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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宮搬遷記

 

 

 

 

 

  讓我們回到50多年前,找尋并描繪出那條遷移之路,再現我國文物遷移史上的創舉

  保護文化遺產和經濟開發,歷來都處于一種復雜關系中。有時兩者親密無間,有時又互為掣肘。2012年夏天,在我省北部的大同,承載著一代大同人記憶的 “大同展覽館”正像“禮品”一樣,被工人們“打包”。這座建設于上世紀60年代、紅色歷史氣息濃重的建筑將被平移到1公里外。原因是它所處的市中心位置將被恢復成更為古久的“北魏古城”,開發文化旅游產業。
  50多年前,在我省南部黃河岸邊運城市芮城縣,一座千年古剎同樣進行過搬遷。因為建設黃河水庫,一組元代古建筑群——永樂宮被移到了20多公里之外。其中,永樂宮內近1000平方米的壁畫遷移,成為我國文物遷移史上的創舉。
  2012年6月,記者來到永樂宮,試圖找尋并描繪出50多年前那條遷移之路。


  1 “神宮”要變“龍宮”

  1957年,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行色匆匆走進芮城縣永樂鎮招賢村。村子的南邊有一座道教觀宇,他此行目的地就是這里。
  蒿草幾乎與人齊高,看不到路。他撥開蒿草,穿過半個身子,前方的大殿形象漸漸清晰。兩道土墻只剩下了斷壁殘垣,孤零零地佇立在瑟瑟秋風中。
  沒有香客,沒有道長,大殿外的石獅子頭被雨水淋刷的痕跡顯得斑斑駁駁。當他走進一座大殿時,卻在一剎那發現了另外一片天地。大殿的屋內空著,四周墻壁上密密麻麻繪制了眾多神仙畫像,從來沒有接觸過壁畫的年輕人被驚呆了。那4米多高的壁畫上,一條神仙的飄帶貫穿上下。這就是我國繪畫史上的杰作、世界繪畫史上罕見的巨制——永樂宮壁畫。
  2012年,當記者來到招賢村同樣的地點時,面前是半人高的麥田。那曾經的大殿、石碑、石獅子早已化為烏有。在夏日午后的蟬鳴中,一位體態微胖的蓄發道人,用手指著遠處,憑空畫出一個又一個房子。“這是大門,這是龍虎殿,后面就是三清殿了,三清殿前面有個臺子,非常大……”道人名叫衛萬臣,和師兄衛萬忠一起在此處一座呂公祠修行。他描述的,正是他心中的道教宮殿“永樂宮”。
  那座他腦海中的永樂宮如今在此地已無一磚一瓦一柱一樹。1996年,兩位道人在此復建了“呂公祠”,來紀念道教“神仙”呂洞賓。這個“呂公祠”并不大,只有零星幾座房屋,在房外的墻上,是用粉筆寫的“此地的道教節日活動”,旁邊是歪歪扭扭排列下來的香客捐贈,多約200元,少則幾十元。“我們這里是呂洞賓的家鄉,永樂宮的由來也和呂祖有關。”呂洞賓被道教全真派尊崇為北五祖之一,呂祖故里的呂公祠因而也就被改建為“大純陽萬壽宮”,與終南山重陽宮、大都長春宮并列為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而因為位于永樂鎮,又名“永樂宮”,當地人稱之為“神宮”。
  但“神宮”的修建者沒有料到,700年之后,“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卻真的要面臨“過海”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治理黃河成了國家首要任務。而當時中國并沒有這樣的技術條件,1954年,蘇聯提供設計方案,在黃河晉、陜、豫三省交界的三門峽修建大壩,以此治理黃河水患,為下游提供電力資源。
  修建三門峽水庫,水位會上升,這樣地處黃河岸邊的許多地區將被淹沒,一場大移民隨之展開。當人們開始大遷移時,才發現,按照預計蓄水量,黃河岸邊的這座“神宮”將被淹沒,成為“龍王宮”。
  一座千年古剎,一座剛剛被國內文物界、美術界奉為天賜的藝術寶庫難道就這樣沒入水底,成為永遠的秘密?


