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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長城寧武段的文化積淀與保護思考

 

 

 

 

 

  我國長城,歷史悠久,價值彌珍,歷來都是中華民族為之自豪的國之饋寶。對于長城的珍愛和保護研究,早已成為國家和國民共識,并有相關法律法規予以保障,附諸實施,這無疑是可喜可賀的。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知識和宣傳的局限,人們對于長城的了解,并不全面,尚待深化。其表現之一,便是對內長城的存在知之淺薄,至于研究和保護,更是滯后。正因為此,對內長城的了解、研究、保護,也就更加必要、緊迫,其運作空間也就更顯廣闊。

  筆者多年來工作在內長城腳下的三關重鎮寧武關,對此段長城的歷史、現狀及其相關知識有所積累。出于對祖國文化遺產和家鄉風物的深愛之情,自感有責任有義務響應國家保護歷史文化遺產號召,為保護研究力盡綿薄。故,本文擬對內長城寧武段之歷史和現實狀況,及其構筑價值等略書拙見,以與諸熱心長城事業者商榷。

一、 內長城寧武段的歷史與現狀

  所謂內長城,是與外長城相對而言的。長城之內、外之分,以其地理位置為依據。從嘉峪關到山海關的長城,由于地處北國邊陲,貼近我國北部邊疆,史稱外長城。在外長城的南側,其實還有幾大段長城存在,從偏頭關(今偏關縣城),經寧武關(今寧武縣城),到代縣雁門關的長城段落,便是其中之一。因其地處外長城南側的“內地”,相對外長城距離中原更近,故史稱為內長城。從古代軍事戰略防御體系的角度看,以抵御北敵南侵為功用,外長城是第一道防線,內長城是第二道防線。

  本文所述以寧武縣境內長城為主要對象的內長城,是西起偏頭關,經寧武關,東止雁門關的長城段落。這段長城以偏頭關為西路,寧武關為中路,雁門關為東路,總長數百公里,僅寧武縣境內延長約有40多公里。

  寧武境內長城中路段落(下同),據筆者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實地考察,大體可分為六個小段:一是寧武大水口村至神池縣界,原存2.5公里,毀0.5公里;二是大水口至陽方口,原存5 公里,毀2公里;三是陽方口至黃草梁,原存5公里,毀2公里;四是黃草梁至薛家洼,原存7.5公里,毀1.5公里;五是薛家洼至盤道梁,原存15公里,毀1公里;六是盤道梁至原平縣界,原存5公里,毀4公里。綜上所述,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內長城寧武段40余公里中,被毀10.5公里,尚存29.5公里。之后迄今二十多年來,無增修紀錄,而毀損仍在延續,故現存者保守估計,恐不足20公里。

  如果把分布于黃花嶺、馬侖草原和林溪山一帶的北齊長城等零散段落統計在內,寧武境內所存內長城之總長約為80公里。

  寧武段內長城的結構,就現狀觀察,以土筑為主,石條為基,夯土為體,外砌青磚,城頂沿邊筑有鳥墻。墻體每隔50米筑一道垛口,向內向外兩面突出,突出部分內筑月臺,外筑翻口,并有暗門和暗道。有關專家評論此段長城為內長城之精品,享譽“長城一絕”。依托城墻內側間隔一二里有甕城,內側城頭每隔三五里起建一座碟樓,碟樓附近相應置村落一座,如大水口村、陽方口村、盤道梁村等,村落附近均有土筑圍墻的堡塞。距城墻外側百余米處,多見作為前哨陣地或觀察哨的土筑護墩或小型堡塞。而在至高處的山脊峰巔,每隔10里左右,更有傳遞軍情信息的烽火臺雄踞虎視。至于上述之甕城、碟樓、堡塞、護墩等,其功用當為官軍駐守之所,而村落則是隨軍眷屬居址。從如此完備的長城守備設施,足可見出我國古代軍事統帥及建筑者的匠心獨運和精思嚴構。

  就構筑風格而言,寧武段內長城大致有如下幾種型制。一是表里夯土型;此類長城長度占有絕對多數,其從基礎到墻體均為層層黃土打壓夯實構筑,多分布于山嶺之上。二是青磚土石混合型;此類長城以打造規整的石條為基礎,墻體內部是夯土,墻體外表砌筑的青磚以糯米漿和合石灰、砂粘合勾縫,異常牢固,今人以镢鎬難以剝落,一般分布于平坦的駐軍堡塞和村落附近。三是巨石垛砌型,無泥漿粘合。

