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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歷史上的石窟和石刻造像

  石窟,這種通過人工雕鑿在整座山體上的很特殊的宗教建筑形式,其最初起源是在公元前12世紀時的印度。它的起源與公元前6世紀佛教在印度誕生后僧侶們的佛教事務活動有著很直接的關系。公元前3世紀后,印度佛教首先傳入我國西南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到西漢末年時,才逐漸傳入我國中原地區。中國有佛寺,乃始于東漢明帝時(5875)的洛陽白馬寺。而中國有佛教石窟,則最初始于兩晉時期的我國西北今新疆天山南麓地區。此后不久,至南北朝時,佛教石窟又迅速通過河西走廊今甘肅一帶逐漸發展到了北魏拓跋氏政權所控制的山西高原之上。在此之前,一般的佛寺建筑則早在東漢時業已發展到了山西境內。如洪洞廣勝寺即始建于東漢建和元年 147)。到南北朝時,佛寺建筑在山西境內已經十分繁盛。這實際上為佛教石窟在山西落腳奠定了一個非常和諧的氛圍與基礎。

    我國歷史上石窟建筑分布最多的地方是甘肅省,其次即是山西。山西古代的石窟建筑質量和單位規模水平與其他省區相比,也處在一個較高的層次之上。

    云岡石窟,位于古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武周山上,是我國古代三座規模最大且雕鑿藝術最為精湛的石窟之一(另外兩座即敦煌石窟與洛陽龍門石窟)。主持修鑿開建云岡石窟的第一個人是北魏文成帝時的高僧曇曜。根據史書記載,曇曜本是古中山(今河北西北部)之地的僧人,接到北魏政權的命令趕赴京城。一日正好文成帝拓跋濬出外,在路上遇到了剛到京城的曇曜,不想文成帝所騎御馬突然用嘴銜住了曇曜的衣服。于是朝廷上下皆為驚異,以為馬識善人,文成帝遂拜曇曜以師禮。就此,曇曜請示文成帝后即開始在平城西門外的武周山上開鑿石窟。《魏書·釋老志》中講曇曜最先“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根據后世的確認,著名的云岡“曇曜五窟”亦即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云岡石窟中的第16窟至第20窟。這五窟的尊者主佛個個都被雕成高鼻厚唇的模樣,既不像佛經中講的天竺人,也與中原漢人有所距離。人們都認為,云岡石窟中所謂“曇曜五窟”所塑的主尊佛者,其實是模擬了北魏開國時的幾位鮮卑族皇帝。從第16窟至第20窟即分別雕塑了當時還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和在他之前太武帝拓跋燾、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

    云岡石窟的開鑿起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間,經獻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元宏,至北魏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為止,歷經約30余年,共建21個大窟,小窟無數。根據現代文物工作者的實地測量,整個大同云岡石窟從東到西,沿武周山綿延近3公里,最大的佛像高達17米,最小的佛像則僅幾厘米。整個云岡石窟保留至今的大小石雕佛像總數竟達到51萬余尊。在我國三大石窟中,云岡石窟的開鑿過程具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它所有的工程幾乎均是在北魏一個朝代中完成的,施工時間基本上集中在公元5世紀末葉的30余年時間內。而敦煌石窟的開鑿過程,則是始于東晉太和元年(366),后期一直延續到元代以后,前后長1000年左右。洛陽龍門石窟的營造起始于北魏孝文帝時期,歷經隋唐時代,也有400余年的開鑿過程。

    佛教石窟在山西,最具魅力的除云岡石窟外,即數太原西南郊天龍山石窟了。天龍山石窟的始鑿年代約在東魏武定年間(543550),在此之前,天龍山上已建有天龍寺。據史載,天龍山一帶曾是東魏時高歡、高洋父子的避暑行宮所在地。高歡死后,其子高洋廢東魏而另立國號曰“齊”,天龍山下的古晉陽成為北齊政權的別都(都城當時在今河南安陽以北古鄴城)。天龍山石窟群的始鑿雖然起于高歡、高洋父子,但最后完成則在五代時期。

