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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龍城”辯——書名《龍城三章》之緣由

 

 

 

 

 

  舉凡人、地、物、事,均有其名,且常有別

    名。何為別名?《漢語大詞典》釋:“別名,正名之外的名字。”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名,《論語·子路》便教誨人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我們太原是個名稱較多的城市,古往今來,除正名太原之外,還曾有北都、北京、西京、龍城等名稱。(見《山西歷史地名錄·太原市》)在古代的地理書中,僅唐李吉甫所撰《元和郡縣圖志·太原府》便載:“按晉太原、大鹵、大夏、夏墟、平陽、晉陽六名,其實一也。”這還不是完全的統計,就我們所知尚缺龍山、平晉、冀寧等等。

    單說太原之別名龍城,至今已為各種媒體廣泛使用,是全省盡知,太原家喻戶曉之事。去歲之末,山西大學一歷史教授又告知,新出版的某大型工具書,又有龍城乃太原之別稱的條款和內容。足見古史所言“化以成俗,教移人心”之功力。(《晉書·卷八二·陳壽傳》)但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交替的數年間,就龍城是否為太原別名,有否來由,緣之于何,曾有過一段爭論,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一樁公案。持否定態度者一口咬定:太原叫龍城,出自郝樹侯所撰之《太原史話》,沒有歷史依據。言內言外,似疑此名為郝先生杜撰,太原沒有龍城之名,當然也不能叫龍城。郝樹侯先生是山西大學歷史學教授、地方史志專家,前些年已過世。郝先生生前以研究山西人文歷史而知名,民國以來的楊家將研究、傅山研究、太原歷史文化研究,由其開先河。他有幾種著述傳世,《太原史話》乃其中之一。比較確切地說,郝氏之《太原史話》,雛形于民國末葉,初載于《山西大學學報》創刊號,名曰《晉陽城史征》。不知是因為篇幅長而厘為上、下兩篇,還是只研究出前一部分,刊載時注明為“上”。署名郝建樑,時為民國卅六年(1947)五月。共和國創建之初,百廢待興,文化自不待言。郝先生應山西人民出版社之邀,編著《太原史話》,并于1957年正式出版,意在弘揚太原歷史文化。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太原史話》四次再版,十余次印行,風靡太原,飲譽全省,許多人就是從《太原史話》開始了解了太原,認識了太原。郝氏在普及和宣傳太原的歷史和文化方面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

    郝樹侯先生在《太原史話》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龍城”。第一次,以二級文題出現在是書的目錄中:“晉陽城時代·一〇·‘龍城’”;第二次,以正文形式出現:“趙宋統治集團把晉陽城叫作‘龍城’”;(見《太原史話》17頁)第三次,也是在正文中:“趙光義為了掩蓋他殺害人民毀滅古城的罪行,便散布些‘參商不兩盛’、‘龍城’等鬼話。”(見《太原史話》22頁)一個城市的別名,在一本六萬余字的小集子中,三四次出現,不論其以何種形式、何種句式;也無需去探討其觀點之褒貶,僅是他單將“龍城”作為一個節去設置,便可見其在認識上——對龍城之稱在太原建城史上的認識——是非同一般,有一定分量的。

    那么,太原叫龍城,究竟有沒有“歷史依據”呢?這個“歷史依據”的標準又是什么呢?記得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曾經說過:研究歷史有三條拐杖,一是地名,一是職官名,一是古文字音韻(大意)。由此而見,對地名的研究,尤其是歷史地名研究,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學問題,還是一個地名學問題。而且,最終是以地名學理論為其依據。作為太原之別名的“龍城”,并不是一個“建置名”,也不是一個“行政名”,只是一個折射太原歷史文化的“文化名”。研究它不僅僅有一個歷史學標準,還有一個地名學標準,而且,最終要以地名學原理為標準。當然,也離不開文化這個大概念。僅靠尋章摘句,找出所謂最初出現的“原詞”,似乎并不是其標準。下面我們舉幾個實實在在的事例,便可打破堅冰,走出“牛角尖”,個中是非曲折,豁然明白。

    例一。廣東省會廣州,別稱“五羊城”、“羊城”、“穗城”。此三名,均源自一個神話傳說,不見載正史,亦不出正經。廣州人薪火傳承:很古之前,今廣州地界天災連年,民不聊生。五位仙人知悉,遂騎五羊,羊口共銜一莖六穗之稻,由天而降,臨至楚庭。仙人把稻穗贈與當地人,并祈此地從此永無饑荒,祝罷升天。五只仙羊化為石頭,稻穗則成為人們抗災的糧種。于是,廣州有了“五羊城”的別稱,并逐漸簡稱為“羊城”。同時,也產生了五羊銜稻穗而至,穗為糧種的“穗城”。為了突出這個文化現象,新中國成立后,廣州人塑造了“五羊銜稻穗”的大型城市雕塑,此塑已成為折射廣州市歷史文化的地標性建筑。這就是廣州別稱“五羊城”、“羊城”、“穗城”之緣由。廣州市的這些別稱,無需在史籍中查詢“原詞”,亦無需引經據典、尋章摘句,它原本就產生于一個美麗動人的神話傳說,與史,尤其是正史,風馬牛不相及。可見,一個城市之別稱,并非必出正史所載、典籍所述,亦可由民間文化的傳說產生。廣州的諸個別稱就是極好的一個例子。