  第四種型制尤為特別,即所謂水陸長城;這類長城有一段構筑于陽方口與大水口兩隘口間的恢河之上,跨越河道,長約一公里。古代恢河水勢洶涌,長流不息。此段長城筑石基于河床底部,出水有九孔過水橋洞,每個洞口臥一鐵牛為鎮物,鄉民傳為“九牛口”;橋洞平頂上以磚石砌筑的墻體下部亦有過水孔道。當恢河水位較底時,水從下部石橋洞穿過,橋面可通人車;當恢河暴漲時,水從上部孔道穿過。橋洞和孔道都以鐵柵門鎖閉,來敵難以通過。這一構思精巧的長城建筑奇觀,既適應地理環境,又有防御功能,還可交通往來,可謂內長城建筑結構的精典作品。該長城雖早已湮滅于歷史的風云變幻,但鄉民的傳說和贊美卻一直流傳至今。

  保存至今基本完好的一段內長城,當數位于陽方口鎮陽方口村外半山坡上的一處碟樓,及由此向兩翼延伸的數百米墻體。該碟樓現存于石油公司院內,基座石砌,青磚砌表,內實夯土。長、寬均約20米,高約13米。在城墻頂部平面上,突起一座約1米厚磚砌外壁的內部空心碟樓,巍峨聳峙,雄宏剛勁。碟樓內部中心有大廳,廳周圍的過道四通八達,與瞭望孔和門洞連通。東、西、北三側面均有瞭望孔,視野開闊,周圍山河溝壑及長城沿線盡收眼底。除了觀察敵情,這些瞭望孔還可供守軍以弓箭御敵。令人矚目的,是碟樓門洞的構筑工藝。門洞開在長城內側的南壁,以磚砌筑,環繞門洞外觀,通頂極底是花飾的磚雕。這些部分殘損的仿木風格花飾磚雕,采棐出檐,斗拱托瓦,團花飾表,垂幔拂然,畢肖生動,美侖美奐。它展示的不僅是古代匠師高超的建筑工藝,更重要的是它出現在這樣的耀武之所,更給人一種美好的精神啟迪:縱使在那兵戎相繼、烽煙連天的戰爭歲月,我們的先人仍然操守著對和平的向往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內長城的構筑沿革

  寧武段內長城的構筑,有史記載者始于戰國時代的趙國。《寧武府志》記載:“趙肅侯筑長城盡趙北界。”說得是公元前349年至前326年,在位24年的趙肅侯修筑“趙南城”,始于河北淶源,途經寧武東山境,過陽方口,入神池,止于保德黃河岸邊。他的繼位者趙武靈王除加固此墻外,又在更北邊修筑了“趙北城”。這比秦始皇修的長城要早500多年,是我國最古老最原始的長城段落之一,可說是長城之祖。

  秦統一六國后,對秦、趙、燕三國北邊長城加以修繕,連貫一系,寧武境內長城亦于此際得以加固。

  北齊曾數度修筑長城。東魏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大丞相高歡所筑長城,西起馬陵(今岢嵐縣),東至土墱(寧武盤道梁);天保五年(公元554年),高歡之子文宣帝高洋北巡至寧武境內,登上海拔2115米的管涔山支脈黃花嶺,“覽山川險要,命筑長城”。北齊所筑的這段長城,始于寧武境內之黃花嶺,(又名摩天嶺、達速嶺、大嶺),西南至東寨鎮一帶的林溪山、馬侖草原、荷葉坪山,直達嵐州(即今岢嵐縣)。之后,北齊為防北方柔然、突厥南侵,在天保三年、六年、七年還曾大批調集民夫,修筑長城,并依城五里設一戍,重兵防守。寧武管涔山一帶長城,屬北齊之肆州長城。今馬侖草原及東寨林溪山一帶,仍有北齊長城遺跡,多為石砌結構。