天龍山石窟是我國藝術水平最卓越的石窟之一,也是上世紀前半葉被日本侵略者破壞得最嚴重的石窟之一。

    據不完全統計,天龍山石窟群中的雕刻藝術品的各種構件,竟有150余件被那些披著“文明”外衣的強盜劫掠而去,至今仍然散失、陳列在一些歐美國家或日本的國家博物館及私人展柜中。天龍山石窟規模雖不大,然而它的文化藝術價值卻極高。如對9號窟中那尊十一面觀音像的評價,我國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錢紹武先生認為 “石佛堪稱世界之最,也是我國古代雕塑藝術中最精美的典范”。

    說到石窟本身的規模,他們認為“天龍山石窟雖不像云岡石窟雕刻得那樣巨大,形式上也缺乏逼人的氣勢(云岡石窟采取了大面大體的造像手法,這與自然環境有關),但它那造型的純熟、比例的適當、線條的柔和、雕刻的精細,均不亞于云岡石窟,甚至比云岡石窟還技高一籌,所以天龍山石窟群是中國古代石窟雕塑藝術中一顆燦爛明珠,在世界雕塑藝術史上同樣有著極為重要的位置”。

    雄峙于太原市西南山地中的天龍山,以石窟群聞名于天下,又集林、泉、洞、寺與諸多古跡名勝于一體,確實是一處不可多得的融文化與自然景觀于一山的絕佳生態組合單元。

    如果說,開鑿佛教石窟的活動在北魏以前的中國還是一股涓涓細流的話,那么隨著拓跋氏政權在大同大規模建造云岡石窟,中國的石窟造像風氣已完全成為一種社會洪流。于是,“各地方長官模仿著他們的皇帝而支持僧尼開窟造像……一時石窟造像之風遍布于華北各郡城,但規模都不及前者大……這一系列的歷史都是在華北地區,因此華北遺存著很豐富的中世紀石窟寺院遺跡,保存著成千成萬的不同時代的精美雕刻、塑像及壁畫,已成為歷史物質資料……這一部分歷史物質資料,大都是國家公布保護和專設有保管的機構”。老一輩中國石窟藝術研究專家荊三林先生所敘述的這種狀況,在山西顯得尤其突出。關于此事還是讓我們再引用荊三林先生自己親身考察后所作的一番記述吧。

    19564月中旬起,文化部文物管理局與山西省文化局合組“文物普查經驗工作隊”,在山西省南部潞安等縣發現石窟、石刻362處。石窟、摩崖造像以潞安首陽山石巖腦山千佛溝,高平的羊頭山、高廟山、金峰山,晉城的碧落寺、石佛嶺等為最重要,都是北魏、隋唐的作品。其規模雖然不大,但如首陽山一處就有七個窟。所刻石佛、菩薩、天王、比丘供養人等像亦多至數千,無疑是重要的藝術遺產。

    荊先生的這些親身考察記述,來自于他們50多年前的工作結論,其資料的真實性應該是毫無疑義的。然而,應該指出,他所記錄的有關地址與數字只不過僅僅來自于晉東南的少數幾個縣市,即今天的晉城、高平與潞城等地。從地域面積上講,他們當時考察過的地方,實際上還不及山西全省面積的5%。也就是說,山西省應該還有將近95%左右的地方他們未能給予普查。

石窟藝術的物質依托是山地。山西多山,世人皆知。即使依照今天的行政區劃,全省110多個縣市中,確實很難講得出哪一個縣市會沒有山地。山西自古以來宗教造景習俗源遠流長,其中尤以佛教造景為最。筆者曾經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著意于對這一方面的調查,一個是寺院的分布,另一個是石窟造像的分布。實際上,山西山地中千百年來存在過的佛教造景習俗,幾乎使整個山西山地達到一種無山不佛、無山不窟的程度。在這里,我們不妨舉一些人們平時并不注意但又確實真實存在有佛教石窟造像的地名,并列諸于后:

    石窟,高平市羊頭山清華寺;石佛殿,長治市石佛山;石窟,平順縣林慮山金燈寺;藏經洞,襄垣縣仙堂山;石佛洞,陽高縣偏梁寨山;千佛洞,渾源縣孫臏山;佛窟山,左云縣石佛寺山;石佛洞,榆社縣西梓荊山;石佛崖,吉縣寬靜河畔;石造像,鄉寧鄉南白云洞;圣佛崖,霍州西南汾河東岸;千佛洞,隰縣北佛陀灣;高歡洞,左權縣東南20公里;石佛洞,左權縣西35公里;石造像,永和縣雙山洞;石佛洞,平定縣藥嶺山;千佛洞,翼城縣千佛崖;石佛崖,汾西縣北15公里;石造像,寧武縣翠屏山;萬佛洞,寧武縣寧化古城西;石造像,寧武縣禪房山;千佛洞,榆社縣西響堂寺;萬佛洞,五寨縣蘆芽山;石造像,昔陽縣石馬寺;石窟,平定縣亂流村;千佛洞,鄉寧縣東7公里;石造像,孝義市李家山;石造像,盂縣興道村千佛寺;石佛忻州市浮屠山;石造像,鄉寧縣西滴水崖;石造像,代縣西北白仁巖;石造像,大寧縣西梵王掃;石造像,汾陽市西石室山;石造像,左權縣東馬嶺洞;石造像,交口縣李家山村;千佛崖,太谷縣奄谷內;石造像,壽陽縣方山;石造像,太谷縣龍門壑;石造像,太原市西南蒙山;七佛巖,交城縣東北;石佛崖,祁縣子洪鎮村外;石室寺,高平縣石室山;石佛洞,高平縣龍王山;石造像,太原市龍山童子寺;石造像,離石市西石佛寺;石窟,渾源縣南淘沙村;石造像,中陽縣西石佛寺;石窟,靜樂縣王端莊;石造像,代縣南趙杲觀;石窟,靜樂縣南豐潤村;石造像,定襄縣七巖山;石造像,保德縣花佛村;石造像,沁縣南涅水;石造像,夏縣西威神寺;石造像,靈丘縣曲寺;石窟,芮城縣嶺底瑞峰寺;千佛洞,隰縣北神峪村;石窟,大同市北小石子村;石造像,靈石縣南石佛寺;石造像,壽陽縣羊頭崖村;石造像,交口縣錦泉寺;石窟,清徐縣巖香寺;石窟,陽曲黃水鎮;石窟,陽曲峰東村佛爺溝;石窟,古交市木路塔;石窟,古交市劉莊觀音寺;石窟,古交市新巖村;石窟,太原晉祠懸甕寺;石造像,懷仁縣西南千佛寺;石造像,安澤冀氏村石佛寺;石窟,五臺山金剛窟;石窟,五臺山那羅延窟;石窟,寧武縣石家莊;石造像,寧武縣坎門口村;石窟,河曲縣點峪村;石窟,神池縣烈堡村懸空寺……

    由此可見,自從北魏以來,憑依山地造佛,隨之又以佛作為山的名稱或地域名稱,實際上已經成為千百年來山西歷史文化中一種突出的民間習俗及地域特色。

    在北魏石窟造佛風氣的影響下,石窟造佛不但從此遍布山西高原,而且由此出現了喜造大佛的現象。云岡石窟最大的佛像不過23米之高,天龍山最大的9號窟釋迦牟尼坐佛也才88米高。同樣是在太原西山,距離天龍山石窟不出20公里的范圍內,也還是北齊文宣帝高洋時代的事,在前后不到5年的間隔中,還有兩座借山崖人工鑿成的巨佛赫然問世。其中一座于北齊天保二年(551)后開鑿、位于晉陽古城(今太原市西南古城營村)西約10公里的蒙山開化寺附近,佛高約63米。其高度雖然比四川樂山大佛低約8米,但是卻比樂山大佛的鑿成要早出162 (樂山大佛鑿于唐開元元年,即公元713年),是我國古代歷史上最早出現的第一個巨型石佛。關于蒙山大佛,《北齊書》中記述說:“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在10公里外晉陽古城中也能看到,可見大佛之高大。

    同樣距離晉陽古城不遠的另外一座大佛,是在北齊天保七年(556)后所開鑿,根據有關文獻記載,位置在晉陽古城西龍山之上的童子寺附近。該佛高約56米。在樂山大佛的出現之前,此龍山大佛的高度僅次于與它近在咫尺的蒙山大佛。