    例二。國際大都會上海市,別稱申城,有報曰《申報》。上海為什么別稱申城呢?因為上海有春申江,春申江即眾所周知的黃浦江。春申江的名字怎么產生的呢?得之于戰國時名著一時的“戰國四公子”之一楚國公子春申君。春申君和上海有什么關系呢?正史中雖無確載,而傳說中大有來頭。據傳,今上海戰國時為春申君封地,春申君姓黃名歇,所以封地中的一條江水,以黃歇之名命之曰黃歇浦,后習稱黃浦江。也稱春申江,簡稱申江。因申江在上海,于是水名變異為市之別名,于是,上海有了自己的別稱申城。你看,上海叫申城,就經過了人名到水名,水名變市名的過程。大家都知道,戰國時還沒有上海之名,當時上海亦無建置。查閱史籍能查到上海是春申君封地的記載嗎?在史籍中有“申城”之原詞嗎?上海就是這樣稱為申城的,一直到如今申城叫得很響,應該是舉世聞名。上海怎么就沒有人說:上海叫申城歷史上沒有出處,所以,上海不能叫申城。可見,一個城市之別稱,并非必出正史所載、典籍所述。亦可由歷史上的人、事為引子,以他的史事通過民間文化之傳承、變異,約定俗成,成為地名。上海叫申城,或者說申城是上海之別稱,就是一個非常生動的例子。

    例三。云南省城昆明,別稱春城,既不類廣州諸別稱來之于神話傳說,又不類上海之申城,源于人、事的傳說,變異為民間故事。而是源自于明代中葉,文人贊美昆明物候的詩。明嘉靖間,著名朝廷諫臣楊慎,因力諫帝過,惹得嘉靖大怒,遂下詔廷杖、削籍,遣謫云南戍邊。楊慎是明正德間廷試第一的狀元郎,文采詩賦頗有聲名。途經昆明時,有感于邊陲荒蠻之地,竟有物候四季如春之邊城,遂吟《春望三絕》詩,首句為“春城風物近元宵”,句中的首詞“春城”,便成為昆明之別稱。此后四百余年間傳承不息,成為昆明別稱春城的源頭。對此也曾有人不以為然,認為:文人詩文中的一句稱謂,乃文人即興之作,怎么可以成為一個城市的名字呢?持否定態度。殊不知,春城此名雖出自一個落魄丟官的文人之口,卻是對昆明四季如春、物候景致的一個準確概括,屬于長期文化積淀現象的必然結果,有類“十月懷胎”之“一朝分娩”。于是昆明士紳民眾,人人共識,非常買賬,口耳傳之,日常用之。數百年來,約定俗成,不絕于口。至今傳媒廣播,國人認同。可見,一個城市之別名,并非必出正史所載、典籍所述。亦可出自騷客文人雅作,得之于詩句,起之于文章。楊慎一句詩,春城自古傳。這就是昆明別稱產生的詩話。

    例四。四川成都,天府之國,有“蓉城”之別名。所謂蓉城,傳有兩說,一曰“龜畫芙蓉”。古傳,成都建城之時,因水澤豐茂,地基不穩,累筑累圮。后來,龍之九子好事,引路于前,畫跡于地,城依其跡而筑,基穩地固,乃成。而神龜所行之跡,恰似一朵芙蓉花,于是,成都得名芙蓉城,習稱“蓉城”。一曰“芙蓉護城”。據傳,五代時后蜀主孟知祥,本乃北方軍漢,在后唐李存勖麾下效命,因軍功而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后唐滅前蜀之戰,孟其祥首當其沖,帥掛東、西兩川節度使,滅蜀后駐節成都。逮莊宗崩,明宗襲位,授爵蜀王。明宗沒,后唐裂,孟其祥擁兵自立為帝,建后蜀,以成都為國都。時之成都城以土圍之,難及太原堅城項背。孟其祥曾久駐太原,深知城堅池深對割據者性命攸關,遂在死前留下“芙蓉護城”之遺囑。其子孟昶繼位后,奉父囑為神,在成都土城遍植芙蓉。未幾,花開于城,根植于土。成都土城盤根錯節,土根互固,遂以芙蓉為名,得“芙蓉城”、“蓉城”之別稱。一個城名,兩種傳聞,或龜或人,異曲同工。可見,一個城市之別名,并非必須出之于正史所載、典籍所述。