  隋代,曾先后征發壯丁100萬和20萬,兩次修筑寧武關一帶長城,抵御突厥南下。據《寧武府志·余錄》記載:明嘉靖年間,在今長城梁附近中圈洼村掘得一石刻,上書“隋開皇元年(581年)贊皇縣丁夫筑”,《府志》據此推斷:“五寨長城舊址當亦隋時所筑也。”

  到了明朝,由于北方韃靼、瓦剌等部族頻繁南襲,邊關防務時時報警,明王朝對長城修筑加固大傾其力。在從洪武到萬歷的230多年間,對長城的修筑達18次之多,僅寧武境內長城就加修過11 次。內長城之得名,即始于這一時期。當時,朝廷修筑的長城首先是從遼東鎮,經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寧夏、甘肅等所謂九邊重鎮總長6300余公里的外長城。其次是太原鎮地域范圍內的長城,西起河曲黃河岸邊,以偏關、老營、寧武、雁門關、平型關、固關,而達黃梅嶺(山西黃順縣東),全長800公里,稱為內長城,又名次邊、二邊,內邊。太原鎮總兵官總領雁門、寧武、偏頭關軍事,寧武關設立后,總兵官從雁門移駐寧武。春駐陽方口,冬季黃河結冰后移駐偏頭關。

  以下列述的,是明代對寧武關一帶長城的重要修筑:

  成化二年(1466年),在距長城13公里南的恢河岸邊華蓋山陽,始設寧武關,次年關城修竣。與此同時,在長城沿線的陽方口、大水口建堡,屯兵常駐。

  正德八年(1514年),布政使陸奎、兵備張鳳翊主持,在寧武、雁門、偏頭三關增建堡塞18處,增墩32座,守邊甲士民兵增至二萬余人。

  嘉靖十八年(1539年),以陽方口為“西徑之隙”,北方南襲軍“雖十萬騎,可乘列以進”的險勢,都御使陳講在王野梁廢跡處,因山為險,土石相半,外作壕塹,修筑了東起陽方口,經溫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至八角堡的長城180里。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都御使曾銑以寧武關長城不如雁門關處高厚而重修,三關中路防務得以加強。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朝廷派“開府朔州總兵移駐寧武,邊墻之筑有加無已。”當時參加修筑長城的兵工,較往年增加十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嘉靖十六年時,北部分道曾將寧武涔山一帶的滑石澗草垛山長城毀壞,突入明境。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長城外側設盤道梁堡城。

  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因盤道梁地勢低洼,不易固守,廢入長城內側,重修新城。仍名盤道梁。下屬5堡,轄管內邊80里。

三、內長城的歷史貢獻

  內長城修筑的初衷,出于軍事戰略防御的考慮,這是不言而喻的。

  但在它筑成以后,其功用和價值卻遠不止此。以下,我們從軍事防御、地方開發、商貿往來、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以寧武段為主要敘述對象,對內長城的歷史貢獻作一簡要剖析。

  1、軍事戰略防御功能

  寧武關及其附近內長城,歷來被稱作“晉北鎖鑰”、“三晉第一鎖鑰”、“軍事要塞”、“樓煩重鎮”、“晉北第一要地”等。足見戰略地位極為險要。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寧武關雖居管涔山腹地,但它所坐落的恢河谷地,卻是貫通太原至大同的最近通道。尤其是陽方口一帶河谷,寬闊平夷,交通便捷。古籍記載,敵可“數十萬騎,乘列以進”。一旦突破此口,通過寧武關,敵騎便可長趨直進,逼攻晉陽。對于進攻者來說,這當然是攻略的首選路徑;而對于防守者來說,自然也是強固邊防的重中之重。所以,在此修筑長城,便順理成章。內長城的修筑,使寧武關北控云朔,南障晉陽,東接雁門,西應偏頭,旁援冀陜,朝廷北疆防務為此一振。歷朝歷代發生在這一帶烽煙不絕的戰事,便是其戰略地位重要性的明證。

  最早的內長城修筑于戰國時代趙國。當時,北方部族樓煩、山部等憑恃其強悍的騎射戰術,縱橫北國,屢屢南下襲擾,致趙不得安寧,并在早期襲入內地,將寧武周圍地區據為樓煩屬地,趙境南縮。今寧武縣城古樓上所懸明代“樓煩重鎮”匾,即是那時歷史的印記。趙國為了強邊固疆,率先修筑長城。長城工竣,趙國依托內長城,趙武靈王學習樓煩,胡服騎射,至趙國力強大,將樓煩逐到漠北陰山高闕塞外,最終將其滅亡。趙國邊疆大大擴展,稱雄一度,內長城功不可沒。

