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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于成龍

 

 

 

 

 

  反腐,是現在輿論場中的強音。激濁需要揚清,古代的那些清官廉吏,再一次出現在我們視野。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履任考察第一站,選在了呂梁,其中一個原因,也就是因為呂梁是清朝康熙年間“第一廉吏”于成龍的故鄉。王儒林說:“我們要高度重視,深入挖掘,大力弘揚于成龍廉政文化,以古代廉吏于成龍為鑒,不斷提高拒腐防變能力,推進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而當我們再次將視野投向于成龍生活的清朝初年,通過他的故事,走進他的精神世界,從一般的清廉贊語往深看去,我們會發現,于成龍告訴我們的,有比“天下第一廉吏”更多的內容。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 山西晚報社 合辦

 

雅號里的廉政實錄

 

    新任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調查研究的第一站選在呂梁,其中一個原因,呂梁是清朝“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的故鄉。王儒林說:于成龍歷任知縣、知州、同知、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直隸巡撫、兩江總督加兵部尚書。在他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可以說于成龍生前的榮耀幾乎達到了頂峰,但他最令人敬仰的是一生清廉。

    于成龍,字北溟,號于山,清山西永寧州(今離石)人。生于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享年68歲,謚“清端”、贈太子太保。20年間從知縣累升總督。無論“七品芝麻官”還是封疆大吏,也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魚米之鄉,于成龍清正廉儉,始終如一。

    于成龍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正是改朝換代、由亂到治的階段。于成龍在45歲的“高齡”出山,從一個城僅六戶的縣令做起,在緝盜、稅收、水利、打擊腐敗等方面都有建樹,能實打實地把地方經濟建設搞起來,一路以廉名和干練節節高升。因政績卓著和廉潔刻苦,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古今。那么,于成龍到底有哪些清廉故事?我們從人們對于成龍的幾個稱呼中了解一二。

  1 半鴨知縣

    45歲的于成龍受到朝廷的委派,到廣西做官,任羅縣(現羅城縣)知縣。

    作為羅縣的一縣之長,于成龍常常是粗茶淡飯,草鞋布衣。他就任時正逢大災之年,看著老百姓這樣過苦日子,于成龍心里非常難過,連他自己的微薄奉祿,也拿出來救濟災民。

    中秋節快來臨了,于成龍的兒子從山西千里迢迢到廣西探望父親,告知祖母病重,要父親告假回鄉探病。于成龍的兒子從家鄉帶來了一只臘鴨,給父親下酒。但父子倆只割了半邊臘鴨,草草過了中秋節。過了節,于成龍請假獲準,父子上路回家時,于成龍盤纏不夠,路上沒錢買菜吃,只好又帶了兒子從家鄉帶來的那半邊臘鴨上路做菜肴,一路風餐露宿,回到家鄉。

    于成龍為官清廉如此,回家途中,父子倆只吃半邊臘鴨做菜,此事傳回廣西,老百姓非常感動,羅縣鄉親就送一個綽號給他——半鴨知縣。后來有人作詩稱贊他。詩曰:半鴨知縣古來殊,為政清廉舉世無。徜使官員皆若是,黎民安泰樂斯乎!

    關于“半鴨知縣”還有一種說法。

    說于成龍到廣西羅城上任后,寄居關帝廟內,支床于周倉像后,壘土為案,一鍋一盆。后其長子從山西老家來探望他,亦餐餐青菜豆腐,與往日無異。在兒子臨走時,適逢廚下腌鴨一只,遂割了一半讓兒子帶回去。此事傳開,民間便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子臨行割半鴨”的歌謠。

    無論哪種說法,都說明于成龍的清廉。

  2 于青菜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第一次升官,從廣西到四川,于成龍沒有路費,也不要老百姓的錢,讓一個算命的瞎子一路資助著才能吃上飯。后來他又去湖廣下江陸道當道員的時候,駐地在湖北新州(今新春縣)。在湖北期間,盡管條件比他呆過的廣西和四川好了許多,但他的艱苦生活作風,卻非一般人可比。在災荒歲月,他還以糠代糧。于成龍不是為了節約而節約,他把節余的口糧和薪俸都用來救濟災民。當地百姓編了歌謠贊頌他,歌謠里說:“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于公食糠粥。”他不光是清苦,還讓富戶解囊濟災。行動總是大于語言,他以身作則,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余兩,施一日而盡”。

    在任省府大員期間,于成龍居然會因接濟小叫花子,窮到讓傭人將自己的冬衣送到當鋪去,平日則是粗茶淡飯,且僅有一襲官衣蔽體。在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

    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龍由江防調任福建按察使時,乘船前往福建。臨行前,他催促家人買來幾擔蘿卜,放在所要坐的船中。有人對此大惑不解,笑著問他:這么便宜的東西,你帶那么多干啥?他回答說:在旅途靠它當飯吃呀。

    不久,于成龍由直隸巡撫擢升兩江總督(康熙六年,按行政區劃分,江蘇、安徽為江南省,與江西省合稱“兩江”。總督為最高行政、軍事長官。督府在江寧,現南京)。是年,于已逾花甲。赴任途中,不擾民,不驚動府道州縣,乘驢車,住小店,風雨兼程,輾轉千里,直抵江寧督府。“兩江”地處長江中下流域,沃野千里,富庶豐腴,而于不改初衷,一如既往,每餐必食蘿卜青菜。主仆無茶可飲,采槐葉充之,日久,衙后槐樹,枝朗葉疏。于成龍到任后,恰逢江南屢遭風雨襲擊,災情不斷,他經常為了“留米賑饑”,而以稀粥青菜為食。“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為感念他,深情地稱他為“于青菜”。“于青菜”的軼事,至今還在江南流傳。

  3 布衣總督

    據歷史記載,于成龍由直隸巡撫升任江南、江西總督。赴任途中,他與小兒子賃了輛驢車做交通工具,并各帶數十文錢做投宿旅費,一路上從不麻煩驛站,也沒有動用過一文公款。他出任兩江總督的消息傳出來以后,南京布價驟然上漲。個中奧妙倒是不難猜測。因為他出任兩江總督以后,南京地方官怕是不能穿綾羅綢緞了,都要改穿布衣了。果然,他出任兩江總督后,總督衙門的官吏受到了嚴格約束。

    于成龍做兩江總督后,官僚、巨商都改穿了布衣;高門大戶將大門樓改筑成小門樓;少數惡霸都避居他鄉。但不少人是懾于于成龍的威勢,表面上表現出改邪歸正的樣子,背地里卻極力造謠誹謗他。由于眾口鑠金,連一向對于成龍頗為信任的康熙皇帝,也聽得起了疑心。于是,康熙暗中派人去調查,得知實情后感動得流淚,他拿出寶劍斬斷桌子說:“如再有人說于成龍是貪官,這就是他的下場。”

    于成龍力倡節儉,身體力行,士大夫爭相效仿:食粗糲、去精細,減車轎、仆從,不著華麗服飾,婚嫁不用音樂……于兩江總督任上僅三年,政風社情,煥然一新:官吏廉潔自律,勤政愛民。兩江百姓安居樂業,人戶豐瞻。

  4 于清端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后升任省布政使。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說:“國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

    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于成龍于紫禁城,當面褒贊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

