。此畫名為“武大郎開店”,畫面上的人物是矮如侏儒的武大郎,他守候在旅店門前招徠客人。畫面上的一句橫批,寫出武大郎的心靈自白:“比我高的別進來。”文聯的同事,可能看慣了此畫,此時只顧盯看“上岸”的我,而我則忍不住凝視這幅幽默自嘲的漫畫,直到懷禮學長開始向我介紹每個文聯各部門的同事,我才把目光收攏回來。 

簡短的見面會后,同事們都回去工作了,懷禮學長留下我,第一句話就是有關這幅漫畫的自白。他說:“從我來到臨汾文聯,就在我辦公桌的對面,張貼上了這幅《武大郎開店》,你看那畫兒的邊角都垂掉下來了,我所以還掛著它,就在于用這幅畫,時刻提醒自己,文藝工作要招賢納良,讓比我高的人才,都網羅進咱們臨汾文聯。比如說你……” 

我當真吃了一驚。想不到懷禮學長是反用“武大郎開店”之古典,意在警示自己別墜入“唯我其誰”的愚官哲學,只招納天宇間的黃土沙石,而痛失人間珠玉,因而我對老人肅然起敬。我自卑地對老人說:“就算我年輕時算得上‘小荷才露尖尖角’,這么多年在風塵路上穿行,可能也被驛路風沙吞噬得一無所有了。我……我……真怕對不起您的一片苦心。” 

他點著了煙鍋子,噴云吐霧了好一會兒,下邊的一番話讓我更為驚愕了。他說:“你說錯了,我之所以把你要到臨汾來,正是因為你在人生中演過‘男起解’。因為只有中國歷史夾縫中走過來的人,才更了解中國歷史的曲里拐彎。你是這樣的一個泅渡者,才更可能寫出中國的歷史真實來……說實話,想來臨汾文聯工作的人,可以排成一個連隊,我何以舍其眾而求其孤,就在于我相信你能不愧對歷史,寫出你對生活的真實感悟來,這是我調你來臨汾之根本。當然啦,調你來也有應急之因,咱們文聯主編一本《戰地黃花》的刊物,希望你能把它編好,多多發現一些真正的文學苗子,讓咱們這座堯都古城,明天能遍地黃花。” 

至此,我全然明白了懷禮學長的良苦用心。昨天在臨汾賓館接待我時,我曾把嘴里叼著長把煙袋并能大口喝酒的鄭老,看成一個心地坦誠的外向之人,今天對我傾吐出的這番心語,讓我認知他并非粗人,其內心世界纖細如絲,不然的話他何以會對我講出上述的話來呢?!仔細品味懷禮學長的話,是話里有話,他似乎鼓勵我在編刊之余,應該書寫出歷史與文學的真實。盡管此時“四人幫”已經壽終正寢,但“文革”的“階級斗爭萬能”仍然是社會生活中的主調,懷禮學長能坦誠地說出這番話來,讓我內心驚愕之外,有些暗自驚喜,說不定這兒真是我文學死而復生的沃土呢! 

與老人交談之后,有一個細節讓我終生難忘。當我走出他那間辦公室時,他突然把我喊了回去,我還以為老人還有什么要向我交待的事情呢,哪知他打開抽屜后,把一條香煙塞進我的手里,并自嘲地對我解釋說:“我是煙民,你也是煙民,我抽慣了煙袋鍋子,香煙送給你去增加創作靈感吧!”大到中國歷史,小到我的生活細節,他都關照到了,當天我就被懷禮學長的人格魅力征服了。 

其實,我感悟到懷禮學長的只是外在的皮毛。后來,從同事們對他的評說中,更讓我增加了對老人的敬愛之情。他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當時革命正處于艱難時期。為了革命,在19世紀30年代,他變賣了家里的田產和財物,包括他和妻子結婚時的金銀手飾,統統當做革命活動的經費,無償地獻給了革命。當時他從事的是地下工作,幾十年來可謂是九死一生。1941年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奸細出賣,他被日本鬼子抓去經歷嚴刑拷打,他不僅沒有向侵略者低頭,反而越獄逃出狼穴,這是他的人生奇跡之一。奇跡之二,就更令后來人對其臨危不懼的氣節而詠嘆了。解放戰爭時期,閻錫山坐鎮太原時,曾下令捉拿鄭懷禮,并下達了當場擊斃令。地下黨的同志為了掩護其離開太原,把他裝進麻袋之中。在鉆進麻袋之前,他叮嚀護送他出城的同志們說:“如果發生什么不測,你們朝麻袋開槍,我寧愿死在戰友的槍口之下,也絕不當老軍閥閻錫山槍下的死鬼!” 