  晉滅亡后,中國社會進入南北朝天下大亂時期。最初的鮮卑、拓跋、突厥、匈奴等北方部族與漢族的征戰,以及各部族之間的混戰,演化成各小國控制和爭奪的走馬燈式更迭交替。當北齊文宣帝高洋于公元550年登基后,為了鞏固朝綱,于天保三年(552年)、天保六年(555年)、天保七年(556年)三次加修長城,調發民夫180余萬,筑城總長1500余公里。寧武段內長城此際得以加強增固。這對于抵御柔然、突厥的南侵發揮了不小作用。

  隋初本來有一段政局相對穩定,國力強盛時期。文帝楊堅、煬帝楊廣曾經對山西境內包括寧武段內長城進行加修增固。楊廣即位后更是歲歲北上管涔山巡視邊關防務,有效地抵御了北方突厥的南襲,并曾依托長城,北征突厥于漠北,東征朝鮮于山海關外。但因楊廣貪戀聲色、好大喜功,玩忽朝政,以至國力江河日下,很快衰亡。長城縱然堅固,何堪朝政腐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長城功用的局限。

  宋代,由于北方契丹日見強盛,南下襲擾更加頻繁。為了抵御外敵,朝廷傾大力于邊關防務,派駐重兵嚴加防守。歷史上著名的楊家將鎮守邊關的故事,就發生在寧武關、雁門關一帶。當時,內長城一線不僅是宋朝抵御契丹的主要屏障,而且宋軍以內長城一線為后盾,還曾發動過旨在收復幽、云十六州的北伐戰役。雍熙三年(986年)初,以潘美為主帥、楊鄴為副的宋軍北征契丹,由于潘美違約擅撤接應宋軍,至陣前決戰的楊鄴后退無援,孤軍血戰,全軍覆沒。楊鄴以身殉節,譜寫了一曲靖忠報國的千古絕唱。對于楊鄴的死難地,爭議頗多。經筆者與中央電視臺七頻道高級記者陳大元先生等實地考證,確認陽方口鎮陳家溝村,正是楊鄴死難地陳家谷口村名的演化。而陳家谷口正處在陽方口長城內側約五公里處。(相關論文《陳家谷古戰場考察記》已由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發表。)可以說,正是內長城,成就了一代忠烈的英雄美名,鑄就了中華軍人寧死不屈的傳統美德和偉大軍魂。

  明代中期,特別是嘉靖年間,蒙古和俺答軍事貴族對山西的侵擾連年不斷。僅嘉靖七年至四十一年的三十多年中,俺答和蒙古軍對明朝發動的較大入侵戰爭,就有八起。其中,有六起都突破陽方口長城,進入中原,有的甚至進至太原一帶。而蒙軍南下的進軍路徑,很重要的一條通道,就是從大同、朔州南進,經陽方口,過寧武,直下晉陽,威脅中原,動搖明朝根基。為了抵御來勢洶洶的蒙古和俺答軍隊,明王朝調集大批兵士工匠,對長城沿線反復加固,并增修城池、堡塞,充實軍力。有些長城段落,在明、蒙兩軍多次爭奪中被毀后,又經明軍修復。盡管長城防御有失有得,但畢竟作為明王朝的北疆防線,顯示了中華民族抵御外敵的決戰決勝、前赴后繼的不朽精神。

  清代,滿族入主中原,滿、蒙軍一統,北方邊關基本無戰事,防務相對松緩。長城既處于清朝內地,其原有功能也就相應弱化。但在近現代以來,由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日軍在戰爭初期由晉北南下,陽方口又成為必由通道。故長城沿線,又成為抗日的前哨陣地和重要防線。閆錫山部署的大同保衛戰,曾以陽方口一線長城作后方陣地,閆軍馬延守旅曾在此駐札;八路軍120師收復晉西北七縣城的最后一場決勝戰役,即收復寧武縣城戰役,就在長城內側的陽方口至寧武間河谷山丘間展開,八路軍重挫日軍,獲得全勝。這說明,即使在現代戰爭中,長城在軍事戰略中,仍然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地方開發的屏障