    從有關歷史資料上得知,太原西山這兩座依山而鑿的巨型石佛,隋初以后在佛身之上均建起了像天龍山9號窟那種漫山閣一樣的大佛閣。上世紀80年代初,太原市王劍霓先生在文物古跡地名普查中,為尋找已經毀圮湮沒了數百年的西山大佛曾經做了艱辛的工作。根據他的調查和考證,認為“唐武宗滅佛時,大(佛)閣雖然失修破敗,但大佛未損。晚唐乾寧二年(895),晉王李克用竭河東之力,‘計口隨錢,不可勝計’,五年用工30萬,重修了大佛閣。五代后晉開運二年(945),北平王劉知遠留守北京(晉陽),又修佛閣。這次重修的莊嚴閣,高5層,每層13楹,26間,共130間,將63米高的大佛庇蓋于內,可見閣之大。元末(1368)寺毀閣傾,大佛頭部掉落,殘磚破瓦和山間泥石掩覆了佛像下部。”以上所引王劍霓先生的這段話,講的是蒙山大佛。

至于龍山童子寺大佛,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觀卷》中記載說:“金天輔元年(1117)毀于兵。明嘉靖初僧道永重建。”明代重建后的龍山童子寺及其大佛究竟是什么樣子,后來又怎樣毀壞湮沒,至今無考。19801983年,王劍霓先生找到晉陽蒙山大佛時,其遺跡“現場外露胸頸部分,高175米,寬25米,頸部直徑寬5米……”蒙山大佛所在的開化寺,是北齊文宣帝高洋所賜之名,而在此之前東魏時,該寺已建成,初名大莊嚴寺,寺分上下,俗稱“大莊嚴石窟二寺”。

    關于石窟造像一類的事情在山西民間還出現過許多謎一樣的奇異事件,與這些奇異事件共生的是很多美麗又怪誕的神話傳說故事。如元代至正年間(13411368),在保德縣南75公里處的楊家灣村附近的一個石窟中,人們突然發現石窟中隱隱有聲音傳出。幾年后村人又從石窟中發現了腰系錘鑿的魯班爺石像,同時出現在洞中的則是數百尊大小不同的石佛造像,其造型玲瓏光潔,比例適當,且一點也看不出有斧鑿痕跡。人們甚覺怪異,認為是神佛顯靈,于是在當時的保德州南宣化坊建花佛寺,將石窟中佛像悉數列置于寺中,從此這里佛事甚盛。神仙顯靈之事當然不會存在,然而那石窟與石佛之事則無疑都是真實的。此事見于明清以后的保德州志及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觀卷》中。

    如果說方志文獻中記載的保德花佛寺發現石佛造像數百尊的事件已經使許多人感到奇異的話,那么從20世紀5090年代發現的沁縣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與靈丘縣曲迴寺石像冢群就更使世人感到萬分的吃驚。

    沁縣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 早在上世紀40年代時,沁縣南涅水村一帶的農民就經常在地下發現有一些零散的石刻造像,當時并沒引起人們的注意。直至1957年秋天,由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部門的重視及其地方文物工作者的密切配合,終于有了一次大規模調查與發掘清理這一珍貴歷史文化遺產的機會。首次發掘清理即得到了760余件石刻造像。這批石刻造像所屬歷史時代的跨度最早的約在北魏永平三年(510)前后,最晚的也在北宋天圣九年(1031),中間包括了東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各個歷史時期的石雕作品。由于其“數量大,內容豐富,刻工精湛,時代特色鮮明”,一時間在歷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引起極大轟動。到1990年,山西省考古所與沁縣文物部門又一次在南涅水作了勘探發掘,繼而又新發現了100余件宋代的石刻造像。至此,南涅水已發現的歷代石刻造像的總數已經達900件左右 (包括在此之前的許多次零散發現)。

    沁縣北依太岳山脈,東靠涅水河。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遷至洛陽,后來的北齊都城雖建在今河南安陽以北的鄴城,但陪都仍在晉陽。沁縣所處位置正在其來往通衢之上,南北朝時期我國北方興起的鑿窟造佛熱浪,不可避免地首先影響到了這塊古老的土地。南涅水石刻造像的出土地點即均是在當地古代寺院的遺址之間。

    靈丘曲迴寺石像冢群——曲迴寺位于靈丘縣南約70余公里處的三樓鄉境內。它與縣城之間隔著兩座好大的山峰,一座是太白山,一座是對維山。曲迴寺南是獨峪河水,一直向西南流入河北省境內。從某種角度看,曲迴寺距離五臺山佛教圣地更近些,因為站在曲迴寺看不到靈丘縣城,但是可以一眼望到西邊70余公里外的五臺山東臺臺頂。可能是歷史上曲迴寺在晉冀兩省交界處名氣較大,所以后來當地的人就以寺名作了村名。