這就是懷禮學長戰爭時期的生命畫像。在這樣的老人手下工作,我如果貪圖安逸,以償還我多年勞改之疲憊,那將是對革命老人圣潔感情的褻瀆。為此,雖然當時正是盛夏,我卻拿出在勞改隊挖溝開渠的勁頭,赤臂裸胸地編刊寫作。為了試一試自己是否已然江郎才盡,在采訪了大同煤礦“井下娘子軍”采煤隊之后,加上我在勞改礦山有過三年“煤黑子”的經歷,很快寫出一篇《女瓦斯員》的小說。小說寄給哪里?讓我頗費了一番心思。我想:北京是我落難之地,連老舍先生都發表聲討我的文章,指責我“煸動農民鬧事”,而且我又被列入京城“四只黑天鵝 ”之一,刊物編輯怕是沒有發表我小說之膽識。上海是出版我青年時代三本書的文化大城,我決定將其投往滬城一試,但當時不知《上海文學》編輯部確切地址和主編姓名,只好在信皮上只寫下“上海文學編輯部收”的字樣,將我沉淪了十九年之作投擲進臨汾郵局。未曾料到的是,不久便接到了《上海文學》的復信,寫信來的是時任主編趙自先生,他除了對我走出“大墻”表示驚喜和賞識之外,小說很快就在刊物上發表了。 

文章重見天日,激動之情難以形容。偏偏此時,父親死于“文革”、從北京插隊來山西的知青李銳,因從小喜歡文學,便從霍縣來到臨汾并找到我的宿舍。因談吐非常投緣,于當夜便與我擠在一張床上共眠。好在這張床比單人床大一點,比雙人床小一點,因而可以睡下兩個人。當時已是初冬時節,我在勞改隊蓋了多年的棉被,不僅骯臟還多處破露出棉絮,但李銳當晚睡得很香。我想:這可能因為李銳在霍縣插隊,經受過生活磨煉之故吧。未曾想到的是,當年與我共眠于一床破被之下的李銳,后來成了寫出多部作品的山西作家(妙就妙在人生的巧合,1992年,我的長篇小說《龜碑》和他的長篇小說《厚土》又發表在同一期的《小說界》上)。 

李銳走后,我發現我的被子又臟又破,見早上陽光很好,便把它晾曬在屋前,然后沿著老城墻根去散步,完成我每天堅持的晨練。當我歸來之后,忽然發現屋前的棉被不見了,仔細查看,才在書桌上發現一張懷禮學長留下的紙條:“維熙,你老嫂子從襄汾來看我了,趁著今天陽光充足,我讓她拆洗縫補一下你四處開花的棉被。”讀罷紙條,我立刻跑進懷禮學長住室,向老嫂子致謝,懷禮學長把我拉了出來,走進他的辦公室后對我說:“咱們是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她昨天晚上來的,我想拉著她見你維熙老弟一面,哪知你沒在屋。她看見你屋前的棉被又臟又破,想必是在勞改隊蓋了多年,便抱回來拆洗一下。她說你的被子太薄,還要給你加上一層新棉絮,山西的冬天是很冷的!” 試想:一個從歷史冰窖里走到文化暖巢中的人,能不為此而動容嗎?我的淚水立刻涌上眼簾,但我又把淚水強壓下去——因為懷禮的剛毅,是看不慣男人流淚的。 