  寧武地域在遠古本屬原始森林繁茂、草原廣闊的荒蠻地帶,絕少人煙。只是在趙國將樓煩平滅后,人們才在這一帶開始了拓荒營建。最初的拓荒者是來自全國各地的戍邊將士及其家眷移民。這些先人營造了長城,在長城沿線定居生息,許多沿傳至今的近城村落,即是那個時代的遺跡。古人營造了長城,又依托長城建設了自己的家園,并在長城沿線開始了代代相傳的開發,使荒蠻之地人煙漸繁。漢代設立樓煩郡于長城內側,這一帶始為中原隸治所及。

  北魏入主當地之后,特別是熱衷佛教的孝文帝當政時期,大興土木,營造寺廟。這一帶成為盛極一時的佛教熱土。佛教活動的繁盛,使內長城寧武境內進入第一個開發盛期。有關情況,將在下文專述。

  隋朝,由于楊氏父子對內長城加以增修,在隋初及大業早年,憑借長城的護衛,邊關戰事一度平緩,寧武一帶相對穩定。隋王朝利用這一時機,在寧武天池、汾源、直至寧化一線,營造了規模浩大延長百里的行宮體系,把這一帶開發成著名的皇家園林和避暑盛地。為了北上巡游狩獵之便,楊廣還構建了從太原天門山起始,到寧武汾河上游山谷的天門關棧道,史稱楊廣道。從而使被汾河水阻隔的太原至寧武內長城間近四百里溝谷,成為通衢。

  宋代,由于北邊戰事頻發,宋軍和契丹連年交戰于內長城沿線,長城的實際控制者時而易手。在這些戰爭頻發的交戰時期,除了駐軍征戰,開發建設無暇顧及。到了元朝,北方民族再度入主當地后,曾經在長城內側之黃花嶺一帶屯墾。這種有史記載的當地規模化農耕文明的發端,由歷來以游牧為主的北方民族拓開,其意義更加深遠,也更發人深思。

  明朝統治三百年間,民族戰爭雖然多發,但政局相對穩定時期延時亦長。明軍憑借內長城,或固守,或北征,對寧武一帶的戰略開發和建設高度重視。當時朝廷派駐寧武一帶的地方官員認為:“往歲北虜猖獗,輒徑此入寇我境內。”“此誠缺障也,及今弗圖,保無曩時之患乎?”于是,成化二年確定在古寧武軍口設立寧武關,并建關城;之后,又以寧武關為中路,以內長城為防線,沿邊增哨設堡,多次增修,構成偏頭、寧武、雁門三關聯絡一系的堅強防御態勢;隨之將三關總兵部移駐寧武關,寧  武關從此成為三關統帥部的基地和此段長城的一線軍事指揮中心。

  清代,民族矛盾相對平和,內長城沿線戰事稀少,寧武關一帶開發建設進入歷史鼎勝期。雍政三年,寧武關升級為縣,設寧武府,并統寧武、神池、五寨、偏關四縣。三關總兵署仍駐寧武。官方衙署及駐軍統帥部的設立和升格,行政管理機構和軍事統帥的駐蹕,促使與之配伍的府縣學堂、商貿往來和僧廟教會等從無到有,由小到大,日益增擴。內長城寧武沿線呈現了清朝中期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

  除此之外,內長城還作為一道人工構筑的防護設施,從東到西,延續千里,客觀上歷史地阻抗了蒙古大草原南下大風裹脅的大量沙塵。長城北側朔州一帶有金沙灘,林木稀疏;而長城南側寧武一帶不僅沙灘無蹤,而且草地肥美,森林繁茂,汾恢兩河清冽暢流。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巨大的環境和生態差異,內長城發揮的防沙保土功用不可低估。

