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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綏土改與牛蔭冠

 

 

 

 

 

  一、民間記憶里的牛蔭冠
  第一次聽說牛蔭冠這個人,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上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同學們都來自本省各縣,沒事的時候互相吹牛,本地的名人高干自然是夸耀的談資,好在山西這塊古老的土地,南北或有差異,各地分布不均,卻從來不乏這樣的資源。
  牛蔭冠是山西省興縣人,興縣的同學提及他的時候,他剛從全國供銷合作總社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不久,又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委員。在我們那個不知天高地厚也顯然十分幼稚的小話語圈子里,官至正部級,竟然算不得什么人物,好在興縣小老鄉并不在意他的官大官小,在他那里,牛蔭冠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樁本地的奇聞。興縣同學說,在土改的時候,作為共產黨干部的牛蔭冠,居然殘忍地用鐵絲穿進他老爹的鼻子里游街示眾。其結果是,老爹被侮辱折磨而死,牛蔭冠本人則從此再沒有回過家鄉。
  他的父親牛友蘭先生,是入過《毛選》,和李鼎銘、劉少白齊名的抗戰開明紳士。莫說牛蔭冠,就是對牛友蘭先生,包括我們的興縣同學也不甚了了,但是那樣高的政治規格,足以構成持久記憶的全部理由。一個是著名的開名紳士,一個是大義滅親的中共高干,這種奇妙的父子關系也實在是太離奇了,很快,幾個家伙和興縣同學達成一致的共識:牛冠蔭這個人盡管身居高位,但一定不是一個好人。
  后來陸陸續續又聽到有人說起牛冠蔭在1947年土改時期的這段歷史往事,知道這段歷史往事的人,范圍之廣,人數之多,讓我這個沒有多少見識的后生小子感到非常吃驚。言者莫不輕蔑憤怒,聞者莫不震驚唏噓,盡管大家談論起來并不是針對牛蔭冠這個具體的人,也就是說,并不單單把這當作個人的歷史污點和劣跡來談論,聽得多了,也不由得替那時仍然健在、尚在高位的牛蔭冠捏一把汗,眾口能鑠金,夠他喝一壺。
  隨著公眾對政治運動理解和認識的改變,牛蔭冠這個人由沉淀在民間記憶里的一個日常倫理道德評判的符號,逐漸演變為政治運動的典型人物浮出水面。2001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智效民先生的長文《開明紳士劉少白》,談到開明紳士劉少白在1947年晉綏邊區土改運動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時候,順帶提及牛蔭冠的這段歷史“劣跡”:
  牛友蘭的兒子牛蔭冠原本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一二?九”運動后回山西擔任犧牲救國同盟會常委并負責總會的日常工作,晉西事變后又擔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是續范亭),到土改的時候,不知是出于無奈還是天良喪盡,作為工作組組長的他居然坐在主席臺上,讓自己的老父親跪在臺下接受群眾的批斗。更殘忍的是,批斗結束后,他還用鐵絲穿了父親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眾……(參見《籬槿堂自敘》第15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位將自己的兒子送到革命陣營、并且對這個陣營作出巨大貢獻的開明紳士,就這樣在受盡折磨和污辱后死于非命。
  2003年,姚錦女士編著的《姚依林百夕談》出版,該書記錄了乃兄姚依林晚年對自己一生政治人生的總結,當然有對歷史的思考與反思,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姚依林的回憶自然非常珍貴,其思考與反思當然更為可貴。一生寡言的姚依林特別囑咐,這部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談話錄須在他去世之后才能發表(《姚依林百夕談》,姚錦編著,中國商業出版社出版)。他談到1947年親自參加的一次土地改革會議,里面涉及到牛蔭冠:
  此會甚‘左’。會上支持農民對地主挖浮財,沒收工商業,人身消滅。當時農民仇恨地主,往往一來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厲害。如搭個‘坐蔣臺’,讓地主站上去,下邊拆臺,把地主摔下來。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蔭冠的父親是晉西北興縣首富、大地主兼工商業主,在縣城有四萬白洋買賣。他因是開明紳士,曾捐款一萬元抗戰,成為邊區參議會議員。土改到來后,他被斗,用繩牽鼻,讓他的兒子牛蔭冠拉著游街,牛蔭冠不敢不劃清界線。