    在曲迴寺村附近一帶,歷來就有有關石像冢的傳說在民間流傳。同時,曲迴寺的有關碑刻對此也有一些記載。碑記中講,在唐天寶十年(751)時,奉皇帝詔在此曾建過306座(又有360座之說)石塔。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對曲迴寺的保護非常重視,曾在1959年將其列入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是真正弄清楚曲迴寺石像冢群的基本形制,卻是在1982年。這一年,首先有人在曲迴寺村西部山地的亂石中意外地發現了用銀罐裝存的古代金飾物。對此,有關部門遂根據其線索作了進一步調查。于是,被千百年歷史灰塵塵封著的曲迴寺石像冢群,從此被逐漸揭開了掩蓋在它表面的那一層厚厚的神秘的面紗。

    石窟與石刻造像,原本作為佛教建筑中一種特有的構造形式,從它東漢末年傳入我國時起,即對我國的道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用。位于甘肅省涇川縣境內、建于北魏永平三年(510)的玉母宮石窟,就是我國古代在佛教石窟建造的影響下產生的最早的道教石窟之一。然而若論開鑿的規模,與天龍山石窟緊相毗鄰的太原西山的龍山道教石窟,則是目前我國保存的開鑿窟穴最多且規模最為宏闊的道教石窟群落。

    太原龍山,位于著名的晉祠懸甕山西北側,西南與天龍山石窟相連接,向北則有蒙山大佛和古開化寺的遺址與其相依。北齊文宣帝高洋時所建的童子寺和約56米高的巨型石佛是龍山最早的一批宗教建筑。約在唐宋之季,龍山童子寺對面的山峰上開始出現了屬于道教的建筑,名曰“昊天觀”。至公元13世紀初時,昊天觀已成為一片廢墟,僅在遺址上留下了一些碑碣和兩穴石窟。據《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師祠堂碑銘并引》記述:金元之際道教全真派第三代傳人宋德芳“甲午(即元太宗窩闊臺汗六年,公元1234年)游太原西山,得古昊天觀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間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閣崢嶸,如鰲頭突出一洞天也”。一片古昊天觀的廢墟遺址與兩穴造像保存完好的道家石窟,披云真人宋德芳就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苦苦修葺了3年時間,使古昊天觀的道家石窟由兩穴增加到了7穴,同時他還重建了昊天觀。從此使龍山昊天觀及其道教石窟群成為域內道家的一大名勝,即如前面所引碑名中所說的“如鰲頭突出一洞天也”。

    披云真人宋德芳,金末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丘處機 (時稱長春真人)的得寵弟子。金宣宗興定四年(1220)曾隨丘處機往草原拜見元太祖成吉思汗。3年后返歸中原。丘處機此時已成為成吉思汗的“國師”,宋德芳也被封為教內提點,統領河東、元大都以及終南山各地的道觀營建事宜。《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說他一生“建立宮觀于燕趙秦晉間,凡四十余區,門下傳道者不啻千百數,所謂光明氣焰,大且弘者此也”。除此之外,芮城永樂宮,太原市內的純陽宮,以及原太原縣城東南三賢村的龍泉觀和原平陽府(今臨汾市)的一些道觀,其重修重建或始建與保護,在元時均曾賴斯人而為之。

    石窟藝術,約1400年左右時間中,古代人類遺留給今后人類文化遺產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整個中華石窟寶藏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從歷史角度講。還是從文化藝術角度講,擬或從石窟本身的規模數量與工藝質量方面講,山西的石窟文化遺產,均堪稱為中華石窟藝術發展史上的佼佼珍品。同樣作為景觀生態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園林與寺廟等遺產形態的形成過程,都表現為自身與自然的一種組事過程;而唯有石窟和石刻造像這種人類文化的遺產形態,是通過鐫入自然肌體本身傳承于未來人類社會的。從這一點上講,石窟具有相對永恒的特征。

 

 

 

太原蒙山大佛

 

 

 

天龍山石窟

 

 

 

 

 

 

 

 

 

龍山道教石窟

本文來源:網絡;本文作者:楊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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