上述記載的是懷禮學長生活上對我無微不至的關懷。除了生活關懷之外,精神上的關照更讓我感動。比如,他讓文聯副主席——比我小幾歲的謝俊杰,帶我到與古堯都有著同樣文脈的洪洞去采風,在開闊我眼界的同時,以達到緩解我寫作疲勞的目的。俊杰是個獨臂人,他年幼時在煤礦附近玩耍,被雷管炸斷左臂,只剩下一只右臂。他身手敏捷,雖只靠一只右手耕耘,但筆下文字如行云流水,是個寫散文的才俊。他帶我先到中華民族發源地“大槐樹”駐足,后又到明代建起的關押囚犯的牢房(一代名伶蘇三,就曾被關押在這所囚房)。最后,我與俊杰走到始建于東漢、中國著名的佛教圣地洪洞廣勝寺攬勝時,演繹了我至今無法破解的人生秘笈。當我倆走到寺院墻外的一塊耕地旁時,一個身穿僧衣的僧人,突然停下他手中的鋤頭,以奇異的目光盯視著我倆。該怎么形容那位僧人的目光呢?就如同雨前的閃電,擊中了我們的中樞神經。謝俊杰低聲對我說:“咱們過去看看,他似乎有話要說。”我也看出了這位僧人的異常,便尾隨俊杰走了過去。但出乎我倆意料的是,那位僧人見我倆走過來,便又低垂下頭,用鋤頭耪地了。他瞬間的變化,讓我們不禁納悶起來,明明是有話要說,卻又收回腹中,何故? 

我說:“此時雖然‘文革’高潮期已過,但寺院之類的仍屬于‘四舊’范疇。不然的話,一個老僧怎么會在這兒揮鋤耪地呢?”俊杰說:“你的分析有道理,他似乎有話不敢對我們說。走,過去試試,看能不能讓他對我們口吐真言。” 

我們停步于這位僧人身旁,說明我倆的身份是來朝圣的游客,后又說明我們是文聯的,不是哪個“革委會的”。俊杰的話剛剛說完,老僧突然停下鋤頭,低聲道出了他的禪語:“你們二位一走過來,我就知道你們該是行文的善人。我要傾吐的佛語是,這位年輕的施主,一條獨臂已然說明少年時吃過苦頭,貧僧就不多言了,容貧僧對這位年長的施主多言上幾句,他過去一定受過牢獄之災,是得到人間恩施后,才有今天與廣勝寺貧僧會面之緣的。容貧僧再說一句囈語,這兒不會是這位施主久留之地,有朝一日你會像鳥兒一樣,飛回老巢的。” 

我愣住了,俊杰也驚呆了。試想,我來文聯已然有一年的光景,從穿著打扮上看,早已與那身勞改囚服絕緣,他何以能透視生命的過去,又何以預言要回到“老巢”?我急于想知道他口中“老巢”的含意,是指我重返“大墻”,還是寓意我要回到北京?但他已經低垂下頭鋤地去了,無論我怎么詢問,他都像兩耳失聰那般不再作答,專心致意地鋤地。 

返回臨汾后,我把此事告之懷禮學長,并詢問他“老巢”二字,是不是說我要重回勞改隊。他哈哈大笑了好一會兒,向我解疑說:“你怎么總朝壞處想,巢者家也——那位老僧說你快要回到北京去了,這是大喜事嘛!”我說:“這是您對僧人佛語的樂觀解釋,近二十年的勞改形成我的思維定式,只要是令人費解的中性語言,我總是往壞處推論。”懷禮學長雖依然在笑,說話的聲音卻低了下來,他附耳對我說道:“有句歷史諺語你一定知道,叫‘物極必反’,‘文革’像是狗尾巴草了,雖然現在又冒出來‘兩個凡是’,但我斷論這是‘文革’的強弩之末,中國歷史要翻開新的一頁了。你說,到那時候你是回家,還是重進‘大墻’?維熙,讓時間驗證我的話吧!” 

其實,就在懷禮學長對我笑談“物極必反”和“兩個凡是”之際,他和地委宣傳部長郭璞,都在接受“兩個凡是”的政訓。時至今日,許多后人不知“兩個凡是”為何物,簡易解析就是毛澤東雖然不在人世了,但他的政綱還若同天地之間的真理箴言,無論社會如何運轉前行,也不能違背其言而行事。他們被政訓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倆蓋章簽字,把我這個在“大墻”里勞改的“右派”,調到臨汾文聯工作。此事,是文聯一個綽號“大梁”的同事告訴我的,他讓我將此事一定要鎖在心里,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因為他堅信鄭老的話,中國歷史上陰霾的日子快結束了。文友這番真情表白,對我個人來說,雖然若同一劑安神液,但為我來堯都讓郭璞部長和懷禮學長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使我身心忐忑不安。 