    未逾兩年,于成龍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

    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于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布了《興利除弊約》。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并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并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才,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于吏治建設。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才。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于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明清時,禮部奏請,故去的大巨才能得謚。換句話說,獲得請謚者必是朝廷眷念憐惜之臣,于成龍病逝后,清政府授其謚號“清端”,是清操廉節可以表率世人的意思。后世之人多稱其為于清端。

    于成龍最早任知縣的廣西羅城有個鄉鎮就以于公的謚號“清端”命名為清端鄉,直到民國初年。

本報記者 白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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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成龍年譜

  1歲: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于成龍出生。

  15歲:明崇禎四年(1631年),永寧州安國寺讀書。

  23歲: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八月,赴太原鄉試,中副榜貢生,以父老不仕。

  40歲: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以明經赴吏部謁選。

  45歲: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五月四日,以副榜貢生赴任廣西羅城縣令,典房賣地以充川資。八月二十日入羅城縣,寄居關公廟。

  46歲:清康熙元年(1662年),開始編制保甲,肅清盜賊,召集流亡,鼓勵農耕,興建學宮、養濟院,請求改革鹽引等諸多弊政。

  51歲:清康熙六年(1667年),被舉為“卓異”升四川合州知州,羅人追送數百里。上官索魚,成龍拒之,并條陳地方疾苦。

  52歲:清康熙八年(1669年),因功升黃州府同知,鎮守岐亭,大力息盜濟民,計擒盜魁多人,地方以寧。

  58歲: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二月,第二次被舉為“卓異”,升福建建寧知州,湖廣巡撫張朝珍奏改武昌府知府。三月,抵武昌料理軍需。四月,奉命往咸寧蒲圻造橋,以渡清軍,又收復蒲圻縣城。五月蒲圻浮橋被洪水沖毀,于成龍被革職回武昌。張朝珍命其帶罪料理岳州軍需,旋又奉命剿撫響應吳三桂之東山叛軍。于成龍單騎入山,速降劉君孚,叛軍出山投誠。七月,于成龍轉任黃州知府。十一月,于成龍親冒炮火,相繼平定黃金龍、鄒君申、何士榮、鮑世庸、李公茂等叛軍。

  59歲: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被授予中憲大夫。

  60歲: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黃州水旱迭至,訛言又起,于成龍修建赤壁亭榭,召集官僚文人飲酒賦詩,以定民心。

  61歲: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六月,復設江防道,命于成龍充任道臺,仍駐黃州。修繕戰船,練習水師,緝盜安民,境內肅然。

  63歲: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春,抵任按察使,平反冤獄,釋放囚犯、奴婢千百人,免去鍘夫數萬人。九月,第三被舉為“卓異”,升福建布政使。

  64歲: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康熙特擢于成龍為直隸巡撫。十一月,于成龍多次上疏請求急救口北饑民,并擅自開倉糶米,賑救災民。

  65歲: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康熙召見于成龍,面諭“爾為今時清官第一”。九月,康熙在雄縣第二次召見于成龍。兩次召見,嘉勉有加,賞賜頗多。十二月,康熙準于成龍三月假期,并賜內帑金,回籍葬繼母。同月,升任兩江總督,授通議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66歲: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于成龍抵江寧,江南官吏望風改操,奢靡舊習為之大變。

  67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馬世濟彈劾于成龍受屬下蒙蔽,令其就是取利。部議休致,康熙特旨降五級留任。

  68歲: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春,上疏乞歸,康熙不準。三月,命于成龍兼理江蘇、安徽巡撫事,并巡視海境。事畢歸江寧,身染沉疴。四月十八日,于成龍病逝,詔復原級,謚“清端”。七月,子廷翼扶柩回鄉,送者數萬人,葬于方山縣橫泉村祖塋。

 

逝后三百年,民間常銘念

 

    在于成龍的故鄉呂梁,“于成龍”是一個經常被說起的名字。上了年紀的老人講古時,總能把和于成龍有關的故事講得頭頭是道。年輕人和孩子也對他非常熟悉,說起事兒來“于成龍”長“于成龍”短,總愛拿他打個比方。若是和他的故居離得近,出去說上一句“于成龍那個村的”,那是多受人些尊敬的。懷念于成龍的人不僅僅是故鄉人,在我們身邊,有根據他的故事拍的影視劇,有根據他的人生排演的戲劇,還有為他修建的紀念園,他們都在表達著大家對“于青天”的念念不忘。

  《一代廉吏于成龍》演了又演,百看不厭

    電視劇是最能體現老百姓喜好和感情的東西,大家往往在電視劇的嬉笑怒罵中,找到自己想要了解的歷史和故事。自從《一代廉吏于成龍》開播以來,它已經被老百姓“喜歡”了無數次,無論是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還是在地方電視臺播出,無論播出第幾次,總能讓一大拔觀眾再次走進劇情,去看一遍已經看過的劇集。這不,在剛剛過去的國慶黃金周,山西衛視又一次播出這部電視劇,不少人家的電視機里,又一次響起那首熟悉的片尾曲《長歌行》。播了這么多次,依然有人看。

    除了劇情曲折引人入勝,老百姓最喜歡的,相信還是劇中的主角于成龍,以及于成龍身上透出的那種光芒。在采訪《一代廉吏于成龍》的編劇孟恭才時,他這樣說過:“(我要)從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尋找那些潛在的歷史文物、歷史事件背后更深層次的東西,抓住那些歷經滄海桑田的智慧與精神之光”。這和老百姓的需求是不謀而合的,他們向往的是于成龍的清廉、擔當和正氣,向往到愿意從電視劇中一遍一遍回味。也許,正因為這樣,今年522日,中紀委官網發布消息,該網視頻欄目將展播這部電視劇,以期帶給廣大干部和網友啟迪。

    除了電視劇,京劇《廉吏于成龍》也詳細生動地描寫了于成龍榮耀的一生。創作和編排這部京劇的,是上海京劇院。當時這部京劇在上海演出時,可謂一票難求,上海的觀眾們對這位出生于山西的清官非常感興趣。演出當中掌聲不斷,這不僅表達了觀眾對京劇藝術的喜愛,更表達了大家對反腐倡廉這一主題的擁護。在對于成龍精神的肯定之下,上海多次組織黨員和干部去看《廉吏于成龍》,甚至將它作為黨員先進性教育的一份特殊教材。后來,這部京劇還被拍成京劇電影,在拍攝電影的過程中,中紀委、廣電總局、中國文聯都給予了極大的支持,而在電影首映式舉行時,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俞正聲專程發來賀信,稱贊這部京劇電影是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上的一份厚禮。

  家鄉父老,仍念叨著于成龍

    最熟悉于成龍的,還是故鄉人。方山人李晉斌,總說自己是于成龍的老家人。據李晉斌回憶,當時電視上播放《一代廉吏于成龍》時,他們全村的人都在看。他特別感謝這部電視劇的編劇、導演和演員,說他們“把于成龍演活了”。李晉斌70歲的老父親,每天晚上都追著看這部電視劇,每當看到激憤動情之處,總是禁不住熱淚盈眶。他們都認為,是家鄉呂梁山的雄偉厚重養出了于成龍這樣一個兩袖清風卻鐵骨錚錚的官員,他們對自己的家鄉出過于成龍這樣一個清官而充滿了榮譽感。

