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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傅山文化推進道德建設

——“傅山價值取向與當今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研討會發言摘編

 

 

 

 

 

  編者按526日,傅山學社在中華傅山園舉行“傅山價值取向與當今社會思想道德建設”研討會,通過對傅山先生文化思想的進一步梳理,探求其對當代思想道德建設的借鑒意義,以期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現將魏宗禹、降大任、傅珉三位先生的發言摘編,與讀者共勉。

    魏宗禹(山西大學教授):

    傅山的人生價值觀內涵十分專精,其中有兩點很有意義。

    一是傅山認為人生中,生命的尊貴、人性的自由解放,是最有價值的,因此追求自由思想,追求獨立精神,是人生價值中最基本的取向。由此,他對古學中體現人生價值意義的觀點,進行了認真的總結與批判。如義利之辨、理欲之論和志功之說,是古代人生價值內涵的重要內容,代表了古學中價值哲學的主體思想。傅山應用他的新思維中的價值觀進行了闡解。首先,他指出義利、理欲、志功之說,非為禁欲主義,而是包含著人欲天然合理之意,說明先民在其求生存、求發展中,所創立的人生價值觀,就是為著追求美好生活的,而社會歷史進步的標志,就是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斷改善與提升。其次,傅山認為,后儒將財富及其參與創造者,與社會之貪欲膨脹、奢侈等腐朽不正之風等同視之,是一種誤解。因為人生價值觀的取向中,“興利之事,須實有功,不徒以志為利于人也”,“生人之有為也,本以富生人”,“圣人之利人也,實為其人之生也”。古代“圣人”一類偉人,都是為著“富生人”即提高眾生的物質、精神生活有大貢獻的人,所以才得到全社會的尊敬。因此他主張改變漢儒“正其說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儒“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的觀念,而為“正其義而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在正義、明道基礎上,謀利并建功立業,這是一個人立于社會“有為”即實現其價值的表現。他又說,“不衣不食可也,不聆高論不可”,主張既追求物質生活,又追求精神生活。而正確的價值取向,只能是重道義和重功利的合理性結合,并從中求得人性解放與個性自由。

    傅山的人生價值取向第二層意思,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與貢獻。傅山認為人之為人,非為獨立于社會之外之人,而是社會整體中的一個成員,任何一個人在追求個人幸福的過程中,追求真善美的過程中,均與國家和民族的興衰治亂緊密相連著。以禮為核心的傳統社會結構,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傳統民族精神,在傅山的思想理念中不僅根深蒂固,而且有著積極發展,因為傅山處于一個“易代之變”的特定之時,故更值得關注。這里從兩個方面加以闡述。一是在明末清初,國家處于危難之時,他一直是置身于為國家分憂的行列之中。如在明末,他曾領導晉府生員百余人,在京師進行了合法的斗爭,呼應了江南市民抗議壓制市民經濟的斗爭,并上書言“中興”王朝的大計,時被稱為“義士”而聞名天下。又如在清初,他抵制清兵暴行,反對民族歧視與壓迫,并與大河南北呼應,逼使新朝取消了圈地令與逃人法的殘酷政策,他稱自己是一名愿血沃中原的“壯士”,繼承與發揚了獨立的民族精神。在新朝一統后,他積極總結古學,創立新學,成為大河以北無人可比的大家,對中華傳統思想文化之傳承,作出卓越的貢獻,故史家稱其為學壇之“名士”。傅山一生從義士、壯士到名士的歷程,無不是在其熱愛祖國,從自身做起的價值觀信念指引下所創立的輝煌業績。二是傅山在國變中,堅守凝結先哲智慧的“文脈”,“古學不可廢”,而古學中根脈“禮經”不可棄。因為禮學蘊藏先祖創立的精神合理化內容,它使中華文化綿延發展五千年,而其中的制度論、中道論、民生論等基礎性內容,都是構建新社會必不可少的積極因素。他在《禮解》一文中,提出“禮與世交相畏”的命題,期望未來之社會,應是禮制與現實在共存中,以相互統一為尚,禮之用,和為貴,和就是矛盾雙方的辯證統一,禮是應以時世之變為用的。這樣便可做到整體與個體在相對和諧中,有效地保持了社會形態的穩定,有效地保證了個人的自由生活條件。傅山還進一步提出“市井賤夫平治天下”的觀念,改變以農為本的經濟、政治形態,建立一個工商為基礎的新社會。從傅山上述思想審視,由于他處于一個易代之際,他在堅持其維護傳統國家、民族、社稷整體性價值觀之同時,主張建立一個具有近代意義新國家體制。