  2 20歲的“土人”要辦“洋事”

  1957年,那位20歲出頭的年輕人正是為此事而來。那個年輕人叫柴澤俊,如今,身為“文博大家”、“山西古建保護修繕第一人”的他回憶起那段往事,依然唏噓不已。“那會兒也是個莽漢子,現在要讓我干我還得考慮再三呢,那會兒真是年輕膽大……”這并不是柴老過謙的說辭,當時他接到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的任務是,“國家要搬遷永樂宮,你去考察一下。”
  2012年7月,在太原市一座普通的居民樓中,78歲的柴澤俊點上了一支煙,50年前的依稀往事,在攀升的煙霧中逐漸又清晰起來。
  永樂宮的發現是一個巧合,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進行文物第一次普查。芮城縣文物工作者偶然發現了一座道教宮殿,但并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柴澤俊回憶說,當時,這里面已經沒有了宗教活動,基本上是廢棄。每個月鎮里“趕集”時,攤販們就在大殿門前的空地上支起攤子,墻邊有生火的,有殺豬宰雞的,有在墻上釘釘子的。
  廢棄的大殿,很長一陣子都是當地村里的小學堂,但滿墻大幅的壁畫讓孩子們很害怕,村子里人就湊錢在大殿里又砌上了一道假墻,將滿墻的畫像遮擋了起來。正是這個看上去很無知的舉動,保護了這座藝術寶庫。
  據《永樂宮志》記載,1938年,一支日軍入侵永樂鎮,拆毀永樂宮丘祖殿,燒毀附近另一座道教宮殿純陽上宮。此后日軍在此駐扎7年之久,如果不是這堵假墻,“永樂宮壁畫”的命運可能與之前的敦煌壁畫一樣,被日本人切割成50厘米左右的小塊,然后偷運出境或者毀于戰火。
  考察完永樂宮回到太原匯報工作的柴澤俊并不輕松,在考察期間,他聽到了當地人的一句民謠:魯班爺蓋起的永樂宮,后人如果要是想把永樂宮拆掉,或者是蓋起來,那個口號就是:勝吾者添木三根。就是說,比我魯班爺手藝高的人,要把原件拆下來以后再搭上,你要給我添三根木頭。不勝吾者去木無數,就是說,你把它拆下來,就怎么樣也蓋不起來。
  那時,柴澤俊正在五臺山主持修復古廟工作。雖然涉足古建筑剛剛4個年頭,但他在當時的中國,已經算是專家級了。他想,榫卯結構連接的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在原理上還可以做到拆開重新組裝,那么要想把畫有兩三米高人物的大面積壁畫揭下來,再遷移走,重新安回去,還要做到不損壞壁畫,在當時“國內沒人干過,也沒人敢干”。
  中國有優秀的壁畫藝術,但壁畫的揭取卻是個“洋事”。中國最早的壁畫揭取都是由外國人主持進行的,而揭取的前提是不光彩的——盜取。從19世紀初敦煌壁畫的被盜取到日軍侵華時大量壁畫被盜取,壁畫揭取技術一直都是外國人秘而不宣的“高招”。我省稷山興化寺、洪洞廣勝寺的壁畫都是這樣被外國盜賊盜走的。
  這次要遷移永樂宮,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該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夠合理地取下這些壁畫,在當時的國內沒有人知道答案。沒多久,1957年后半年,中央請的“洋老師來了”。“國家想利用歐洲的壁畫保護技術來保護我們的壁畫。”
  柴澤俊記得,當時的會就在大殿里面開,兩個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洋老師”,還有兩名翻譯。面對中國人畫在泥皮土墻上的壁畫,揭取石頭墻壁上利用化學藥水軟化壁畫粘取的方法到底行不行,他們自己不敢打“包票”。
  “捷克的專家看了說,他就想用粘的辦法,用膠布把它粘下來。我們不放心,他們也說不一定會成功。”而更讓人頭疼的還不是技術,兩名捷克專家提出,僅壁畫揭取下來,預算費用是200萬元,整體搬遷工程預算約500—1000萬元,這個數字按照當年的財政收入來講,近乎一個天文數字,從山西省財政年表上看到,這個數字約等于當時晉南地區全年總財政收入的一半多。而條件遠不止此,捷克專家提出要15名中方工程師級別的人當助手,要修一條柏油馬路,而且要蓋專家樓等等,“在當時,這些條件都很難辦到。”
  “看看,咱們能不能自己搞”,當時周恩來總理在國務院開三門峽蓄水工程專項會議時提出了“自己搞”的想法。“一群土人能不能整了這個洋事?”時任國家文物局負責人的王冶秋把這個問題交給了中國古建人員。
  很快,一支來自全國各地人員組成的永樂宮遷建委員會成立了,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這群年輕人要讓這座700年歷史的宮殿搬家了。