    擁有這種榮譽感的人不在少數,甚至有人將它當成終身的事業來做,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提到的為宣傳于成龍做了很多工作的“民間人士”高林清,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千方百計地收集、整理于成龍遺物,建造了一個于成龍廉政文化園區,希望通過紀念于成龍的方式,弘揚廉政文化。他將自己所有的錢都投入到這里,沒錢了就賣自己的房子。最后資金難以為繼,他為了讓這個文化園能繼續存在下去,在網上無償轉讓項目。這說明,他并不是為了牟利,只是希望人們能記住,記住他所代表的廉政精神,記住自己的家鄉,有這么一股浩然之氣長存。

    家鄉人的思念,總是質樸的,他們口里心里忘不了一個給自己家鄉帶來巨大貢獻的人。尤其是,這種貢獻在精神上長存,無論過去多少年,它的力度不減。

  民間傳說于成龍乃再世狄仁杰

    真實的歷史中,因為清初社會并不安定,于成龍在出仕之初,很多時候做著緝盜安民、斷案平冤的工作,在福建按察使任上,還以“讞決明允,所生全殆以千百計”而第三次被舉“卓異”,由此被百姓稱為“于青天”。他捕盜斷案,明察秋毫,手法又不拘一格,留下了許多傳奇,在當時就廣受贊譽,蒲松林著《聊齋志異》,其中就專有一篇《于中丞》,講述他斷案的神奇。到了清末,以他的事跡為原型,評書藝人又創作了公案小說《于公案》,讓于成龍有了和狄仁杰、包拯一樣的地位。比如說,于成龍智斷騙財案,講的是于成龍用裝糊涂的手段,麻痹了案犯的警惕,然后抓住證據迅速斷案的故事。再比如說,于成龍暗訪門頭溝,講的是于成龍為了調查清楚北京西山煤窯中,窯主虐待、圈禁工人的犯罪行為,他帶了一個隨從潛入煤窯,冒著生命危險調查事情真相,讓惡人得到嚴懲的故事。

    在這些民間傳說中,于成龍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廉吏,他分明就是清代的狄仁杰。他智計百出,腦子一轉就能想到斷案的方式。他擁有一流的表演能力和矯健的身手,能夠從暗無天日的門頭溝煤礦中調查到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且還能安全脫身。這種對于成龍能力的想象,已經完全超出了他的實際水平。但是,老百姓為什么要一代一代口口相傳這些有些夸大的故事?

    也許,僅僅因為對一位“青天”的渴望吧!渴望自己生活的地方能夠治安良好,渴望自己的日子能夠越過越紅火,渴望沒有一個壞人被放過,渴望沒有一個好人被冤枉。而廉潔正直、才能卓越的于成龍,滿足了百姓對官員所有的期望,于是,百姓一方面贊譽他,懷念他,另一方面,也將“于成龍”塑造得越來越完美和高大。于成龍,于青天,就這樣在一個又一個的傳說故事中,長久地存在于老百姓的腦海里,存在于老百姓的念想中。

本報記者 康少瓊

  于成龍的經典文學影視形象

    于成龍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贊譽,在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朝野的同時,其事跡也以文學、戲劇、影視等形式廣為傳播,直至今日。

    于成龍較早在文學作品中出現,是在乾隆年間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其中有一篇為《于中丞》,講了兩個故事,都是說于成龍從蛛絲馬跡中發現犯罪線索,從而破案。到了清末,評書《于公案》問世。據云游客(即評書大師連闊如先生)《江湖叢談》稱:《于公案》的編創者是北京前輩評書名家牛瑞泉,由他傳給劉竹橋,劉竹橋再傳給群福慶,遂在北京說書界流傳開來,講述于成龍出京西巡,一路斷案破案,除奸拿賊的故事。到了現代,單田芳先生也曾推出100集的評書作品《清官于成龍》,著眼點變為于成龍從一個廣西羅城知縣到兩江總督的許多感人肺腑、引人深思的故事。

    1998年,離石區作協主席王永泰創作了長篇歷史小說《清官于成龍》,影響非常大,單田芳先生的評書就是據此改編,而以后的影視劇、戲劇也以此為本。

    2000年,由李萬年、尚大慶、胡大剛主演的19集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便把于成龍羅城治盜、湖北平匪、福建平冤、直隸救災、兩江懲惡等事跡搬上熒屏。

    2003年,由上海京劇院創作演出的京劇《廉吏于成龍》問世,表現了于成龍與官僚周旋斗法,拯婦孺老弱于水火,救受害無辜于囹圄的人格魅力和清廉儉樸的為官操守,屢受好評,獲得過中國京劇藝術節金獎、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以及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已經成為上海京劇院的常演、保留節目,并在2007年和上影集團、上海電影制品廠合作改編成戲劇電影。

    2007年,中共呂梁市委宣傳部和上海京劇院簽約,以一元著作使用費,由呂梁市青年晉劇院將《廉吏于成龍》改編為晉劇,時隔數百年,“于成龍”再次回到家鄉,得到公眾的熱烈歡迎。

本報記者 白潔

 

天理良心因果報應于成龍力量之源

——走進于成龍的精神和歷史世界

 

    于成龍現在被人所稱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龍看來,這廉,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

    天理良心,是于成龍施政的基礎,也是他力量的來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紙任命,只是給了他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和正當的資格,并不能幫助他在朝野建立聲望,以及幾百年來一直被人擁戴和銘記。

    以天理良心為本,那么為官以廉,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并不需要特別追求。

  A 于成龍以前朝副榜貢生出仕

    清朝順治十八年五月,于成龍以前朝副榜貢生的身份,被朝廷選任為廣西羅城知縣,時年45歲。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介于不惑和知命之間的于成龍,這個選擇應該是深思熟慮的結果,盡管我們現在已不清楚他經歷過怎樣的糾結。

    明清以后,官僚制度已經非常完善和嚴密,科考入仕被視為做官正途,而“副榜貢生”,是那些參加鄉試沒有正式成為舉人,但成績還算過得去,所以列入副榜,可以去國子監繼續深造的讀書人。以副榜貢生當知縣,說是正途出身已然十分勉強,也就是在清朝初年人才缺乏的狀況下才能實現,再往后,正牌進士、舉人都不一定能輪得上。當于成龍日后成為兩江總督,這個“副榜貢生”的功名,還會寫在他儀仗隊上的大紅官銜牌上,他手下僚屬數百人,可能沒有人功名比他更寒磣了。于成龍也知道自己這個劣勢,但他雄心并未減少,“我輩雖非科第中人,上古之皋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耶。”

    更違和的是“前朝”。于成龍的副榜貢生,是在明朝崇禎十二年中的,明亡之后的順治八年,他也參加過鄉試,只是沒有中舉,所以終其一生,頂著的就是這個明朝的貢生功名。而在古人的觀念里,參加明朝的科考,卻在清朝做官,嚴苛點說,也是失節。清朝不同于一般的王朝鼎革,還是異族入主華夏,在視華夷之辨甚于君臣之防的古代,這更是有損清譽。他甚至不像澤州的陳廷敬。陳廷敬在早于他三年之前便高中進士,進了翰林院為庶吉士。但陳比他小23歲,自記事起,便是滿清的臣民,不會背負歷史包袱。而與于成龍同輩的人,轉變就沒有那么容易。更何況,在于成龍出仕的前一兩年,本省的名士、長他12歲的傅山還在四處奔走,矢志反清,很多國內一流的文士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即使不再反清,至少也持堅定的不合作態度。這些人在當時和以后,都被視為士林的楷模,于成龍卻剃發易服,跑去比家鄉永寧州更偏僻、更艱苦的羅城縣做官。