  智效民先生是卓有成就的歷史學者,對山西的鄉邦歷史掌故了如指掌,姚依林則長期主持國家的經濟工作,而且和牛蔭冠同為清華同學(牛為1933級,姚為1934級),上世紀60年代,牛調回北京在商業部工作,姚是牛的直接上級。也就是說,民間記憶里的牛蔭冠在1947年土改運動中斗爭自己父親的基本事實,與學者研究考證和親歷者的記憶是相吻合的,而且,沉淀在民間記憶里關于這個事件的態度與研究者和親歷者對這個事件的基本判斷也相當一致,他們對這個歷史事件的印象都非常惡劣。
  二、牛氏父子
  在談論牛蔭冠與土改的關系之前,有必要對牛蔭冠及其父親牛友蘭先生作一個初步的了解。
  牛氏是山西省興縣赫赫有名的旺族,牛氏家族所在的興縣蔡家崖作為中共晉綏邊區行政軍事指揮機關所在地而聲名遠播。村子前面有一條叫做蔚汾河的黃河支流流過,南依高崖,土地貧瘠,并沒有顯示出與黃土高原其他村莊有什么特別之處。但牛氏家族世代都是書香門第,1912年農歷八月初七,牛蔭冠出生的那一天,同時傳來二伯父三伯父在外相繼為官的消息,祖父牛錫瑗高興地給長孫送了一個“官”字,名之曰“官子”。父親牛友蘭也許嫌這個名字太直露,也太腐朽,遂更名為“蔭冠”。牛蔭冠同輩兄弟姊妹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讀大學的就有十五六人,這樣一個大家族,不僅在交通閉塞、文化落后的晉西北地區顯得鶴立雞群,就是放在山西省這樣一個文化積淀深厚的大省份里考察,也算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大家族了。
  牛蔭冠和他父親牛友蘭先生在人生經歷上有許多奇妙的相似之處。
  父子倆都是從貧窮落后的呂梁山區走出來,到北京求學,又都沒有將書讀完。牛友蘭先生早年求學于京師大學堂,1909年因病輟學,時年24歲;牛蔭冠于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剛入學時學的是機電工程,后來因為參加中共地下黨工作繁重,改學經濟,寫過關于日本經濟狀況的論文,1936年只差半年沒有拿到畢業證,回到山西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工作,時年也是24歲。一為私疾被迫輟學回家,一為國難主動放棄學業,這仍然不影響父子倆作為那個時候少有的讀書人在民間的影響力。
  牛友蘭先生回鄉后最光彩最為后人紀念的事情有兩件,一件是一生致力于興學辦學,在家鄉興辦新式教育。當地老百姓至今對他和劉少白先生開辦的新學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積累了豐富辦學經驗的牛友蘭和劉少白兩先生幾經周折,終于辦起了晉西北現代意義第一所初級中學——興縣中學。這在當時是一件石破天驚的壯舉,在黃河兩岸周邊各縣引起不小的震動和響應,嵐縣、保德、岢嵐、方山、臨縣、神木、府谷、佳縣等地學生也紛紛前來就讀,先后招收8個班,培養近300名學生。一件是1937年抗日軍興,八路軍開赴興縣開辟抗日根據地,當時后勤供給十分困難,牛友蘭出資提供了一個團背裝備,并主動將自家的院落讓出來給八路軍做司令部,同時,牛友蘭聽從牛蔭冠的勸說,捐資2.3萬元(銀元)興辦興縣農業銀行,又籌金1萬多元,開辦產銷合作社,生產毛巾、襪子、裹腿等,供應部隊。關于興縣農業銀行的重要性,智效民先生在《開明紳士劉少白》一文中有詳細的描述(從1942年起,興縣農業銀行行長職務由牛蔭冠接任),劉少白與牛友蘭這一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老百姓的記憶里簡直就是珠聯璧合的一個整體,孟梁焦贊,張龍趙虎,提劉必提牛,無牛亦無劉,他們倆人一個辦銀行,一個舉實業,為抗戰時期的邊區經濟建設都有杰出的貢獻。1942年5月,牛友蘭擔任團長,帶領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學習,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熱烈歡迎。延安《解放日報》對他興學育人,舉辦實業,支援抗戰,送子參軍等事跡作了專題報道,給予高度的評價。同年10月,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牛蔭冠一生中有兩個輝煌的時期,一是犧牲救國同盟會期間,一是上世紀50年代中期擔任沈陽112廠廠長兼黨委書記期間,這兩個時期恰好是牛蔭冠的青年和壯年,精力充沛,正是干事情的好時候。