  我們從縱觀歷史進程可知,當內長城尚未加固和防務廢弛時,當地的開發建設便停滯荒廢。在長城加固、防務加強時,當地開發建設便順勢而上。古寧武軍口原本設于距長城內側僅數公里處的拓蓮臺,但因長城不固,難御強敵,隋代不得不南遷80公里,在寧化建城設縣。而距內長城僅15公里的寧武地區,當時卻只是駐軍營寨和戰場而已,與開發建設無緣。到了明代,實施強邊固疆決策,內長城得到加修,邊防增固后,遂將當地行政治所從寧化向北推進百里,建于寧武,設關置縣,后又升府,當地的開發建設自此如虎添翼。

3、商貿往來的通道

  我國內地與北方民族地區的商貿往來,由來已久。由于前述之源于寧武縣境內的恢河北流沖刷形成寬闊平衍的河谷,從陽方口內長城一直向北延伸至大同一帶,而大同又是進入北方民族地區的門戶。所以,恢河谷地河道的兩側,自古以來就有通衢大道溝通。戰爭時期,鐵騎戰車可南北馳騁;和平時期,又成為兩地商貿往來的熱線通道。內長城陽方口至寧武一線,是商旅過往的必經之口。

  當地有史記載的異地貿易,始于漢代。由于漢朝皇帝對馬的偏愛,當時馬的養殖十分繁盛。漢代養馬不僅為了戰爭需要,而且是官府和商家地位和財富的象征。正是這樣的背景下,我國歷史上著名的班氏家族先人班壹,率先在內長城南側寧武東山地區養殖馬匹。這些良馬除供給內地軍民外,還銷往北方民族。依托內長城,班氏開當地牧畜業和畜牧貿易之先河,并以此業成為當時一方富甲。

  隋唐兩代,為了強疆固邊,以內長城南側寧武地區擁有汾恢兩河沿岸、荷葉坪、黃草梁、天池等多處肥美的高山草甸,大興養馬。隋煬帝在天池一帶營造汾陽宮,設立天池、元池、樓煩三處牧監,專門繁育馬匹。由于水草資源豐盛,官方大力扶持,又從長城外引進匈奴馬種與內地馬雜交,生成名為“樓煩馬”的一代新馬品種。據明代《晉乘搜略》等古籍記載,其時,內長城南側的寧武地區有駿馬“七十余萬,色別為群,望之如云錦,”并有“屈產之乘”的美譽。隋唐兩代,朝廷與西域通“互市”,進行以物易物為主要交易方式的商貿往來,寧武陽方口長城一線是主要進、出口貿易通道。

  由于寧武管涔山擁有廣袤30余萬畝的原始次生林,落葉松和云杉材質優良,歷為朝廷和富戶建筑用材之首選。管涔山生產的木材,南路順汾河扎筏,直下晉陽;而北路則由畜載車運,出內長城陽方口,直輸大同、包頭,轉而進入缺乏木材的北疆地區銷售。

  明清兩代,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當著邊關烽煙趨于平息的時期,長城內外貿易往來十分活躍。善于經商之道的寧武商幫,是晉商大軍的一支勁旅。寧武地區商人把北方蒙古族等喜見的中原茶葉、絲綢、鐵器、陶瓷等物品,長途販運,將上述貨物以馬幫、獨輪車、老牛車等,通過內長城,北出陽方口,轉往北方民族地區,換回毛皮、羊肉等牧區特產。隨著商貿業務量的增大,商幫又引進蒙地駱駝作運輸,有的寧武商家在北地包頭、呼和浩特、海拉爾等地購地置房,設立固定店鋪;有的將生意經內蒙,做到俄羅斯;有的甚至闔家遷棲,在北疆地區祖輩世居,與當地民族弟兄融為一體。當時,以陽方口為主要通道的內長城沿線,商賈穿梭,物流暢通,車馬轆轆,經濟欣榮;不僅滿足了長城內外官府、駐軍和普通百姓的物資需求,而且造就了一代有成就的寧武商家,使寧武縣城成為享有盛名的“晉北商城”。更重要的,是凝和了漢蒙兄弟民族間親如手足的中華一家親情結。