    羅城縣在廣西,古時被看作是瘴癘蠻荒之地,在那兒做官,能生還就是大幸。而且,順治十六年即于成龍出仕的前兩年,羅城才被納入清王朝版圖,實際還是個化外之地,民性悍勇好斗、冥頑難治,前兩任知縣一個被殺,一個棄官跑路。再加上戰亂過后,幾乎是一片白地。當于成龍到了羅城,迎接他的是一座沒有城墻,居民只有六戶,荒草叢生的三間茅屋就是縣衙的縣城。于成龍只好用土壘個案桌開始施政,晚上就寄居在關帝廟里。隨行的五個仆人,很快就受不了,病死一個,剩下的說什么也不肯再待下去,于成龍無奈只好將其打發回去。后來,于成龍的兒子又買了四個仆人送過來,但很快,病死三個,嚇瘋一個。于成龍索性不再用人伺候,一個人住了下來,做飯、洗衣自己干,忙起來一天只吃一頓飯。于成龍不是沒后悔過,“此一活地獄也,胡為乎來哉”,也曾向上級請求放他回去,但羅城縣好不容易來了個知縣,怎么可能輕易放走,自然不了了之。

    實際上,于成龍是不需要吃這番苦頭的。于家在明朝弘治年間,出過一位御史中丞,名叫于坦,由此開始開枝散葉,成為永寧望族。到于成龍時候,各房分立,雖然不再豪富,但也是中上人家。于成龍的功名,出仕雖嫌不足,但在當地,足以成為頭面人物,隨著時局安定、社會發展,因有功名又不需要繳賦納稅,家境不難小康。何必變賣家財,跑去羅城?名,沒什么好聽,利更是得不到,于成龍圖的什么?

    我們也許可以注意一下,于成龍出仕的順治十八年。那年正月,順治皇帝去世(民間說是出家),8歲的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皇帝,成為這個龐大帝國新的統治者以及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后一個盛世的開創者,換句話說,不論是于成龍自己的人生,還是大清王朝,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B 于成龍的抱負,是要重建秩序

    但是,這個新時代的來臨,并非顯露著氣象萬千,而是滿目瘡痍。像羅城那樣的地方,比目皆是。帝國龐大的疆域需要人治理,基層官員的缺乏是難以回避的問題,所以像于成龍這樣功名很低的讀書人,也能做一縣之主,施展自己抱負。

    古代讀書人的抱負,可以說是“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說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詩意地說,也可以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和皇帝——不論什么樣的皇帝——共治天下,讀書人都有這種天然的自覺。

    而當時的“天下”,明亡清興已成大局,只是亂世余波還在,不用說在遙遠的邊疆,還有南明小朝廷不奉新王朝正朔,就是在廣闊的內地,忠于前明的勢力、趁火打劫的土匪依然挑戰著新王朝的統治,最重要的是,經過數年的戰火,城池毀棄,鄉村凋敝,民生困苦,是對新王朝執政能力的最大挑戰。某種程度上,百姓并不管皇帝是姓朱還是姓愛新覺羅,誰能結束亂世,誰能建立秩序,讓他們安心地做工、務農,活下去,他們就會在誰治下做順民。

    儒家最重秩序,孔子的政治觀念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盡其本分,就可以稱為盛世。而于成龍們的出仕,便能為天下重建綱紀,為生民結束離亂。于成龍雖然曾經后悔過,但最后還是決定留下來,“荒檄皆王土,惟國家所使耳,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

    于成龍擔任羅城縣令7年,主要的功勞便是為羅城重建了秩序。他編制保甲、約束縣民,有敢于犯案的,他也敢下狠手,“盜有犯者立斬之,懸其首于竿,由是盜皆屏跡。”縣內有幾個大族倚勢橫行,于成龍也是該抓的抓,該杖的杖,很快便讓他們規規矩矩。有了秩序,逃亡的人樂意回來定居,百姓也能安心生產。僅僅三年之后,羅城縣就呈現出了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于成龍后來說,“我一生得力,在令羅城”,也許就是因為在羅城,他實現了一個儒者的最高抱負,將一片荒蕪變成人間樂土。

    于成龍45歲擔任羅城縣令,68歲死在兩江總督任上,仕途23年,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朝著建立秩序的方向努力。鑒于康熙初年全國并不穩定的情勢,所以于成龍最為人稱道的本領、政績都在緝盜剿匪,其余勸農桑、興教化、平訴訟等等,便是一般能員也能做到,倒不需要特意說明。為了能夠讓社會安定,他不憚采用最暴烈的手段,完全不把人命當回事,就算是古代那些酷吏也要咋舌。

    于成龍在羅城縣令任上7年之后,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又過了3年,調任湖北黃州同知,駐在歧亭。黃州同知作為知州的副手,負責的就是保境緝盜。歧亭在黃州和麻城縣交界,山高林密,好幾伙盜匪嘯聚山林,于成龍剛一到任,就抓了大盜9個,公開示眾,除了有當地百姓作保不再作亂的兩個,剩下7個,全都活埋。由是合州震動,一郡盜匪從此驚匿。但活埋,于法無據,承平時節,不免要被人參劾非刑殺人。

    不僅如此,于成龍還化妝易名深入匪巢,和土匪們打成一片,甚至有了一把交椅,成了頭頭,然后擇機一網打盡,全部砍頭。據說臨刑前,念在土匪們招待之情,還賞了他們頓酒菜,這才灑淚作別,上演了港片中“對不起,我是臥底”的老套情節。在民間固然是傳奇,但在官場,也就是于成龍,如果是別人,上級輕則告誡不足為訓,重點兒就會接到“有失官體”的批評了。

    康熙十二年,三藩作亂,十三年,吳三桂打下湖南,兵鋒直抵湖北。當年于成龍已升任福建建寧知州,但經巡撫張朝珍之請,改任武昌府知府。湖北境內的一些武裝勢力因吳三桂作亂也想趁時而起,于成龍四處救火,身入虎穴招降叛軍,乃至提刀上馬,親臨一線。有一次形勢危急到幾乎全軍覆沒,幸虧于成龍臨危不亂,不僅不后撤一步,反而帶頭沖殺,終于轉危為安,平定叛亂。那一戰,叛軍被斬首數千人,血流成河。有了這樣的例子,其他叛軍都非常忌憚,于成龍或剿或撫,無往不利。當年年底,于成龍平叛初步成功,他在麻城縣黃市村勒石紀念,銘文說“龜山以平,龍潭以清。既耕且織,東方永寧”。

  C 對于成龍來說,為官以廉,是個非常自然的結果

    于成龍殺人雖多,但從古至今,沒人說他是酷吏。因為于成龍手段雖烈,但秉的卻是一顆慈心。他某次平叛之后,搜出了叛軍的名冊信件,卻沒把這當作線索,而是付之一炬,讓那些隱匿的盜匪得以放心下山為民。其余愿意放下武器的盜匪,于成龍也不會算舊賬,很快將他們赦免以及妥善安置。這政策非常有效,連外省的叛軍都慕名前來投誠。