    有謂事不過三。我們已經舉了四個實例。實踐檢驗真理,事實勝于雄辯。持龍城否定者的洋洋萬言,喋喋之論,只知有歷史學,而不知有地名學,更主要的是研究地名,卻背離了地名產生的基本原理,妄立標準,究其一點,不及其余。而且,所作結論:“太原叫‘龍城’,沒有歷史依據。”“太原人叫太原是‘龍城’,實在是陷入一個時間長達半個世紀的誤區”。仿佛世人皆醉,己獨醒;世人皆昏,己獨清。言之不慚,勢之不依,持之不讓,令人生畏。殊不知,辯證之標準出了問題,立論之依據有欠科學,只能是南轅北轍,初差毫厘,后謬千里。

    地名學的普遍真理認為:“地名的名從主人、約定俗成及地名應用的廣泛性三者,是地名社會性的重要標志和普遍的表現形式。”(見《地名規劃原理·設計擬定地名的基本業務要點》,下簡稱《原理》)“‘約定俗成’和‘名從主人’相互補充,是我國地名發展史上兩個重要原則。它們不僅在地名命名中曾發揮過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仍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見《原理·名從主人與約定俗成》)研究地名者,或者有一些地名知識的人,大多清楚:在我國歷史上約定俗成曾經是地名產生的一個重要渠道。雖然古代、近代的郡、州、府、路、縣、省等行政管理轄區名稱,即我們通常說的“建置名”、“行政名”,都是欽定或經國家機關正式確認命名的。但這類地名在地名總數中僅在極少數。比如我們太原的地名中,太原,作為建置名、行政名,至今使用了兩千多年,經過了歷朝歷代,未曾更改。而且在兩千多年前,還以自然地名、區位地名也存在了兩千多年。但每一個歷史時期,每一次封建王朝更迭,都須經過再確認和再命名。但是它的諸多別稱,大多是使用過一些時候,一個朝代,或者根本就產生于民間的約定俗成而從來未經過所謂的欽定和國家命名。諸如北都,北京欽命于唐,五代之后不再使用,從正名變成了別名,或曾用名;龍山、平晉、冀寧等,都是從欽定正名,轉變為曾用名、別名。而大鹵、龍城等,就是以約定俗成的方式所產生、所沿用,與上海別稱申城,廣州別稱羊城,昆明別稱春城,成都別稱蓉城,理出一輒,道在同途。

    那么,太原別稱為龍城,有無源流,有無本末,有無緣由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從普遍的意義上說。華夏民族崇拜龍,以龍為圖騰,炎黃子孫是龍的傳人。太原作為華夏民族的發源地之一,作為黃河文化的組成部分,先民對龍的信仰,屬水之源、樹之本,產生龍城之名的土壤,深厚且豐饒,恰如昆明別稱春城之產生,無人述及時,積厚于下,一俟提出后,薄發于上,很快蓬勃于天下。曾記否:在建國初期的太原,郝氏提出龍城,呼應者寥寥。逮改革開放的上世紀80年代初,一篇文學作品《臺駘的傳說》中說:“太原所以稱‘龍城’,正是因為它地處黑龍所變諸山的環抱之中的緣故。”(見載于《晉陽文藝》1982年第12期)此文一出,正中太原人下懷。寫技和語言均屬一般的小品,竟然在讀者的投票中獲省刊二等獎。頒獎時由山西大學中文系姚奠中教授對作品做了講評。臺駘逐漸在太原聲名鵲起,“龍城”開始唱響太原。緊接著“龍城商場”在鐘樓街問世;“龍城皮件廠”在企業中產生;未幾,《龍城太原》系列叢書問世,并一版、再版、三版;媒體報道、行文使用、單位命名……雖有《太原叫龍城沒有歷史依據》叫停,奈何廣大市民買賬,隨處都在使用,久而久之約定俗成,成為事實。誠如《原理》所說:“時至現代,約定俗成產生地名的做法在民間的地名命名中仍有一定影響力。”誠如史書所言:“化以成俗,教移人心。”人們嘗到了文化底蘊在事物發展中不可阻擋的力量。

    其次,太原叫龍城,歷史上還是有不少依據的。北齊高氏以太原而裂北魏,亡東魏,建北齊。河清四年(565)移晉陽縣于汾水東,汾西之大城為國之陪都。武平六年(575)在其政權岌岌可危時,于晉陽故址置龍山縣。為什么?道理只有一個:為了挽救行將滅亡的國祚,力圖把自己妝扮成“奉天承運”的真龍天子,強調發跡之地為“龍山”,于是,晉陽城變成了龍山城,不言而喻,龍山城不就是龍城嗎。