好在多年的勞改生涯,形成了我逆向思維的定式。我一方面做好重回“大墻”的準備,另一方面則更為珍惜來之不易的時間,描寫監獄真實生活之作《大墻下的紅玉蘭》,就是在這個時刻落墨的。記得,當時我不分白天黑夜玩命地筆耕,一部近六萬字的中篇小說,我是在十個晝夜寫完初稿的。初稿完成后,我長出了一口氣,最大的慰藉是不僅對得起自己的文學良知,更沒有愧對懷禮學長對我的期望。我本來想將此事告訴懷禮學長的,但考慮到他正處于承壓的日子,不應給他增加任何麻煩,便把初稿藏于書桌底層。讓我想像不到的是,一天懷禮學長來找我了,臉上沒有任何愁楚表情,笑容依然像往常一樣。他說讓我與俊杰去西安電影制片廠,完成前輩作家馬烽提出的一個創作任務。因為我挖過煤,又到大同煤礦采訪過井下挖煤的“娘子軍”,此次與俊杰同去西影,要完成《井下娘子軍》的劇本寫作任務。 

謎!對我說來是個謎。懷禮學長何以會在這個時刻,讓我離開堯都去西安?是不是怕這把火燒到我身上,讓我避開風口浪尖?我之所以這么猜想,并不是空穴來風——就在前兩天,一位名叫侯桂柱的文聯同事,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他說話的態度雖然溫和靦腆,談話的內容卻十分沉重。他說他是代表有關領導詢問我來臨汾工作的整個過程的,希望我能很好配合。我開始禮貌地回答了他的詢問,告訴他,在1955年全國第一次“青創會”上,當時我和段杏綿皆為北京代表,所以我認識了段杏綿。后來她與馬烽結婚后遷往太原,因而我這封生存狀態自白書,便寄給了身在山西作協的她……至于我怎么會到臨汾,對其內情一概不知。侯桂柱似乎是在應付差事,聽了我的自白之后,也沒有再對我窮追猛打,只是說什么時候想清楚了,寫一份文字材料交給他。我明確地告訴他:“沒什么可以寫的,清查組如果覺得調我來臨汾工作不妥,送我回勞改農場好了……”這是發生在兩天前的事,兩天過后懷禮學長就讓我和俊杰去西安,無疑是讓我躲避“兩個凡是”的糾纏。 

我聽從了懷禮學長的安排,與俊杰一起去了西影。到了西影之后,我們首先還是竭盡全力把關于“娘子軍”的劇本完成。之余,我修訂《大墻下的紅玉蘭》的初稿,并將其文寄往上海的《收獲》。因與同來西影的俊杰相處甚佳,在小說寄往上海之前,曾請他過目了這篇作品。他讀過原稿后充滿友愛地勸我,因小說主題尖銳而敏感,人物結局過于悲涼,勸我不要發給任何文學刊物。我感謝他對我的關愛之心,但之所以沒聽友人的規勸,全然在于身處人生十字路口的我,已然有了重回“大墻”的精神準備。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我還給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寫了一封短信,因為他在20世紀50年代擔任團中央書記時,是關懷過北京幾個青年作家的人,而他關心過的幾個青年作家,無一例外地都從“白天鵝”變成了“黑天鵝”。我在信中除了向耀邦同志簡述了我在苦海行舟的概況之外,還期盼中國能迎來歷史新時期的曙光。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心聲,而是1957年五十多萬受難知識分子的心聲,更是進入“文革”后中國上千萬冤魂(包括一些開國元勛)的心聲。給耀邦同志的信寫得也百無禁忌,一切都聽天由命吧,大不了就是“飛回老巢”再進“大墻”嘛!回到臨汾,時間已然是1978年的深秋,我等待著命運的宣判,是留下還是重進“大墻”,我做好兩方面的精神準備。我想:即使重回勞改隊,我也不會忘懷山西前輩作家和古堯都對我的厚愛。當然,更要記住懷禮學長對我的呵護,因為他重新點燃起我內心的文學圣火,就是重進“大墻”,這圣火也不會熄滅。 

就在1978年的初冬,我的命運終于從問號轉化為句號。洪洞縣廣勝寺老僧的禪語,得到了完美的驗證,正像懷禮學長剖析的那樣,鳥兒返巢不是重返“大墻”,而是要回北京。當年懲處我的《北京日報》,為我下達了一紙“改正錯劃右派”的平反通知,由報社文藝部的李鳳翔送達山西太原,又從太原轉到了臨汾。 

記得,當時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懷禮學長塞給我一塊擦淚的手絹。我那雙沾著淚水的手,緊緊握著懷禮學長的手說:“您扶我離開苦海上岸,已然是苦難時代的樂章,在生活上您還像兄長般呵護我,在禍福相煎的十字路口,你總是幫我解脫困境。即使是古代惜才的伯樂,也不能與學長您媲美!” 