    當然,于成龍并未考慮過他的手段是酷是慈的問題,在他看來,那只是些細枝末節而已。殺人不足以判他酷,不殺也不能說他慈。在他出仕之初,他對友人說,“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對待百姓的菩薩心腸,和對待盜匪的霹靂手段,都是從這四個字生發出來的。

    天理良心,這是于成龍施政的基礎,也是他力量的來源。若非如此,清廷的一紙任命,只是給了他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和正當的資格,并不能幫助他在朝野建立聲望,以及幾百年來一直被人擁戴和銘記。

    于成龍現在被人所稱道的,是他的“廉”,但在于成龍看來,這廉,也是他所奉行的“天理良心”的一部分。以天理良心為本,那么為官以廉,可以說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并不需要特別追求。他死后大儒熊賜履給于成龍寫墓志銘,其中有言“三代而后以廉干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為刻復,以納于偏畸,故措施建豎、表里初終,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刻厲之跡”。

    于成龍初任羅城,再官合州,兩處地方都很窮,做羅城知縣時他要自己做飯洗衣,而去了合州,正賦只有15兩銀子,于成龍想不“廉”都困難。百姓看父母官過得清苦,就湊些銀錢送他,于成龍溫言勸勉,讓他們拿回去奉養父母。但同時,他升任知州,賞識他的巡撫給他盤纏,他也不打算拒絕。

    所以,他的廉,更可以說是天理良心的外在表現。把他和明朝第一廉吏海瑞相比,我們會發現他比海瑞少了些刻意和刻板。當然,海瑞在明朝晚期那樣奢靡的社會氛圍下,矯枉必須過正,非如此不能挽回世風,而于成龍,糠也吃過,但并不以吃糠為榮,條件好些,就不吃了。他還愛喝酒,一天至少要喝一壺,總有三四兩。這名聲傳遍廣西、湖北的官場。那次平叛勝利,湖北巡撫張朝珍長出了一口氣說,你們都說我不應該用“醉漢”,現在誰還有話說?

    而在“天理良心”之外,于成龍選擇和堅守廉潔,還有別的原因,這較少為人提及,但卻不能不注意。于成龍在家鄉永寧州時,曾在當地安國寺讀書6年,并與寺院住持純天交好,6年間,兩人常常攀談。我們無法判斷于成龍的佛學修養如何,但可以清晰地知道,佛教的因果報應學說,對于成龍的影響非常大。如在兩江總督任上,于成龍發布過《禁送節禮諭》中說,“本部院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贓物,而平分男盜女娼之報應也”,很直接地表現了他的廉潔,乃是因為不愿意遭受報應。又如他批示蘇松道臺清理獄政的報告,命令相關單位善待囚犯,勿令饑餒,修繕牢房,以免疫病,這樣就能“陰功浩大,子孫受福無窮”。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他認為,他所承受的一切,也是因果所致。羅城知縣任結束,他升遷榮別,給友人的信里說,“間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事一點,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存性命。回想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鬼神無爽,能不寒心?”

    古代士人,學佛好佛者很多,即使內心相信因果報應,但表現出來的,或樂于表現的,還是他們對于佛教哲學的熟稔,寫禪詩、打機鋒才是他們最慣常做的,而像于成龍這樣,有如鄉下老婆婆一般,將因果報應掛在嘴上、行諸公文的,可說十分罕見。就這樣,一端是“天理良心”,一端是“因果報應”,互為表里,構成了于成龍精神世界的底色。

    需要特意說明的是,說于成龍懼怕報應而選擇廉,無損于成龍的偉大。人有所畏懼,才有底線,才能有所為有所不為,而堅信自己所為符合“天理良心”,又使得于成龍無所畏懼,天下事無不可為。這兩者并不矛盾。

  D 于成龍不是官場異類深得上司激賞

    康熙十六年,重設江防道,駐黃州,于成龍任道臺。隔年升福建按察使,再一年升布政使,成為省部級官員,再一年升直隸巡撫,成為封疆大臣,再一年升兩江總督,仕途終于達到頂點,那年他已65歲。

    從知縣走到省部級官員,于成龍花了18年。但從方面大員到封疆大臣,卻只用了3年。算快算慢,真是不太好說。像陳廷敬,入仕5328次升遷,平均兩年就要升遷一次,仕途算是很順利的,但升到部級,也用了17年。拋開于成龍的才干和政績,清廉,對于成龍的仕途有過什么影響呢?

    于成龍仕途生涯,最令人稱羨的是三次被舉“卓異”。明清時期考核地方官員,三年一次,最優等的稱為“卓異”,名額有限定。被舉卓異,“記錄即升,不次擢用”,非常難得。而卓異官,必須以“清廉為本”,所以于成龍的廉潔,是他能夠升遷的根本原因。同時,要舉卓異,要求上司申報,最終以各省督撫的意見為準。也就是說,于成龍能舉卓異,必要的條件是上司賞識。從中我們可以知道,于成龍的廉潔,并沒讓他成為像海瑞那樣官場的異類,人人側目避之不及,反而連上司都樂于獎掖提拔。

    于成龍第一次“舉卓異”,本來沒他的事,但當時廣西巡撫金光祖力爭,甚至威脅布政使和按察使,說如果他們不舉薦,他就會自己上疏。等到于成龍升官,金光祖也沒要任何回報,還為于成龍準備盤纏,給湖北的督撫寫信介紹推薦,唯一的要求只是“照羅城縣去做,萬不可壞了我名聲”。一省長官對屬下一個縣令的照拂,真是無以復加。第二次、第三次,莫不如此,湖北巡撫張朝珍、福建巡撫吳興祚對于成龍的評價都非常高。于成龍雖不好名,但廉能的名聲卻是他們宣揚于朝堂,成為他仕途進步的基石。于成龍從布政使升任巡撫,這是從地方到封疆的關鍵一步,也來自于吳興祚的舉薦,吳興祚贊于成龍說,“閩省廉能第一”。

    于成龍的仕途,也不是沒有蹭蹬。他在武昌知府任上,為部隊修建渡河橋梁,卻被山洪沖毀,遭革職留用,但實際上因為三藩之亂,正是用人之際,于成龍并未去職,很快就得到新的任命;兩江總督任上,因為于成龍的中軍(侍衛長或副官)田萬侯倚勢作弊,被人檢舉,于成龍受到降五級的處分。不久于成龍病逝,康熙皇帝特意取消了這個處分,并在圣諭中為他開脫,說“與之不合者挾仇讒害,造作屬下欺罔”。這又和海瑞不同,海瑞每到一地,總為同僚上官不喜,連皇帝也只想把他當做偶像,供起來了事。海瑞真正能夠施展才華,主政一方的時間,只有當知縣的三年和當應天巡撫的不到一年,其余都是坎坷。尤其是應天巡撫任上,有人誣告海瑞庇護奸民,魚肉士大夫,于是海瑞立刻被免職,改任閑職。