    無獨有偶,北齊滅亡后42年,李淵、李世民父子,以太原而有天下,建立盛唐,太原又成為李唐王朝的“龍興之地”。聞名天下的隋之陪都晉陽,是時已建城千余年,一朝成為唐朝龍興之地,還不可以叫作龍城嗎?唐明皇李隆基有一首吟詠太原的詩,首句便是:“井邑龍斯躍,城闕鳳翔余。”邑,是什么意思?龍,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說晉陽城是“龍城”嗎。

    公元907年,朱溫取唐而代之,建梁,史稱“后梁”,拉開紛爭五代之序幕。乃后,后唐、后晉、后漢三代,都據太原而稱雄域中,數十年間大小皇帝,稱孤道寡,如曇花盛開,像走馬之燈,你方唱罷我登場,形成一個歷史階段的“太原文化特色”,似乎要過過皇帝癮,必先做“太原留守”之官,就連后蜀之孟知祥,北漢之劉知遠,都是發跡于太原之地,官曾為“太原留守”。中國的封建文化中,稱皇帝為“真龍天子”,后代為“龍子龍孫”,這個時期的太原文化現象,會把太原描畫成什么呢?城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大特色,這種特色又會把太原城神話成什么呢?喻之為“龍城”,似乎已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趙宋滅北漢后,以太原之地“國衰而先叛,國盛而后服”為口實;以太原為參星所居,開封為商星所居,天象中“參商不并出”為由,燒毀了太原城,遷走了太原人。把世譽“中原北門”的兵家要地,巨垣大鎮,毀之一旦。殊不知,這是自毀長城。金元文豪元好問,在審視這段歷史大變遷時,尊重歷史,尊重民聲,客觀講述,獨具慧眼,寫下《過晉陽故城書事》長律,沉重地回憶過往之煙云,古城之毀棄:“中原北門氣勢雄,想見城闕云煙中。”記下當年廢毀太原的史事傳聞:“君不見,系舟山頭龍角禿”,述說了“只從巨屛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官街十字改丁字,釘破并州渠亦亡”的民間傳聞和歷史現實。有人妄評元詩,認為這首史詩“純屬詩人浪漫主義的一廂情愿”,真有無知武斷之嫌。這首元詩,以史實為據,以惡果為依,以太原地域文化為平臺,鞭笞趙宋為一家之利,毀千年古城;把所謂“龍脈”、“龍角”之傳聞,視為必破之緣由,衍演“南人鬼巫好禨祥,萬夫畚鍤開連崗”的“砍龍角”、“斷龍身”之役,直到造成“以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的“河洛幾度風煙昏”。

    太原有“里三城,外三城”之古諺,似出盛唐。當是之時,北都太原之汾西府城、汾東太原縣城,連通東西兩城之中城,號“太原三城”。而汾西府城中又有“大明城”、“新城”、“倉城”三城,故曰“里三城,外三城”。然而,這并不是北都的全部城池,尚缺都城之外的羅城。羅城,即城外之大城。《資治通鑒》有胡三省注:“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永樂大典·太原府·古跡》載:“羅城,《方志圖》曰:‘晉并州刺史劉琨筑。’”萬歷《太原府志·古跡》載:“又西南(疑為“西北”之誤)外有羅城,以御西山之水,俗稱長龍城,今有羅城鎮。”乾隆《太原府志·古跡》載:“又西堞外有羅城,以御西山之水,俗名長龍城,其近有羅城鎮。”這些古籍的記載告訴我們:自西晉劉琨守太原,至北宋焚毀太原城的670多年間,太原作為中原北門,軍事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為抵御北方部族鐵騎南下,曾建過許多城池作為防御體系,逮唐、五代,已是城外連城,城內套城,六座城池,一道羅城。此羅城由劉琨創建,之后歷朝歷代擴建,屛護于城府西堞之外,既可防水,又可防敵。官家、史家將其稱為羅城,民間則把它叫做“長龍城”。長龍城,不就是龍城嗎。

    行文至此,我們可以想見,當年郝樹侯先生關于“龍城”的述說,并非空穴來風,亦非自己杜撰,更非持否定之態度者所述:太原叫龍城沒有歷史依據,而是依據多了去了。我們祝愿太原的龍城之名,類上海之申城,廣州之羊城,昆明之春城,成都之蓉城,越叫越響,在約定俗成的民間文化和史家文化中享譽全國,走向世界。這就是我們新編的這部書之所以命名為《龍城三章》的緣由。

 

文來源:太原日報20120814;本文作者:王繼祖

太原道制作 http://www.tctyu.icu ( 2012-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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