  3 臨摹壁畫持續了近1年

  芮城,一個并不大的小縣城。
  往城北開車走不到十分鐘,一座氣勢恢宏的元代建筑靜靜藏在大山腳下。南端的“宮門”到北端的重陽殿共300多米,在這條直線上,整齊地排列著五座建筑物。如果對比老照片可以發現,這里和老“永樂宮”的布局,格式幾乎沒有區別。
  這就是“永樂宮”的新家,步入永樂宮,壁畫是最大的話題。無論是解說員的講解,還是穿梭其中背著畫板的學生,或者是拿著相機的游客,他們的重心都是三清殿中的那幅“朝元圖”。殿內四壁,滿布壁畫,面積達403.34平方米,畫面上共有人物286個。這些人物,按對稱儀仗形式排列,畫面上的武將驍勇彪悍,力士威武豪放,玉女天姿端立。場面人物繁雜,但神采又都集中在朝拜元始天尊的道教禮儀。
  這精美的壁畫,卻是當年永樂宮遷移的最大難題。“壁畫的搬遷,可以說是一點把握都沒有。因為泥皮很脆弱,如何能使它搬過去再復原起來,當時來講,是很茫然,就覺著很沒辦法。”柴澤俊說,永樂宮的壁畫是繪制在沙泥涂抹的墻壁上的,本身結構就很脆弱,又歷經幾百年寒暑,粘力和剛度大減,極易損壞。
  為了保存壁畫,國家先派來了美術界的精英,中央美術學院和美院華東分院國畫系高年級的學生陸續到達,帶隊的老師則包括了陸鴻年、葉淺予、鄧白等國畫大師。他們的任務是將永樂宮上千平方米的壁畫按照原樣臨摹下來。“當時還沒想好怎么拆壁畫,大家先臨摹下壁畫,將來遷移當中一旦有什么閃失,作個恢復的依據。”
  對于這些大師來說,臨摹本來是隨手練成的,而這次臨摹卻持續了近1年,當時參與臨摹的國畫大師蔣采蘋回憶說:“本來簡單的辦法就是用玻璃紙啊,從那個原壁上拷貝下來,然后我們再拷貝到正式的臨摹的那些紙上就可以了,這是最簡便最準確的一種辦法了。但是因為大家都心疼這些國寶壁畫啊,生怕你拷貝的時候,也許會鉛筆戳個洞啊,或者給它蹭掉一點呀,不忍心給它損壞。這樣就采取了一個辦法,就是說先照照片,黑白的,照完那個負片吶,黑線的地方不就是白線嘛,然后用幻燈打到這個我們需要臨摹那畫的紙上,然后我們再照原壁畫去修改。”
  為了盡可能讓臨摹品接近原作,壁畫傳統世家出身的王定理,專門負責對顏料把關。為了找到接近于原壁畫顏色的顏料,王定理找到了北京當時所有的顏料老藝人,又到所有的古董店去找。為了讓臨摹更接近原色。此時的永樂宮里彌漫著紙張和顏料的味道,工地上的氣氛既緊張又興奮。