    于成龍與海瑞,兩人清廉相同,境遇卻不一樣,也許是康熙初年,正是王朝開始興盛的時候,氣象崢嶸。海瑞所在的時代,明王朝卻已經暮氣沉沉,積疴深重難以挽回。然而無論如何,“天理良心”和“因果報應”給了于成龍強大的精神力量,于成龍又靠著這樣的力量,改變著天下的風貌。史籍所記,于成龍兩江總督的任命一下,人還沒到,江南的社會風氣就變了,南京城“闔城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出戶者”,“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

  結語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于成龍奉命巡視海境。許是風高浪急,68歲的他實在吃不消,回來就染重病。四月十八,病逝于總督府署。同僚下屬來檢視遺物,見只有布袍一領,靴、帶各一,堂后甕里數斗米和幾瓶鹽豉而已,無不淚下。消息傳出,南京城里男女老幼都痛哭不已,如喪考妣。稍后,他所做過官的地方,都為于成龍立了祠堂,民間祭祀,終清一朝不絕。

    也就在那時,康乾盛世的大幕徐徐拉開。

本報記者 李遇

圖片來源于互聯網

 

清朝康熙初年的于成龍現象

 

    滿清三百年,數得上來的廉吏,康熙一朝要占到大多數。《清史稿·選舉》中說,“康熙之初……廉吏輩出……吏治蒸蒸,稱極盛焉”,為何會這樣,三百年后看,應該有獨特的歷史原因。

  產生廉吏的社會背景

  軍政機構精干,“圈地令”“剃發令”被廢除社會矛盾減少

    順治末年、康熙初年,滿清王朝統治階級奢靡貪腐,官場風氣和社會風氣一度堪憂。“康熙執政后,注重整頓吏治,鞏固政權,積極倡導、逐步推行清官政治,收到明顯效果。貪腐風氣受到遏制,官場政治漸獲清明,社會風氣改變很大,轉而呈現出清官輩出的景象。”山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高春平說。

    康熙時期,清官的產生和清初的社會制度有很大關系。

    清初的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南書房及后來的軍機處,比明朝的內閣六部精簡有效得多。《清朝文獻通考》中說,清初宮廷人員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花費只及明朝的八分之一,宮廷建筑規模只有明朝的十分之三。一個不很追求奢華、排場的最高統治層,它的工作效率和對全社會的示范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康熙廢除了導致滿漢之間積怨甚深的‘圈地令’‘剃發令’等前朝落后的政策,受到廣大百姓的歡迎,這樣逐步讓國家富強,經濟繁榮,人民休養生息。”高春平說,政權穩定,社會矛盾減少,這是當時產生清官的社會大背景。

  選拔優秀官員的制度

  “清官對清官的援引薦舉”盛極一時

    高春平說,康熙思想觀念開明得很,在用人方面,任人唯賢,只要清廉、有才能,就能得到重用,他摒棄了前朝皇帝只用滿人不用漢人的做法。大舉重用漢人官僚、士大夫,選拔優秀的漢人官員作為封疆大吏。這為國家官僚體系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干部隊伍充滿了勃勃生機,大批有德有為有想法的干部脫穎而出,從而讓國家這部機器更加高效、廉潔的運轉起來。

    大清史上,康熙年間的“清官比貪官多”的現象是個特例,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沒有典型的貪官。

    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己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云主圣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他時時以三皇五帝為楷模,革除時弊,大力改造吏治,要求大臣們盡心盡職,視國事如家事。

    “清官對清官的援引薦舉”制度,是康熙帝有效管理國家干部隊伍清廉的先進辦法之一,在當時很有代表性。康熙命令清正廉明的官員舉薦知縣以上、道員以下“實心惠民,官居清廉”的官員。規模較大的一次“援引薦舉”活動始于康熙四十年十月,康熙命居官清正的郭琇、張鵬翮、李光地、徐潮等舉薦官吏。

    康熙出巡,對于地方空缺的要職,也會時刻任命清官舉薦的官員。

    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出巡到五臺山,以敢于嚴懲亂圈民間冢地之旗人著稱的“鐵面”直隸巡撫格爾古德,向康熙推薦直隸靈壽(今屬河北)知縣陸隴其、兗州(今山東兗州縣)知府張鵬翮。

    此前,都察院左都御吏、有“清初直臣之冠”美譽的山西蔚州(今張家口蔚縣)人魏象樞,也薦舉過陸隴其,說他“潔己愛民,去官日回家為父守喪,惟圖書數卷及其妻織機一具”。當時,陸隴其在江南嘉定(今屬上海)當知縣,服喪期滿后改任靈壽知縣。嘉定是富庶之地,而靈壽卻土瘠民貧,地方貧富之間的落差,并沒有影響他的用心為官,時隔一年,便因政績突出被巡撫格爾古德看中。

    在靈壽七年,陸隴其升任四川道監察御史,“離開靈壽官日,民遮道號泣,如離開嘉定時”。康熙三十三年,康熙想讓陸隴其補江南學政缺時,侍臣說他已去世兩年多了,康熙惋惜之余,只好用和陸隴其同具清廉名的邵嗣堯。

    張鵬翮由兗州知府提拔為河東鹽運使,到康熙三十七年已升任刑部尚書。在處理四川陜西總督吳赫等“侵蝕貧民籽粒銀兩”案時,張鵬翮公正辦案,深得民心,康熙對其他大員說,“鵬翮往陜西,朕留意訪察,一介不取,天下廉吏無出其右者。”

    內閣中書、河南儀封(今蘭考縣)人張伯行,守父喪在家時,大雨毀潰城北舊堤,他自行募民塞堵搶險。張鵬翮知道此事后,便薦舉張伯行。后來,張伯行擔任福建巡撫任后,又舉薦清正耿直、杜絕行賄受賄的陳瑸為臺灣廈門道(今福建廈門市)。

    江寧(今南京市)巡撫湯斌,被康熙譽為“潔己率屬,實心任事”,他在查處其他知府、知縣治賑不力案后,舉薦吳江(今江蘇)知縣郭琇,其被封為江南道御史。

    死后被康熙譽為“謹慎清勤,始終一節”的李光地,任直隸巡撫時,舉薦因病辭去員外郎歸家的趙申喬。趙申喬因為“敬慎”,被康熙提任為浙江布政使。

  康熙心中的“清官標準”

  除了“潔己”更要“任事有為”

    康熙年間,清官如果僅僅“潔己”,只能算個狹隘的“清官”。康熙是很不推崇這種“清官”的,因為“潔己”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對官場風氣、社會發展有一定的消極影響。康熙意識到這個問題后,提倡清官更要“任事有為”,這才是為官的實際意義。高春平說,康熙任用的清官大都秉持了這一點。

    為讓官場風清氣正,防止貪腐奢靡反彈,康熙除了注重“援引薦舉”制度外,對清官的勉勵和嘉獎制度也很到位。比如,用心體察官員的內心,適宜的夸獎、加薪或者晉職都是一種肯定的表現。在封建社會,清官更在乎皇帝的肯定和認可。

    湯斌補任江寧巡撫行前,康熙賜他鞍馬、衣料、銀錢,又賜御書三軸并說“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康熙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見。