    傅山的人生價值觀中,既包含著個人對社會應擔當的使命,立德、立言、立功,又期待社會對個體的尊重,個體的相對自由。傅山的這些思想,成為中國近代價值觀的啟蒙。他的“興亡著意拼”、“生既須摯篤,死亦要精神”的人生觀,便充分體現了其積極價值觀中的偉大精神。降大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傅山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其一生的價值取向,突出體現了中華民族崇尚“仁、智、勇”三達德的豐富內涵,見之于日常履踐,十分難能可貴。深入研究和正確評價傅山的人生價值取向,對于當今的道德建設,構建和諧社會和美麗中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現實教育作用。

    考察傅山傳奇性的一生行履,傅山的價值取向,其亮點至少有這樣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反抗民族壓迫、專制暴政的大無畏精神。

    傅山早期中期有報效明廷的忠君意識,這是不必諱言的。但他的抗暴精神內核,始終貫徹平民啟蒙、人權平等的閃光思想。無論明廷的貪腐亂政,還是清廷的暴政和極權專制,他都堅決抗拒,不失為堅貞不屈的啟蒙思想家,而且只要有可能,便付諸于實際行動。從武或從文,無非是因時制宜的不同策略手段而已。這種追求人權平等的大無畏精神,在當今構建法治社會過程中仍有借鑒意義。如今在國際上我們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西方霸權主義的威脅和挑戰,我們必須堅決斗爭,以維護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在國內,我國正大力倡導建設法治社會,對那些作奸犯科的負面現象,固然不能采取以暴易暴手段以應對,卻應依靠合法途徑加以抵制和揭露,以維護社會正義和法制的威權。這應是正確繼承傅山價值取向和精神、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

    二、關注民生,體恤弱勢的人道主義情懷。

    傅山認為市井賤夫可以平治天下,這在皇權專制的明清時代是石破天驚之語。傅山繼承墨子的“兼愛”說,提出“愛眾”的觀點,他說:“我之于人,無彼此,皆愛。”“使盡愛天下之義,茍可以利天下,斷腕可也,死可也!”他這種愛不是空談,而是見諸行動。他晚年為窮民施醫施藥,“以醫術活人”,“貴賤一視之”,正是他以“興利之事,須實有功”理念的實踐。

    在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極大提高的新時期,人們為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自豪。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國自身仍存在發展不平衡、貧富分化嚴重等問題。只有農村徹底擺脫貧困,弱勢群體走出困境,過上幸福生活,達到共同富裕,中華復興的中國夢才能真正化為現實。傅山的人道情懷理當為我們所尊尚學習,這不僅是救急的權宜之計,而且是所有中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三、敢于沖決禁區,突破陳規的開拓創新勇氣。

    創新,是民族的靈魂。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除舊布新的創新精神,在大變革的明清之際,傅山繼承發揚了這種精神,在多種學術研究領域有所突破,被后人贊為“大河以北第一人”。傅山自幼深諳孔孟儒學,但對南宋以來的新儒學即理學卻持批判態度。這種反奴性的精神在當時思想界可謂空谷足音,并世少比,傅山稱得上是明末啟蒙思想家中最勇敢、最具創新思想的一員猛將和杰出代表。

    傅山的創新精神有多方面的體現,值得今人深入挖掘研究,以資借鑒。在當今飛速發展的高科技時代,創意產業備受青睞,符合時代的要求,尤其需要發揚創新精神。這是中華復興事業不可或缺的不竭動力,繼承傅山的這種精神和勇氣,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價值和歷史意義。

    四、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寬容氣度。學術界有一共識,即學術自由對社會文明進步十分重要,但寬容較之自由更為重要。寬容就是對不同意見要能寬厚容忍,也就是“我堅決不同意你的意見,但堅決維護你的發言權。”傅山說自己“好學無常家”,“古學不可廢”,“異端辭不得”。他奉行“餐采說”,就是博采眾家之說精華,熔鑄為一家之言。泰山不辭壤土,江河不擇細流。正因為有這樣一種海納百川的氣度和寬容精神,傅山才能成為博大精深、卓有建樹的學者,成為明清之際的文化巨人。

    上述傅山四方面的人生價值取向,作為可貴的精神遺產,對當今的社會道德建設提供了可資借鑒、繼承的豐富材料。道德建設不能憑空構筑,必得憑借對傳統道德文化的繼承,對傅山上述精華的研究和吸取尤為重要。對傳統道德內涵要隨時代要求加以創造性的轉化。如古代對帝王之忠即愚忠,孝也有愚孝。今天愚忠愚孝就不能提倡,改換其內涵應是對人民的忠,對長者人格平等、相互關愛的孝了。傅山生活在明清之際,有其歷史局限性,要正確繼承傅山的價值取向,就要從當今時代要求出發,對其本質內涵加以辯證地揚棄,也即創造性地轉化。所以,我們主張的繼承應該是“實踐揚棄論”,通過實踐的過濾和選擇,取其精華,改造內涵,在生活中見之于踐行,而不是概念上的抽象繼承。要真正把傅山的文化精華拿來為今所用,以利于構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推進道德建設的健康發展。傅珉(傅山后裔、北京航空工業集團公司老干局處長):