  24歲的牛蔭冠,是當時清華左派學生社團的領袖人物,組織和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其時已經開始參加中共地下黨的實際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當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慮到牛蔭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層社會的情況,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協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層的統戰工作。牛蔭冠在犧盟會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時間,在這3年中間,很快顯示出了他特出的組織、協調和動員能力,游刃有余地活躍在山西軍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樹立起很高的威望。后來,薄一波推薦牛蔭冠擔任山西犧盟會總負責人,負責犧盟會的日常工作。犧盟會時期,既是牛蔭冠政治生涯的一個起點,又是他政治能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鍛煉機會,而犧盟會對共產黨勢力在山西的滲透、鞏固和發展壯大的意義非同小可,為中共晉綏、晉察冀、太行、太岳根據地的建立作了許多基礎性的工作,在中共黨史上,山西犧盟會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政治組織。1939年12月,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對山西犧盟會和山西新軍中共產黨勢力產生了顧忌,發動了針對中共勢力的“十二月事變”,采用排擠、暗殺等手段,企圖削弱共產黨在山西軍政界的影響。牛蔭冠作為犧盟會的總負責人,理所當然被列入暗殺的黑名單。他帶領總會機關干部躲過閻錫山的暗殺,渡過黃河,繞道陜北,最后回到興縣晉綏根據地。
  牛蔭冠回到興縣之后,迅速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晉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蔭冠被選舉為行署副主任(主任為國民黨元老、愛國將領續范亭),兼任行署黨組書記,1942年,被推舉為晉綏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兼晉綏邊局貿易局長。他之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與他是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況,同時也考慮到他家族在晉綏地區的影響有關系,但更主要的還是他在犧盟會期間所積累的經驗與聲望所致。
  1955年,牛蔭冠由江西省副主席調任沈陽112廠擔任廠長,迎來了他人生的第二個高潮。112廠的前身是國民黨軍隊飛機修理廠,牛蔭冠到這個廠子擔任廠長的時候,該廠已經是一個上萬人的軍工飛機制造企業了。之所以稱這個時期是牛蔭冠人生的第二個高潮,是因為他在擔任廠長期間,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國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開發研制成功的,1956年國慶節,5架殲5型噴氣式氣機從天安門上空凌空飛過,這是讓牛蔭冠最為自豪的一件事。在他的主持下,112廠一連生產了700架殲5型飛機裝備部隊,同時又組織領導了殲6型飛機的試制,為中國第一代地對空導彈的試制打下了基礎。1958年,毛澤東來到112廠視察,這是牛蔭冠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毛澤東聽說他是牛蔭冠,馬上就想起來,就問他:你是山西人吧。當時已經47歲的牛蔭冠心里涌動著怎樣的幸福波濤,不難想象。
  牛蔭冠父子兩代人都對政治保持著高度的熱情,他們的思想背景可能不同,但是家族士大夫積極入世教育的影響在他們兩代人身上是顯而易見的。牛友蘭在當地老百姓的記憶里,平易近人,言談舉止一副儒雅作派,沒有任何惡習,居家克勤克儉;據牛蔭冠的友人回憶,牛蔭冠本人不抽煙不喝酒,甚至連茶都不喝,對部屬的生活要求也非常嚴格,甚至不允許部屬穿著比較時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記憶里,牛蔭冠是一個簡樸而近于刻板的人。他們的個人品質無疑是從傳統儒學教育里熏陶出來的。牛友蘭先生不久在國難當頭的時候毀家紓難,而且把牛家多個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軍政大學學習,或者直接參加抗日軍隊。牛友蘭簡直就是一位“紅色士紳”。牛蔭冠后來的人生道路顯然受到父親的影響,而父親后期的人生道路,也顯然受到了兒子的影響。
  牛友蘭于194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終年63歲。遲至1989年夏,中共興縣委員會為他平昭雪。