    山西人吳琠任確山(今河南)知縣,被康熙調入京城任吏部主事。他升任刑部尚書后主持康熙三十九年的會試時,康熙以手書“風度端凝”嘉許他。不僅如此,康熙還臨摹米芾的書法相贈,內容是“吳琠寬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軍民受其實惠。朝中之事,面折指出缺點錯誤廷諍,能得其正。朕甚重其能得大臣之體。”吳琠也愛好書法,康熙以此勉勵,體現出他對官員的關心是很體貼、很入微的。

  上下級之間的交流和溝通

  新任官員一面聽皇帝訓導,一面表達自己的想法

    對于清官提出的建議和意見,康熙都能給予足夠的重視。清朝有例制:新任督撫提鎮(提督和總兵的合稱)上任前要進京聽皇帝訓導,新官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訴皇帝。其實,這是上下級之間一個很好的交流、溝通的機會。每當康熙任命大員時,必問他在基層干過什么,有哪些從政經驗等。

    如果清官們有些不適宜的建議,康熙也要認真指出來,積極加以引導。比如,趙申喬建議農忙時應“遵例”停辦訴訟案件。康熙認為,農民不只種地,經商的發生案件要影響生意,從工的發生案件要影響作業。況且一年四季,全國各地農時不同,如果一味生搬硬套,停辦訴訟案件,這期間若有奸民欺詐百姓、為害鄉里,那冤向誰訴?積累下的案子由于時長,調查和取證都困難了,到時該怎么審理?

    清官去世后,康熙追加謚號,也是他籠絡清官的方式之一,張伯行的“清恪”、李光地的“文貞”、趙申喬的“恭毅”、吳琠的“文端”、格爾古德的“文清”、于成龍和陳瑸的“清端”、徐潮的“文敬”等。古人對皇帝封的謚號很注重,那是他們精神世界的支撐之一,但封建社會的這種做法如今看來有很大的弊端。

    自古以來,清官就很容易得罪人,這在清官盛行的康熙朝也不例外。湯斌、陸隴其、張伯行、郭琇等公認的清官都不同程度地被參劾過,每到此時,康熙都能明察秋毫,保證清官的安全。

    康熙前中期,由于廉政建設搞得好,清官輩出與吏治清明已經形成了良性循環。滿朝官員皆是“于成龍”的現象不足為奇,但從此滿清官場再無這樣的勝景。

本報記者 郭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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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年間的那些清官

  陸隴其(1630-1692年)

    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歷任江南嘉定、直隸靈壽知縣、四川道監察御史等職。任職時,曾上疏言民情時弊,與權臣有利益沖突,部議去職,棄官歸里。出任靈壽知縣時,制訂“鄉規民約”,興修水利,獎勵農墾,減免賦稅,潔己愛民,被譽為“天下第一清廉”。

  張鵬翮(1649-1725年)

    生于清代四川省遂寧縣黑柏溝(今重慶潼南縣),清代名臣、治河專家、清代第一清官。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及第,歷任禮部郎中,兗州、蘇州知府、江南學政、浙江巡撫、河道總督、兩江總督、刑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尚書兼文華殿大學士等職。史稱“清官”、“賢相”。張鵬翮任河道總督時,治河得法有功,康熙贊賞說:“鵬翮自到河工,日乘馬巡視堤岸,不憚勞苦。居官如鵬翮,更有何議?”

  張伯行(1651-1725年)

    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進士。累官至禮部尚書。歷官二十余年,以清廉剛直稱。張伯行在福建巡撫任上為民做了很多好事,最主要的是買糧撫民。福建地方人多地少,每年的糧食要從他省購買,但前幾任官員從不過問此事,致使奸商乘機囤積居奇,賤買貴賣,牟取暴利。百姓則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張伯行經過調查,弄清原委,當即決定由政府從江西等地買來糧食,再平價賣給百姓。這樣一方面使百姓免受奸商盤剝,另一方面也可以賺些錢用在下一年買糧濟民上。

    康熙曾稱譽其為“天下清官第一”。

  陳瑸(1665-1718)

    廣東海康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舉進士,歷任福建古田、臺灣知縣、湖南巡撫、福建巡撫、閩浙總督等職。任閩浙總督時,陳瑸奉命巡視海防,能自帶行糧,其他一概屏絕,且請捐 “巡撫公費”充餉。

    康熙皇帝稱之為 “清廉中之卓絕者”,與于成龍、施世綸等同為當朝名臣。

  湯斌(1627-1687年)

    今河南商丘睢縣人,1652年中進士。曾任翰林院侍讀、《明史》總裁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兼《大清會典》副總裁官等職。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寧(今南京)巡撫出缺,康熙親自舉薦湯斌,說“居官以正風俗為先。江蘇習尚華侈,其加意華導,非旦夕事,必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

 

居官如于成龍者有幾康熙的問題如何回答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八,于成龍病逝在兩江總督任上。七月,有大臣到江南出差,回來后,康熙皇帝問他,于成龍居官如何。那大臣回答,成龍居官甚清,但因輕信,有時被下屬欺騙。康熙反駁說,于成龍素性耿直,被下屬欺騙的話是那些嫉恨的人造謠。然后感嘆,“居官如于成龍者有幾”?

    自古清官廉吏難得,康熙難免感慨。即使是于成龍死后二十多年還念念不忘。康熙四十二年,于成龍的孫子于準上京覲見,康熙向周圍大學士、尚書等介紹,他就是老總督的孫子啊。又詳細問詢于成龍的墓塋所在,隨即御筆賜匾“高行清粹”,還和于準說,“爾祖寬嚴并濟,人所難學”。4年后,康熙南巡,到了江南,又想起這位老總督,寫了一副對聯褒獎于成龍,“歷仕甘棠隨地蔭,兩江清節至今傳”。

  于成龍難學官員學不來也不愿意學

    于成龍逝世二十多年后,康熙想起來并對之褒揚,也許出于他對朝局的憂慮以及朝臣們婉轉的批評。時當康熙朝晚期,為求仁君美名,康熙治政一味寬厚,對臣子的貪腐時常放縱,加上諸王奪嫡,各個爭權奪利,拉幫結派,對親信的不法行為也諸般包庇,康熙看在眼里,但很多時候也無可奈何。所以見了于準,對他曾經是“天下第一廉吏”的爺爺,不贊清廉,反而說“寬嚴并濟,人所難學”,未嘗不是對自己的一種反思。盡管那時,清官廉吏朝中未必沒有,但舉目皆是平庸因循甚至私欲極盛之輩,不復初年“廉吏輩出,吏治蒸蒸”的景象,由不得康熙不懷念。而兩年前,類似的感慨康熙就已發過,當時著名廉吏、都御使郭琇以病乞休,康熙也說,“思一人代之不可得,能如琇者有幾人”。

    更讓康熙感慨的是,在那時,其實他已經把廉吏的標準放得非常低了。康熙有一句話:“如州縣官止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明清以來,中央要求地方繳納賦稅,全部折成白銀。而將繳納來的碎銀重鑄成大銀錠,難免會有損耗,這就叫火耗。為能足額繳納,地方官在實際征收時,就會多征一些,名曰“火耗銀”,既補充地方行政費用,也供給官員花費,但往往加征的會遠過于實際損耗,這就給了地方官員中飽私囊的機會。一般征收一兩白銀,會加征二三錢火耗,而多的會有四五錢(一兩十錢),賦稅少的地方,火耗銀甚至會倍于賦稅。于成龍在兩江時,就以火耗之弊“害民最眾,累民最甚”,屢次申飭,不許暗加火耗,康熙一朝也是屢屢降旨禁絕火耗,但屢禁不止,只好默認,“止取一分火耗,便是好官”意味著貪污賦稅百分之一(一錢十分),還算是清官。

    如此看來,“人所難學”于成龍的地方,根本不是他的“寬嚴并濟”,是他的清介自持。于成龍是薪俸之外,一分不取,做官根本不以“溫飽為念”,甚至都不顧及家人。他去羅城上任,將家中的地契文書都交給長子于廷翼,并說,“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從此宦海二十多年,一分一厘也沒往家里拿過,反而還要家里貼補,到死后,遺物僅僅是布袍一領、米數斗、鹽豉數瓶而已。但俗語“千里做官,只為吃穿”,讀書人十年寒窗,是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可不是要過窮日子,誰愿意去學于成龍呢?