懷禮學長哈哈大笑,說:“命!這都是命!就像我臨危時被裝在麻袋里逃脫人生劫難一樣。我沒有別的送你,已給你準備了兩箱汾酒,希望你回北京后,在揮筆之前多喝一兩口。為啥?酒后吐真言嘛,文壇這么多年‘墻頭草’式的文章太多了,我盼望你筆鋒下流淌的是生活真實,絕不當文壇里追風的風箏。”我說:“苦難生活是我的老師,已然絕了我輕歌曼舞的文學之路、風箏的路。回北京后,我會時刻自審自省的。” 

時至今日,我在臨汾留下的堯都日記本,頁面雖已枯黃并散了筋骨,但其散亂的生活記錄,卻如同是我的勵志“天書”。“天書”中除了留下懷禮學長的恩德與生存的睿智肖像以外,筆鋒中還留下文聯同輩人以及后生代對我的關愛,他們的名字是:蘇家棟、謝俊杰、王鷹和老梁。蘇家棟曾代表懷禮學長,去大墻內探視過我,并曾在我的囚號里與我醉飲的人;謝俊杰與我同去洪洞和西安,是深知我的生命秘笈和文學追求的人;王鷹是文聯中的女孩,出于人性的善良,曾主動為我洗過臟衣臟褲;綽號“老梁”的文友,不僅是我當年到火車站的接站人,還是在我惜別臨汾之前,陪同我一起去答謝市委宣傳部部長郭璞的人。 

當時,郭璞不在機關主政,正在臨汾之西臥牛村的地委黨校主持學習。臥牛村離臨汾有幾里地之遙,老梁義無反顧地與我各騎一輛自行車,陪我到黨校向郭璞辭行。當天刮著四五級西北風,我們正好一路頂風而行,待我們抵達臥牛村黨校時,臉都凍得紫青紫青的。見到郭部長,我向他表達了收留下一個勞改犯,并為此而受到責難的真誠謝意。他沏上一杯熱茶,逼我喝上幾口暖暖身子,然后對我說:“我和懷禮簽字要你來臨汾時,就曾預料到‘好事多磨’,支持我們干這件事的根源,在于我們相信歷史陰霾即將過去,作為一個老干部,為歷史承擔一點責任是應該的。”之后,他得知我快回北京了,便說出他對我的期望:“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你這樣遭遇的不多,因而希望你能珍惜并消化這段生活經歷,寫出振聾發聵的文學作品。你能,一定能寫出昨天歷史的真實萬象,我和臨汾人民等著看你的作品呢!” 

上述記載,是我告別古堯都前不能疏漏的一筆,因為人作為萬物之靈,區別于低級動物的標志之一,就是應該知道感恩。因此當我和老梁從臥牛村歸來之后,文聯同事都勸我年底回京,與闊別多年的老母親和兒子一起過個歡歡樂樂的新年,我則堅持與文聯同事歡度1979年元旦之后,再回京與家人團聚,這也是受感恩意識的支配。因為我這只“籠中鳥”,之所以能早于“右派”群體破籠而出,并在這兩年多的時間里寫出了小說和劇本,是重情多義的臨汾,讓我在五更寒天成為“右派”同類中第一只“報春鳥”的。而山西作協的前輩和臨汾的學長文友,是“籠中鳥”的“放飛人”,所以直到1979年元月6日夜晚,我才在火車站依依難舍地與懷禮學長,以及送行的文友和同事們握手告別。夜車駛出古堯都時,我的第一個自悟就是:山西是我的再生之地,我永遠不能忘卻,如果有朝一日忘記了這塊土地,那時的我一定變成了沒有良知的人狼。 

在列車奔馳聲中,我的淚水奪眶而出,滴落在臉上……

請繼續閱讀從維熙:晉善晉美(下)魂牽夢繞的“娘家”山西

 

文來源:原載于《上海文學》2012年第9;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5-0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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