  牛蔭冠于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終年80歲。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級別,《人民日報》報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三、“斗牛大會”的前前后后
  再回過頭來說1947年“斗牛大會”牛蔭冠斗爭牛友蘭事件。
  如果他仔細分辨智效明和姚依林兩人的記述就會發現,子斗父這個基本事實是存在的,但智的研究所得和姚的親歷在細節上卻有極大出入。在智的敘述中,牛蔭冠是“作為工作組組長”身份坐在臺上,會后“他還用鐵絲穿了父親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眾”。牛友蘭被斗被侮辱似乎都是牛蔭冠一手導演和策劃的。姚的親歷卻是另一番景象,“土改到來后,他被斗,用繩牽鼻,讓他的兒子牛蔭冠拉著游街,牛蔭冠不敢不劃清界線”。誰讓牛蔭冠拉著游街?顯然不是牛蔭冠自己,而牛蔭冠斗殘忍地拉著父親游街,是為了“劃清界線”。關于用鐵絲還是用繩子穿鼻游街,雖然記述不同,但沒有什么本質不同,因為有點農事經驗的人都知道怎樣拉牛的,鐵絲和繩子二者不可或缺,這不是分歧所在。
  這個事件發生之后,對民間的日常生活的震動非常之下。大家在震驚之后的不幾天里,眾說紛紜,議論紛紛,演繹出不同的版本。
  牛蔭冠的清華同學鄭天翔于1947年11月由綏蒙回到興縣,在晉綏分局黨校見到了牛蔭冠,其時,牛友蘭已經死去一個多月,牛蔭冠被撤銷一切職務在晉綏分局黨校接受審查。鄭天翔回憶說:
  關于牛蔭冠同志的那個傳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裝在心里,不能打聽。但是,關于牛蔭冠同志和牛蔭冠“拉死他老子”,似乎是黨校里的一個熱門話題。我的接觸面非常小,也不斷地聽說在一個規模很大的斗地主的大會上,經強逼之下,牛蔭冠拉著被人用鐵絲穿著鼻子的他的父親牛友蘭往前走。不久牛友蘭被斗死了。聽說,這叫“斗牛大會”,那時在黨校的同學參加了。有人說,他親眼看見牛蔭冠神情嚴肅;有人說,一點表情也沒有;還有人說,牛蔭冠真不容易!又說,牛蔭冠開完斗爭大會就回黨校了,還像往常一樣。……我只能聽一句算一句,不敢打問。(《牛蔭冠紀念集》中國商業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頁)
  1947年11月,晉綏老區的土地改革在“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貧雇農要怎么辦就怎么辦”1的號召和鼓動之下,各村紛紛成立的農會臨時委員會正在取代各級行政基層組織行使僅力,亂打亂殺之火由地主、富農那里漫延到基層政權干部那里。《晉綏日報》1947年11月27日發表了《為純潔黨的組織而斗爭》的社論,更是火上澆油,伴隨著國共兩黨全面拉開的國內戰爭的隆隆炮聲,晉綏地區的土改政治運動一片混亂,烏煙瘴氣。11月30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發布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團各機關團體與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員,必須認真學習這兩個(按:即劉少奇給晉綏分局同志的信)文件,要利用一切時間,利用各種會議時機,利用匯報工作機會及一切工作間隙進行學習討論。各機關部隊負責同志應認真領導這一學習”2。
  社論評價土改前的各級政權組織時說:“在若干時期,邊區黨規定與執行各種政策上缺乏明確的階級立場,便宜了地主階級,打擊了農民情緒,以及黨內嚴重的強迫命令,貪污腐化,邀功自滿,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作風,固然邊區黨指導上有錯誤,但黨內組織不純又是影響和助長這些錯誤產生和發展的社會基礎。而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已分子、投機分子也得以利用黨員稱號干部外衣,毫無顧忌的實行其各種各色危害農民破壞黨與各種組織的反動行為,在今天則成為徹底平分土地、消滅地主階級、爭取國內戰爭勝利的嚴重障礙。”社論在立論的過程中,甚至對中共在抗戰時期的“統一戰線”政策指手劃腳,橫加指責,賦予各級農會組織以審查干部之權力,對于“混入黨內的階級異機分子、投機分子”,“只要當地群眾要求拿去清算、懲辦,就可以拿去清算、懲辦”。
  “斗牛”事件,不過是晉綏地區土改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牛蔭冠“拉死他老子”如此有悖常情常理的事件怎么說都是人們不可思議不可想象的。這一事件無疑給正在恐慌中度日的基層干部那里帶來了更大的恐慌,再加上牛蔭冠本人的地位和影響,只會使本來恐慌的氣氛變得更加恐懼。鄭天翔描述的正是這種恐慌加劇的情景,大家將牛蔭冠視為異類也在情理之中,此時的牛蔭冠處在被動、孤立與被懷疑的境地。他那時候是被當作“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已分子”撤職進黨校接受審查的。