  腐敗之風伴清朝始終

    康熙死后,雍正即位,鑒于康熙之失,開始整肅吏治。一方面是鐵腕反腐,掙下了“抄家皇帝”的惡名,嚴厲到收繳贓款,要旁及親戚;償還虧空,自己還不上,子孫也不能幸免。但另一方面,也知曉地方官員薪俸太低,支取火耗在所難免,所以,采取了“火耗歸公,下發養廉銀”的政策防止腐敗。養廉銀的數量,一般都在薪俸一二十倍。比如于成龍任知縣,薪俸45兩,但養廉銀卻可能高到數百甚至上千兩,等到他任總督,薪俸180兩,而養廉銀最高可以領兩萬兩。

    像于成龍這樣的官員,有了這筆錢,做起清官,當然是后顧無憂,然而,“如于成龍者能有幾人”,雍正皇帝高薪養廉的政策,實際上是失敗了。原因很簡單,養廉銀再高也有限,但人的欲望卻是無窮的。

    雍正死后,乾隆即位,覺得他父皇太嚴苛了些,就要效仿他爺爺的寬厚,從此吏治廢弛,尤其是晚年寵幸和珅。和珅在乾隆四十一年當上軍機大臣,成為帝國宰輔,操持朝政二十多年。和珅愛錢,不僅貪婪,而且無所不用其極。當上軍機大臣,崇文門稅務監督這個肥缺還兼了8年(就是說,副總理要兼北京稅務局局長),非得等到皇帝發話他才肯放手;又發明了議罪銀制度,就是官員犯罪,繳一筆錢給皇帝就能沒事(和珅是經手人,自然過手不窮),大受貪官污吏歡迎,但吏治糜爛也不可收拾。到嘉慶四年被抄家,有個數字說將金銀、田地、文物珍玩折合成白銀的話,達9億兩,是大清十年的歲入,換算成人民幣,是4000億元!民間自此有了俗諺,“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然而嘉慶的反腐,止于和珅及其主要黨羽,所以聲勢再浩大,也是個例,與和珅無關或者關系不深的官員,心中不會有所反省。而且,整個官場風氣如此,誰也不能獨善其身。就這樣,隨著腐敗狀況的不斷擴大深化,即便到了滅亡邊緣,也無改觀。清末的慶親王、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貪婪成性,賣官鬻爵,人稱“老慶記公司”。另據閻錫山自述,當時他回國后擔任新軍標統,他的上司姚鴻發說,給5000兩白銀,姚就能給閻錫山運動一個協統的職位。協統是山西新軍的最高長官,也就是說,只要掏錢,軍權就能賣給革命黨——清朝不滅亡,簡直沒有天理。

    自乾嘉后,“居官如于成龍者能有幾人”這樣的問題,無論皇帝還是大臣,肯定沒人再問,沒有答案不說,分明是打自己的臉呢。

  康熙之問實際上是呼喚

    某種程度上,官員貪腐,也不是皇帝縱容的結果。康熙、雍正反腐倡廉自然不用說,乾隆對廉吏也是念念不忘,有“山西名臣第一”美譽的孫家淦就是被乾隆特旨提拔的,最后做到吏部尚書兼協辦大學士。而嘉慶,為做臣民楷模,自我約束非常嚴格,是清朝最儉樸的皇帝,最根本的原因,是清王朝的腐敗,基本上是一種公開化、制度性的腐敗,絕不是樹立一兩個廉吏就能扭轉,就算康熙初年廉吏輩出,也是歷代王朝初創期都會出現的現象,人數再多,也是偶然。

    這種公開化、制度性的腐敗,前述火耗銀、議罪銀是例子,捐納更是危害最深、影響最壞的一個。賣官鬻爵無朝不有,但只有在清朝,卻成為國家制度,京官尚書、侍郎以下(吏部和禮部的官員也不賣),地方官督撫、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無官不可賣,明碼實價,童叟無欺。政治還算清明的時候,很多捐來的官兒只能充作臉面,并不一定會上任,但朝廷一放松,那些捐官兒再掏一筆錢,就能得到實缺。當官位成了買賣,自然要計較投入和回報,以權謀私、盤剝百姓簡直是題中應有之義。捐官之中,當然也不盡然是貪腐之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最初出仕也是以舉人身份捐官,然而捐官終究還是清朝吏治大壞的主要原因。

    更深層次說,腐敗本身就是君主集權的伴生品。君主將權力集于一身,唯恐旁落,但一人又無法治理龐大帝國,只得分遣官吏。每一個官員,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又是一個微縮版的君主,生殺予奪盡操一人之手,沒人可制約。如此,或者以權力換取利益,或者向權力贖買安全,是他和他治下任何一個人最理性最自然的選擇。而所有的清官,讓他成為清官的唯一原因只是道德觀念較強,而道德操守往往會在權力帶來的巨大的現實利益前敗下陣去,指望道德觀念能約束官員不貪腐,無異緣木求魚,“居官如于成龍者能有幾人”,康熙這樣的問題,實際上是哀嘆。

    也就是到了現在,當我們建立起一整套反腐制度,比如預防職務犯罪制度,比如官員監督制度,比如財產公開制度等等,并落到實處,才對康熙“居官如于成龍者能有幾人”之問有真正和無愧的回答。

本報記者 李遇

  鏈接

  于成龍廉政格言

    官之于民,猶父之于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

    ——《再陳粵西事宜》

    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

  ——《治羅自紀并貽友人荊雪濤》

    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枷戴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饒得男盜女娼。

    ——《八閩藩司紫薇堂一聯》

    為民上者不身先儉樸,以躬導之,彼蚩蚩若輩何知物之當惜,福之不可盡享耶?夫饑固不可,果腹則已;寒固難禁,茍煖輒休。安在粗糲蔬瓠之不可充腹,而布絮素衣之不可適體也?

  ——《嚴禁奢靡檄》

    朝廷設官分職皆為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為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夫受人錢而不與干事,則鬼神呵責,必為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從來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極繁多,而取之能廉潔者也。

    ——《興利除弊條約》

    安肯收受敲骨吸髓之賊物,而平分男盜女娼之報應也。

  ——《禁送節禮諭》

  惟儉助廉。

  ——《勸令節費諭》

 

文來源:山西晚報20141010;本文作者: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4-1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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