  4、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橋梁紐帶

  如果說,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憑借內長城為作后方,率師遠征,北擊樓煩,大獲全勝;其最直接的成效,是使趙國國力迅速增強,能夠在強秦威脅面前與之抗衡一時的話;那么,胡服騎射的歷史功績還遠不只此。趙武靈王能夠力排眾議,堅持學習樓煩先進風俗,棄長袍而著短裝;戰滅樓煩國,卻不歧視樓煩人,并大量啟用樓煩將士加入趙軍;改變以笨重戰車為主的軍事裝備條件,代之以速度和機動性更強的騎兵;變革以大刀長矛為主要作戰武器的近戰戰術,大量采用可以遠距離殺敵的弓箭;所有這一切變革的實施,首先是思想觀念的轉變,即摒棄閉關自守和夜郎自大,善于向弱小卻有所長的先進學習,勇于接受新鮮事物,擁有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可以說,胡服和騎射戰術的引進,無疑開創了不同地域民族間民俗文化和軍事裝備文化交流和傳承的先河。至于趙武靈王啟用樓煩將士,使其融入趙軍之中,這更是深謀遠略的民族融合、和諧發展的先見決策,積極舉措。而所有這一切,正是發生在內長城一線的寧武及附近地區。

  漢代,佛教傳入我國,過了四百年左右,在當時為東晉樓煩地的今寧武東山地區,便有被推崇為佛教凈土宗初祖的慧遠大師出世。慧遠后來長期定居廬山,講經論道,并曾到樓煩的上級行政管轄機構雁門郡講經。他在佛教界影響極為深遠,是繼釋道安之后,中國佛教界的主要領袖和理論家之一。而他的出生地,就在寧武段內長城腳下。

  北魏時期,除一任皇帝外,別的皇帝幾乎都信奉并大興佛教,廣建寺廟,修筑佛塔,開鑿石窟,厚待僧侶。在北魏統治范圍擴及長城南側后的相當長時期中,僅在內長城南側的寧武縣境內,就建造了遺傳至今的蘆芽山云際寺石窟佛像,寧化萬佛洞石窟及附近多處山崖石佛,寧化中山閣廟宇等佛教遺址。《寧武府志》記載:“釋氏以為,蘆芽山古毗盧佛道場也。”這是國內唯一的一處毗盧遮那佛道埸。由于毗盧佛是佛祖釋迦牟尼的三大化身之一,故而寧武地區在古代佛教文化中的地位舉足輕重。北方拓跋主政的北魏在原屬中原政權的內長城南側宏揚佛教,這與當地原來就崇奉的慧遠凈土宗佛教,以及毗盧佛崇拜,共處共榮,構建了一幅長城內外各民族共奉佛教文化、彼此融融相處的美麗圖景。

  明清兩代,隨著寧武地區府縣行政機構的設立,與之相應的佛教設施日漸增繁。到清代中期,寧武境內佛寺已形成以蘆芽山太子殿、寧化萬佛洞、汾源雷鳴寺和天池海瀛寺、寧武縣城延慶寺為中心的五大群落,大大小小的寺廟總數多達千座。當時的寧武佛教活動,并不亞于四大佛教名山。誠如清代黃圖昌撰文所述:蘆芽山“其樹木、梵宇、奇泉、怪石,乃與五臺山比肩而齊名者也。”寧武縣城延慶寺有廟舍百余間,其左近觀音堂等寺寺相連,多達三百余座,延慶寺時稱晉北名剎,大法師駐寺,有受戒權力。每年夏秋之交的“水陸龍花大法會”,極其隆重,延時一月,不僅周圍州縣居民,即使內蒙、陜西、河北一帶僧侶信徒,都要前來赴會。這些遠地香客,漢、蒙各民族都有,大多從陸路,經朔州,過內長城,入陽方口,進入寧武境內。我們由此似可看到:以佛教活動為載體,民族關系跨越了內長城的阻隔,呈現了進一步容融和諧的喜人景象。