  恐懼是誕生謠傳的最好溫床,謠傳在傳述的過程中又最易產生變種。1948年初,關于牛蔭冠本人被人用鐵絲穿透鼻孔被斗而死的傳言,居然在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傳得有鼻子有眼,被畫成漫畫張貼得到處都是。
  事實上,斗爭牛友蘭,在土改政治運動一開始就被組織者策劃好的一個項目。
  1947年9月18日,也就是距離牛友蘭被斗棄世的前11天,蔡家崖村召開農民大會,當時的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到會講話。他說:
  要徹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階級,過去地主是壓坍了些,不是我們農民把他們壓坍。大家提出要斗爭牛友蘭,我也贊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里的農民,并且還剝削過全興縣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農民派代表來參加,并且要很好的準備,因為牛蔭冠四二年問他拿出地契做調查研究,牛友蘭不愿意拿出來。聽說劉家梁有個惡霸,老百姓怕得很,我提議大家要幫忙,斗爭他。要把地主徹底斗坍,大家不要顧慮,共產黨一定給你們撐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關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軍人給他撐腰,最近李家灣斗一個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處一個會計,要副官處寫信給農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東西,我們認為這做得不對,東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軍人,誰要包庇地主,你們都可以斗爭他。3
  李的講話已經很明白。當天,牛蔭冠作為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邊區貿易局局長坐在臺上。李井泉作為晉綏邊區的黨政最高領導,借人說事,敲山震虎,針對性非常之強。這番講話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李的話音剛落,牛蔭冠隨即首當其沖受到沖擊。《晉綏日報》以《群眾要求盡速開會,斗爭大地主牛友蘭》為小標題報道了當日的情景。
  到會群眾一致認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徹底斗倒地主。比如該村大地主牛友蘭還沒斗倒,群眾要求最近就開斗牛大會。在場旁聽的牛蔭冠同志為了擁護群眾這一要求,起來向群眾檢討自己過去的立場沒有站對。他向群眾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還幫助牛友蘭開紡織廠,今天我已認識了這些嚴重錯誤。”接著他向群眾表示要決心改正錯誤,并要求群眾審查他,看他夠不夠一個共產黨員。后來石塄子村貧農郭增玉、劉寶則等都對牛家地主剝削壓迫他們作了沉痛控訴。
  貧農劉寶則并質問牛蔭冠:“你當八路軍,好處咱沒啦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變賣了土地,把銀錢都保存起來。”有些群眾接著說:“看他以后的事實表現罷。”至此,大會轉入討論問題,蔡家崖溫柱子提議:“我們要選能代表農民意見的代表,成立行政村農會,領導我們斗地主,分土地,審查干部……”
  發表李井泉講話與報道蔡家崖村召開農民大會消息的時候,日期是當年9月25日,即距離牛友蘭棄世還有4天。蔡家崖村當時是晉綏邊區的行政軍事中心,司令部和邊區行署就設在當年牛家的老宅里,雖然報紙報道的是一周前的舊聞,但不大不可能在牛友蘭被斗之后才報道準備斗他的消息,那么,“斗牛”大會應該發生在9月25日當天或者以后。再查閱相關資料,才吃驚地發現,“斗牛”大會恰恰就在這條消息發布的第二天舉行4。這條消息顯然是沖著斗牛大會來的,而且可以視作“斗牛大會”的一個前奏,簡直就是牛友蘭老先生的一道催命符。
  從決定“斗牛”到“牽牛鼻子”游街的九天時間里,牛蔭冠顯然要承受比牛友蘭本人更大更為復雜的壓力。在決定斗爭牛友蘭之前,分局政委李井泉曾找牛蔭冠談話:“蔡家崖的群眾要求召開斗牛大會,你要和牛友蘭劃清界限,積極參加土地改革運動……”5。這番話要比18日在農民大會上的講話更直白,更明確。牛蔭冠作出了怎樣的反映,現在已經不得而知,參照18日蔡家崖村農民大會上他的表態,此時的牛蔭冠肯定不會說出那樣一番照本宣科式的話了,他心理的復雜和沉重從當時的形勢就可以想見一二。