  4 壁畫拼圖造就“發明家”

  壁畫要想最大限度地保存原貌,最好的辦法是割下來,但如果按照之前外國人盜取壁畫時的割法(將壁畫平均分割成0.3平方米的小塊,然后裝運),又會損傷較多畫面。而且永樂宮四座殿內的壁畫,都是以人物畫為主,群像排列,人物密集,上下重疊四五層之多,如果平均分割,必然會損傷人物臉部。但如果按照人物分割,畫塊不等,不利于揭取和運輸,而且畫塊過大,極易損傷,對以后的拼接難度也很大。
  柴澤俊回憶,當時征調來近600名民工,這其中有很多是上了年紀的高級技師。讓這群20來歲的“娃娃”去領導這些“老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大家都沒有經驗,每天開會就是想辦法,想出來就試,試完了再想。那些老工人的經驗很重要,這里面不分什么誰說了算,誰說的對聽誰的。”老工人有的提到了中國古建中傳統的一些方法,遷建委員會的人就馬上回去試驗。
  在北京的古代建筑修整所里,祁英濤工程師帶著一群年輕人,開始自行研究揭取壁畫的方案。根據一些流傳下來的中國傳統壁畫技藝,利用中藥材中一種叫白芨草的,熬成汁,充當壁畫的黏合劑用來加固壁畫。
  此時的柴澤俊也已經和山西方面的古建筑技術人員,在太原郊區的芳林寺同樣完成了他們有關揭取壁畫的試驗。“那會兒是什么辦法都試,老先生傳下來的,民間傳說的,自己想出來的,都試。”在那個青春四溢的年代,柴澤俊依稀記得,常常自己在屋里一呆就是三四天,做著各種試驗。
  如今已經是永樂宮退休職工的李煥民當時是一名剛剛畢業準備分配的師范生。縣里一個通知,她從學校背著背包就趕到了“永樂宮工地”。她沒想到,她的命運就此改變。“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就是組織一個通知,到了工地就安排在辦公室工作,當時主要是負責后勤。”李煥民記得,當時工地上還沒有通電,晚上各個工棚里都是點著馬燈,“爭論,一個接一個說,圖紙鋪了滿地,椅子上開完會,就蹲在地上開會,有時候坐在圖紙上開,對壁畫,大家那真是動了百樣腦筋。”
  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壁畫,壁畫切割采取了不均分切割,就是按照人物的頭部邊緣和衣冠邊緣來切,盡量不損傷畫面的精細部位。但這樣必然會帶來切割工藝過于復雜,之后的包裝和運輸就得“一畫一包一運”。“相當于每一塊切下來的壁畫都有自己的尺寸,每個尺寸不一,切割的方式就不一樣,包裝運輸的方式也不一樣。”對于總面積1000平方米的壁畫來說,這將是個繁復的工作。沒有現成的工具,柴澤俊帶著工人師傅開始“自創發明”。
  如今,在永樂宮的西側,有一個“永樂宮拆移展覽室”,展覽室最突出的位置擺放著幾個“奇形怪狀”的物件,有的像個椅子,但座位中間是空的,里面裝著齒輪。有的像個磨盤,磨盤卻是木頭的,上面掛著鋸條。解說員有些尷尬地說,“這些工具我們也不知道應該叫什么,當年就是用他們將壁畫從墻上割下來的”。
  而提起這些“新玩意”,柴澤俊也爽朗地笑了。看著圖片,他告訴記者:“還真就沒名字,當時是邊切邊改造,好多東西頭一年用的和后一年用的都不一樣,我們在當時也是瞎叫,你像這個有大輪子的,我們就叫‘偏心輪’。”
  當時的拆除工地上沒有電,所有的設備都是手動的,這個“偏心輪”就是用一個火車車頭的偏心輪,然后在一頭固定好鋸條,而另一端一個人手搖。以此割開壁畫后面的墻體,將壁畫從墻上揭取下來。除此之外,民間用的大鋸、小鏟子、鐵鍬都被改造成適用的壁畫揭取設備。甚至連“起重機”也是自造的,把軸承、滑輪固定在木頭床架上來用。“怪不得人家說我們是‘土人’呢,都是土辦法啊!”
  除了發明揭取工具,他們還發明了包裝工具,因為每一幅壁畫尺寸不一,它的包裝都是獨一無二的,就用鋸末加棉套加木架子螺栓土洋結合的辦法,把壁畫包裝成一個大木箱子。當時所有拆遷工程的人除了自己的本職工作外,就是弄包裝。在永樂宮拆建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的李煥民回憶說,“中午一吃完飯,所有的女同志就到附近村里去搓草繩,現在這東西早就不用了,那會兒這可是寶貝呢,搓好的草繩用來捆壁畫,又結實又避震”。
  1959年春,壁畫的揭取工作開始,歷經半年多的時間,1000平方米的壁畫被分割成341塊大小不等的壁畫塊,經過古建工作人員和民工的小心翼翼,被成功取下,安置在特制的木架內。