    先賢傅山離世300多年,在其身后的各個歷史階段,傅山的形象永存于人心,傅山精神更是以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活在歷史的進程中,活在不同歷史時期扮演不同角色的諸多歷史人物的思想和活動當中,發揮著順應時代需求的作用和影響。

    傅山先生逝世200多年后,清王朝幾近衰亡,社會面臨重大變革,改革思潮風起云涌。梁啟超、張之洞、龔自珍、章太炎等一大批思想家重溫先生的思想主張,從不同角度對先生作出深刻而獨到的解讀。

    梁啟超將傅山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并稱為清初四位大師,極力推崇,認為他們是推動清代晚期理論思維向前發展的“原動力”。

    清末維新志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深秀是山西聞喜人。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楊深秀39歲時,在《傅青主男科》刻本上寫下4000字評注,體現了他對傅青主先生全面而高度的評價。在寫下這些評注的第二年,楊深秀便進京投入維新變革活動。青主先生當年率眾進京為恩師袁繼咸辯誣而“義聞天下”的壯舉,以及他沖破思想禁錮,崇尚自由精神的真知灼見,無疑對楊深秀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進入民國,傅山先生依然顯現著影響時代的強大的生命力。20世紀30年代,曾出現傅山研究熱,周作人、孔祥熙、閻錫山都極為推崇傅山。

    周作人在他的《風雨談》這本散文集里,有8篇文章提到傅山。《關于傅青主》一文的結尾是:“我們讀全謝山所著《事略》,見七十三老翁如何抗拒博學鴻詞的征召,真令人肅然起敬。古人云,姜桂之性老而愈辣,傅先生足以當之矣。文章思想亦正如其人,但其辣處實實在在有他的一生涯做底子,所以與后世只是口頭會說惡辣話的人不同,此一層極重要,蓋相似的辣中亦自有奴辣與胡辣存在也。”周作人還說:“青主為明遺老中之錚錚者,通二氏之學,思想通達,非凡夫所及”。

    1938年,孔祥熙出版《山西名賢輯要》,其中有他寫的《傅山》一文。當時日寇鐵蹄正踐踏我大好河山,救國圖存成了天下頭等大事,傅山的精神氣節越發顯示出巨大的感召力量。他在文末所發的感慨“吾悲世變,吾益景仰先生”,催人警醒,發人深省!

    閻錫山景仰傅山先生,1917年主持修建傅公祠,發揚先生的精神思想,推崇先生的道德文章。

    民國年間的傅斯年有著與先賢族親傅山先生一樣的風骨情操。傅山先生曾懷著亡國之痛撰寫《傅史》,將歷史上95位傅氏名人,一一加以評說。1946年至1948年,傅斯年擔任傅氏合纂通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晉人傅作義為主任委員),以其史界權威的資格和社會聲望統領傅氏修譜。當年青主先生選擇傅氏英才入史的價值標準(“忠孝節義,經術文章,功名智勇,載籍備之矣。”)全然為傅斯年所承繼。傅斯年“對歷史人物的推崇或貶斥,主要以其人的節操如何為標準。他對具有氣節的人,尤其是抵御外侮、為國捐軀的烈士,常致無上的景仰;對于漢奸貳臣,則誅伐不遺余力。”(傅樂成語)

    20世紀中葉,鄭振鐸、張岱年、侯外廬、馮友蘭、郭象升、陳監先、張頷等一批著名學者,對傅山先生的研究始終沒有間斷,給了更多后學以啟迪和鼓舞,一批優秀學人脫穎而出。

    1970年,臺灣學者方聞出版《傅青主先生大傳》。作者在弁言中說:“余為晉人,習聞先賢事跡,謹先分章列述,以成《傅青主先生大傳》,復以事系年,制成《傅青主先生年譜》,合訂成冊。”

    傅山先生巨大而不朽影響力,在于他的高尚人格和歷史作為。《易經·說卦》

    有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傅山先生體恤眾生,具有高尚而不屈的風骨和氣節,正體現了仁者愛人,舍生取義的風范。先生一生為人樸厚,行為端方。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他“不受私弊,光明洞達”,這種偉大的人格魅力建立在他對人生價值的執著追求上。這種追求在今天尤其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

 

文來源:太原日報20130604文字整理孟中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3-0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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