  1947年9月的晉綏地區以斗爭地主富農、清浮財挖底財為主題的群眾運動正如火如荼,參照當月的《晉綏日報》,可以體會一下當時形勢的嚴峻程度。這里僅將關于興縣一縣關于土改運動的報道分列如下(僅列標題):
  9月1日:二版通訊兩則:李家灣貧農小組,開始混進四個富農分子,解決口糧中被清洗出去。
  讀者來信:對興縣縣政府民政科處理地主張文華的意見。
  9月2日:頭版長篇通訊一篇。黃河畔上黑峪口,千余農民揚眉吐氣,大地主惡霸劉象坤被清算6。
  9月3日:二版通訊一則。興縣六區通訊員馬懷林,私自放走地主張德光,群眾罰他坐禁閉一月苦工二十日。
  9月8日:二版長篇通訊一篇:興縣千城村群眾,單獨清算趙家焉地主,斗爭果實擬與趙家焉統一分配。
  四版通訊一篇:惡霸地主呂國棟被大家斗倒了。
  9月9日:二版經驗總結一篇:清算大地主劉象坤的群運是怎樣發動起來的——黑峪口市鎮群運經驗。
  9月12日:頭版公告:晉綏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啟事。
  二版通訊一則:興縣黑峪口群眾向全村地主階級總清算。
  9月16日:二版通訊一則:興縣千城村群眾清算惡霸曹湛秀。
  9月20日:頭版通告:為邊區農會籌備委員會改為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通告。
  9月21日:二版通訊一則:十二年前的血債得到償還,碧村群眾鎮壓白日佳,當年受過苦的老漢說:又看見當年的紅軍了。
  9月23日:頭版公告:興縣農會委員會臨時委員會通告(宣告興縣農會臨委會成立)
  二版通訊一則:碧村地主白孚唐,化形為貧農免征戶,群眾查出進行清算。
  9月24日:頭版全文公告:晉綏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告農民書。
  9月25日:頭版報道一則:蔡家崖行政村農民大會上,李政委井泉同志講話。
  二版通訊一則:興縣蔡家崖召開農民大會,通過按人口徹底平分土地,決定成立行政村農會徹底斗倒地主。
  9月29日:頭版報道一則:興縣高家村雇貧中農,聽了《告農民書》后,立即討論徹底斗爭地主。
  (同日發表社論《擁護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號召,堅決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
  9月30日:二版讀者來信:報告一個在黨內抖地主威風的女人。
  在10月份的《晉綏日報》還報道了9月份在興縣展開的土改運動的其他消息,分列如下:
  9月21日,兩千多人集中到興縣黑峪口村,對邊區臨參會副議長劉少白展開斗爭,會上決定撤銷其副議長職務。
  9月26日,興縣蘇家塔木耳崖兩偏僻村,斗倒地主牛兆貴等,同時,區委委員牛應森被審查決定留職查看。牛兆貴系蔡家崖村人,因在兩個小村子有地出租,所以被拉到兩個村子進行斗爭。同時,牛兆貴是牛友蘭的本家,曾在牛友蘭的商號入股。
  9月26日,興縣李家灣行政村五百余群眾集會,熱烈擁護《告農民書》,當場公審階級異已分子王如林。
  9月30日,白文、陽坡、蘆子溝三行政村聯合土改委員會成立。中共中央派來的土改指導大員康生所在郝家坡跑白文鎮僅2華里。
  斗倒、清算、清洗等詞語在報道中頻頻閃現,一個個義憤填膺,沾腥濺血。耳聞目睹,一派恐怖。在劉少白、牛友蘭分別被斗被打之后的一個多月后,另一位開明紳士,時任興縣法院院長的孫良臣也被撤銷職務,押送回鄉被斗而死7。
  《山西歷代紀事本末》8“老區土地改革運動”篇中稱,“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農285人、中農310人,貧雇農11人;被斗爭掃地出門后凍餓而死的63人”。
  在同一月的16日,牛蔭冠的老上級,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在興縣逝世,毛澤東從黃河西岸專門發來唁電。9月26日,續范亭公祭大會在臨縣都督村舉行,公祭大會還沿襲著傳統的祭奠儀式,禮敬如儀。當吳玉章、林伯渠和賀龍分別在大會上沉痛地發表悼念續范亭的講話時,本來有資格參加公祭大會的牛蔭冠正神色凝重地接過別人塞在他手中的鐵絲。繩索的盡頭,是鼓勵他進入革命陣營的老父親,老父親的佝僂著身軀被五花大綁,但綁不住背后天大的冤屈。
  據說,在26日的“斗牛”大會上,牛蔭冠也坐在大會主席臺上,結果有人將他推到站著的地主那邊。農會主席說:這是咱自家人,怎么放到那一邊,讓他和農民坐在一起9。據時任晉綏邊區黨校教育長的龔子榮(1949年之后任中組部副部長)回憶,在“斗牛”大會之前,牛蔭冠實際上已經被停止職務,進黨校實行所謂的“三查”,實際上是進黨校接受審查的。據中共山西省興縣委員會為紀念牛蔭冠寫的《家鄉人民深切懷牛蔭冠》一文:牛蔭冠牽著牛友蘭的鼻子開步走的時候,會場上像啞了一樣出現了短暫的寂靜,父子倆沒走多遠,群眾中有人打報不平,當場打牛友蘭的手銬和腳鏈搗掉,大會在一片混亂中不得不宣告結束。