  5 小平車測出“搬家路”

  壁畫被全部成功揭取下來。但堆放在庫房的一個個大木箱子卻讓遷建委員會的所有人又犯了難。
  經過精心挑選,結合地形地貌等特點,國家從七個候選地址中選定了芮城縣城北部的古魏城遺址作為永樂宮的新家,但此地離永樂宮舊址永樂鎮招賢村大約有25公里,對于那個年代來說,25公里是個“遙遠的路程”,況且還要運輸如此珍貴的壁畫。
  當時兩地間沒有公路,沒有搬運設備,甚至整個晉南區政府機關都沒有一輛運輸的汽車,遷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于是在當地政府部門的號召下,兩地沿邊的村莊集鎮所有民工被組織起來,現場修路。每個村負責自己地界上的,平整出一條5米寬的黃土道。
  柴澤俊帶著民工先用小平車開始了運輸的實驗。這一趟來回約50公里,他一大早帶上十多個工人,就拉一塊壁畫,然后實地測驗,什么地方需要什么保護措施,過橋怎么辦,過泥路怎么辦。他清楚地記得,走一趟一天就過去了。這樣的實地測驗試了7次。
  但這樣的運輸效率太低了,根本無法在1960年三門峽蓄水前完成搬運。無奈,永樂宮拆建委員會再次向更高的部門求助。很快,時任山西省省長的衛恒親自批示下來,從太原調過來四輛蘇聯產的“嘎斯小貨車”,“當時很多人都沒有見過汽車,那個興奮啊,都當寶貝來對待。”
  經過多次實地測量,遷建委員會已經為壁畫的遷移制定了詳細的運輸守則,壁畫不是直接放在卡車上,而是上下捆好彈簧,放在彈簧中間。運輸時,卡車的輪胎要放一些氣,運輸速度保持在每小時10公里左右。341塊壁畫,搬運就用了40天。“每一次搬運,都是敲鑼打鼓,遷建委員會的負責人親自押車,車頭前掛著毛主席像,車上掛著標語,那個陣勢,我一輩子也忘不了。”李煥民回憶起運輸壁畫時的場景,意猶未盡。她懷念的不僅僅是那項工作,還有那個時代。
  拆建工程總共持續了8年,柴澤俊記得自己好像就回家過了兩個春節,等到拆建工程完畢后,他的孩子已經及膝了,但并不認識他,一直認為他是來家做客的“外地叔叔”。
  如此多的珍貴文物像基因拼圖一樣被散落分開,在長達8年的遷移過程中,并沒有發生任何一起丟失,損壞。工地上最多時有600多人,當時恰好是國民經濟最困難的時期上世紀60年代初,“工人們都吃不飽,不用說干部了。”這句現在聽起來很拗口的話確實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當時一線的拆移搬運工人可以吃到白面和玉米面的窩頭,而其他工程負責人和后勤工作人員吃的是少量雜糧,主要吃南瓜加辣子湯。時任國家文物局的局長王冶秋事后回憶說“三清殿是倭瓜蓋起來的”,形象說明當時的情景。