  寧武東山地區內長城腳下,流傳著一種極富原始風韻和山野風彩的儺戲表演程式,鄉民稱為“賽賽”、“賽戲”。賽戲作為一種古老的民間藝術,其表演實體一般以家庭為單位。演出前有鼓樂打通,演出中卻無絲樂伴奏。演員戴面具出場,服裝導具皆取自日常生活和軍事用品,有的反穿皮襖,頭戴草帽即可登臺。近于吼喊的念白,奔放粗獷的動作,貼近生活的表演,不僅充溢著漢民族的藝術風格,而且處處透露著北方民族的生活信息。演出時間開始于夏歷立春日,時稱“開賽”。表演場地,舞臺與街頭結合。其劇目多與軍事題材有關。如《天水關》、《四郎探母》、《五郎出家》、《七郎托夢》、《八郎歸宋》等,大多選自楊家將鎮守邊關故事。還有一些祈福敬神的節目。另有一種街頭秧歌,名為《土灘子秧歌》或《踢股子秧歌》,還有《拉花》,表演均富山野色彩,荒蠻風韻。其裝束亦多如胡人服飾。以上民間藝術的內容和形式,以至表演風格,極富北方少數民族傳統遺風,又融入了中原文化的相關元素。這種在內長城沿線流傳,為當地群眾喜聞樂見的鄉土藝術形式,充分說明,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內長城還承載了各兄弟民族間藝術交流傳承的使命,成為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

四、內長城的保護

  對于內長城的保護,國家早有相關法律法令,這是保護長城的“尚方寶劍”。現在的關鍵是我們對它的確實施行和正確運用。

  筆者以為,就目前狀況而言,保護長城應從如下幾方面加強:

  其一是加大對長城的宣傳力度。盡管國人對長城知之者甚多,但真正深切了解其歷史、文化內涵及價值者,極為有限。為此,應當通過各種媒體、報刊、材料、會議等形式,不斷將長城的相關知識作社會性的廣泛宣傳,不僅專家知道,更要使廣大群眾了解。從而,使人們在對長城文化的了解中,提高認識,增強以長城為載體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進而樹立保護長城的自覺的全民意識。

  其二是將長城保護政策法令落到實處。有了法令,就是有了保護的依據。要明確,長城是國家重大的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物質與精神財富相結合的傳世珍寶。對于保護長城有功人員,要給以相應獎勵;對于毀損長城者,要依法進行批評教育,直到法律處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僅僅是口頭的宣傳,恐怕難以奏效。最近一次長城考察中,大水口段長城內側約百余米護坡被破壞,鏟土進深約十米,高度約三米,挖掘侵蝕直至城墻根基,城下暗道出露,如有大雨灌入,墻基軟化,該段長城很可能陷落塌毀,令人目不忍睹,痛心至極。如此嚴重的文物古跡破壞行為,難道還不應該訴諸法律嗎?

  其三是完善健全保護長城的相關機構,形成自上而下的系列化保護機制,并開展經常性的活動。我省成立了“長城保護研究會”,忻州市也成立了相應機構,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舉措。但筆者以為,學術性的研究探索固然重要必需,但這樣的機構是遠遠不能承載保護的重大使命的。應當通過官方給予保護研究機構以管理維護的更大實際權力,使其在實施長城保護相關法令中有責有權,行之有效。再者,應當建立基層的保護研究機構或組織。長城數千百里,分布于共和國廣大地域,僅靠省、市有數的一些專業或兼職人員,如何能應付得了如此浩大的管護工程?建議設立縣鄉級的相應組織或機構,特別是長城路經的鄉村,更應是參與管護的前哨。可以采取屬地主義的原則,在長城經過的附近鄉村,設立保護站,由村委會配備專人負責長城管護,分段管理,有責有權,國家給予適應經濟補助。陽方口長城位于石油公司院內的一段,至今保存完好,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這樣做,長城沿線都有第一線的保護組織和保護人員,尤如當年的人民戰爭一般,群保群護,群策群力,使保護長城成為全民動員的有組織行為。實際上,在筆者多年來考察長城中,當地群眾對于保護長城都有相當高的積極性,只是無人組織利用這種積極性而已。

  其四是加大國家對保護長城的經費投入。既要維護,更要不斷維修。長城跨越了數千百年的歷史長河,風雨剝蝕嚴重,人為破壞傷痕累累,對殘缺的段落進行必要補修,對精典的段落重點維護,使長城得以世代延續,永葆雄姿。這樣做固然難度較大,但只要持之以恒,我想,我們是可以做出無愧于古人的業績的。

  以上所述,僅僅是個人浮淺見解,謬誤百出,誠請各位專家予以斧正。

通訊地址:山西省寧武縣委大樓內文聯  郵政編碼:036700
2009年10月1日

 

文來源:;本文作者:作者:王樹森,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協會員,原寧武文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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