  這就是民間記憶里牛蔭冠“拉死他老子”的前后背景,也許是因為事件本身過于慘烈而不忍下筆,也許是為尊者諱而不便記述,以致后來的各種記載都非常模糊,濾去情緒化的激憤成份,從現存的各種版本中都不能夠確切地知道其中的細節和來龍去脈,這樣一個對民間社會震蕩極大的事件,在記述中就這樣被模模糊糊地傳來傳去。
  就這個問題,筆者曾經訪問過當時任《晉綏日報》編輯兼記者、著名作家胡正先生。胡老對這件事情有著非常深刻的記憶,同時對發生在晉綏軍區駐地眼皮子底下的這一惡劣事件有著很明確的看法。
  那一天,胡老作為《晉綏日報》的記者,被派到蔡家崖斗爭牛友蘭大會現場采訪,上午九點多,晉綏分局書記李井泉到達現場巡視大會準備情況。大會開始之前,主持斗爭的貧雇農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窯洞里,商量大會進行的程序一類事情,牛蔭冠也被圍在中間。胡老隨李井泉進去之后,李井泉即對牛蔭冠說,你要和牛友蘭劃清界限。這種口氣與9月16日的講話一脈相承,并無相左的地方。李井泉巡視完之后就離開了會場,但是他的夫人和秘書留了下來,在主席臺那里監督大會的進行情況。
  主持大會的是晉綏分局宣傳部長周文,還有興縣專區行署書記馬林,和胡老是老相識,胡老對馬的為人有很深的了解,胡老說,馬林是晉綏本地人(保德人),對牛友蘭先生的歷史相當清楚,對“斗牛”行動有很大的抵觸情緒,但分局書記的夫人和秘書都在會場,況且都是延安過來的老革命,又不好說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會進行下去。因為是聯村斗爭,來的人很多,周圍的幾個村子人都來了。牛友蘭和一群被斗的地主、富農和一些“壞干部”跪在會場前面,他們跪的地方都均勻地撒著料炭。斗爭到高潮,要押著一群斗爭對象游街,當時一些人將牛友蘭按倒在地,把一根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孔里頭,并說:牛蔭冠,過來,牽著老牛游街。
  牛蔭冠也沒有辦法,就過去把鐵絲牽在手里。當時有一個細節許多資料沒有披露,就是牛蔭冠剛把鐵絲牽在手里,鐵絲就把鼻翼下面的脆骨拉斷了,頓時鮮血直流,會場上的人都很震驚,以為是牛蔭冠給用力扯斷的。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其后關于牛蔭冠七七八八的說法,而且這種說法在大會結束后當即就沸沸揚揚傳開了。其實當時的情況并不是這樣,胡老說,他就站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當牛蔭冠接過貧農團的人遞過來的鐵絲,牛友蘭也很吃驚,當然也很生氣,看著牛蔭冠就擺了擺頭,鼻翼下面的骨頭相當的薄,也相當地脆,一下子就拉斷了。
  群眾都知道牛友蘭先生對抗戰的貢獻,心里早就憋著一股子氣,斗爭在這個時候再也進行不下去了,而且會場開始亂了起來,馬林馬上讓人放掉牛友蘭,去掉手腳上的鐐銬,扶老人回家休息。結果,牛友蘭回家之后就開始絕食,好多人都勸老人進食,但誰勸也不起作用。老人在絕食三天之后憤然棄世而去。
  胡老回憶說,當時斗爭大會不得不停下來的原因是因為有人沖擊會場,大家雖然同情牛友蘭,但牛友蘭既然定為“惡霸地主”,大家也不好說什么。有意思的是,沖擊會場是沖著另外一件事,或者說,群眾的不滿情緒是通過另外一件事情發泄出來的。
  “斗牛大會”其實是一場聯村斗爭地主大會,也就是說,斗爭的并不止牛友蘭一個人,周圍各自然村的地主、富農都在斗爭之列。那一天,木欄崗村的斗爭對象被押到會場斗爭。其中有一個人是村里的一個二流子,土改工作組進駐木蘭崗之后,這個人很快被當作貧雇農的中堅力量和依靠對象加以重用。
  土蘭崗土改工作組組長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飛的夫人,從延安撤到晉綏邊區。事實上,晉綏土改急遽“左”傾,除了康生曾經指導過晉綏土改工作之外,留下來直接參與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這個人毛病不少,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因為小偷小摸,曾經被村里一個富裕中農打過,在土改斗爭中,這個人公報私仇,一下子就把這個富裕中農給打死了,群眾對這件事情很不滿意,認為他不能領導農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說,你們怎么能不懂得貧雇農的窮苦呢?正因為貧窮,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為有這樣那樣的毛病就模糊階級界限。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這個人不爭氣,后來偷了軍區一匹布讓軍區抓了起來,這一次也當作斗爭對象押到會場。牛友蘭游街是將近中午發生的事情,正當牛友蘭被拉斷鼻翼的時候,李佩芝端著碗飯送到會場給這個人吃,說再斗爭也不能不讓人吃飯呀。群眾正對牛友蘭被斗心中有氣,這下子可找到了出氣的由頭,圍住李佩芝就講理,李佩芝還振振有辭地說她那一套階級界限的理論,群眾說,他偷村里人不算錯,偷軍區的布還不算錯嗎?