  6 歷史深處的誤會

  從1957年開始制定遷建方案到1964年新永樂宮基本完工,歷經8年時間,永樂宮遷建成了中國建筑史上的創舉。而巧合的是,在同樣的歷史時期,地球的另一端,同樣的一處歷史文化遺產也在為躲避洪水做著同樣的搬遷。
  上世紀50年代末,埃及和蘇丹政府決定建造一座新的大壩以更有效地調節和分配水源,增加土地灌溉,這樣一座大壩像一個屏障,其后面將出現一個大面積的水域,許多重要的古建筑和遺址也將不復存在,當時,這一消息令全世界關注文化遺產的人們揪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世界各國發出呼吁,51個國家作出了反應。從1960年開始,專家們對此地進行了40多次大規模的挽救古跡活動:由24個國家的考古學者組成的考察團實地勘察了受湖水威脅的地域;22座廟宇經過測定方位和計算,拆散后化整為零轉移到安全地帶,然后以其舊貌重建。
  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埃及阿布辛貝神廟,這座以巨像石雕聞名的神廟在聯合國大力支持下,瑞典專家提出切割拆卸重新裝配的方案,將神廟后移180米,比原址高65米。持續4年,耗資3600萬美元。今天,阿布辛貝神廟被世人譽為“古代和現代的雙重奇跡”,見證的是人類在為保存文明所付出的智慧和心力。
  而東方的永樂宮搬遷卻并不為世人所知,當時中國還沒有加入聯合國,和中國進行合作和交流的國家還是以蘇聯為代表。當一批中國的年輕文保工作者在為永樂宮壁畫眉頭緊鎖時,他們并沒有機會像阿布辛貝那樣集合全世界的力量。
  但歷史的吊詭往往讓人難測,蘇聯專家設計的三門峽水庫在運行之后便發生了重大安全隱患,隨即停止運行,開始改造。原先規劃之初最高水位可達海拔350米的蓄水量,最終只停留在326米,通常水位還遠遠低于這個數字。這樣位于海拔330米的永樂宮舊址就不會有水淹的危險。隨后中蘇交惡,蘇聯技術專家撤走,責任無從追究,永樂宮的遷移成了這段歷史最好的一個注腳。歷史不容假設,柴澤俊談起這段往事,說“盡管水位沒到預計高度,但在黃河邊畢竟比現在要危險得多,而且當時一發大洪水肯定會淹了永樂宮。”
  1966年,剛剛完成永樂宮搬遷,并在人民大會堂受到表彰的柴澤俊回到太原便成了文革的批判對象,批判的理由和當初表彰的理由類似,不過這次變成了“為封建殘余廟宇保駕”。準備以新面容迎接世人的永樂宮就此匆匆關閉了大門,“文革”十年,永樂宮只留有一個人看守著大門,沒有接待游客,直到1979年7月1日才正式對外開放。
  如今,站在黃河岸邊,原永樂宮舊址已是麥田相連。柴澤俊回憶說,三門峽蓄水當天他們專程跑回舊址看了一下,看到水慢慢淹到了三清殿前那唯一沒有搬走的大石龜上。李煥民說她還把腳泡到了黃河水里攪了攪,那一刻大家都幸福極了。

 

文來源:山西晚報20120716;本文作者: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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