  木蘭崗村的人都圍住李佩芝講道理,人越聚越多,人們對斗爭大會的情緒越來越大,最后會場的秩序大亂,斗爭大會再也進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時分,下起小雨,木蘭崗和蔡家崖兩個村的群眾就是不離會場,圍住工作團要個說法,要求工作團懲辦二流子,這樣一鬧就鬧到傍晚。其間,晉綏分局的宣傳部部長來會場疏散群眾,是一派和稀泥的態度,但最后還是贊同李佩芝的觀點,什么事都可以說,但階級界限不能模糊。群眾的情緒更大了。李井泉聽到這件事,下命令給工作團,一定要說服群眾離開會場。馬林同情群眾,怎么對群眾說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眾才陸陸續續離開會場。
  其時,牛蔭冠的妻子趙輝因為工作關系不在興縣,這位曾經聲震晉南地區的女中豪杰也受到了沖擊,被所在地群眾打為“地主婆”,逼她交出財產。
  “斗牛”大會之后第三天,備受折磨、侮辱和摧殘的牛友蘭在家中絕食而死。當時牛蔭冠仍然在黨校,他父親去世之后有人告訴他,老人去世的時候,馬林在場,他對馬林說:你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那一天,恰好是農歷的八月十五中秋節。月亮是什么時候升起來的?牛蔭冠肯定不會在意。
  《晉綏日報》對這件震動極大的斗爭大會居然沒有只字片語的報道。
  四、一腔心事
  顯然,牛蔭冠在那場政治運動中,同他的父親一樣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懲辦的手段當然也會不同,“牽頭鼻子”不過是斗爭牛蔭冠的一種方式而已。父子同臺斗爭,兒子充當兇器,一箭雙雕,用心險惡,用心良苦。在民間日常倫理中,亂倫和杵逆是公眾最不能容忍的兩種敗德行為,牛蔭冠在這樣的設計中,已經被逼到了道德的絕境。這種不近情理的斗爭方式不僅有違日常倫理道德,就是在世界迫害史上也算是賅人聽聞的了。
  后來的歷史按照人們的善良愿望推進著。時間還是給人們了一個說法。先是晉綏地區土改運動“左”的傾向被中共中央制止并糾正,毛澤東聽說劉少白、牛友蘭被斗的消息之后怒不可遏地批評李井泉:你們犯了大錯誤,劉少白、牛友蘭這樣的開明紳士是不該斗的。咱們倆個,我在河西,你在河東,一河之隔,為什么不聯系一下就自行決定了呢?10
  接著,1948年初,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也表明了態度,他說:興縣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會”上,不應該讓牛蔭冠斗爭他父親。晉綏分局機關、晉綏軍區司令部駐地在這里,發生這樣的事情,實在是不應該的。李井泉同志現在不在,他也會承認這個錯誤的。11
  誠然,當年參與組織和領導這場政治運動的人在后來都有可貴的反省,1985年,牛蔭冠在給弟弟牛旭光的信中說:他曾就父親牛友蘭事跡的文史資料寫信給李井泉,李回信說同意毛對他的批評,承認他有“左”錯誤,只是不要將他的錯誤和康生、陳伯達在土改中的錯誤聯系起來。
  但是,澄清的只能是個人在組織意義上的事實真相,而作為歷史事件的承擔者,“斗牛”事件幾乎糾纏了牛蔭冠一生。這是因為,一,在客觀上,他是親自處罰父親的行刑者,這有違日常生活倫理中的基本親情觀念;二,作為一個社會人,這個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應一直圍繞在他周圍。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機,人們跟他打交道的時候很難不想起這件事情。
  牛蔭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這一歷史事件的影響。
  “斗牛”事件發生之后,他作為“三查”對象關在邊區黨校,無論開會還是討論,既沒有人叫他開會,也沒有人敢跟他說話,大家很難將這樣一位“老干部”和他的所作所為聯系起來,簡直就是一個怪物。12
  1949年之后,牛蔭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歡的樣子,周圍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謹慎,顯然還是那個“斗牛大會”的陰魂不散。牛對他感慨地說:“在這里,只有我了解趙輝,趙輝了解我!”
  牛蔭冠從犧牲同盟會回到晉綏邊區起,一直做經濟工作,1949年之后至“文革”前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波及到他,但在1960年,作為112廠的廠長,莫名其妙地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在冰天雪地的沈陽一坐就是兩年,一直到1962年調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又被撂在一邊坐了兩個多月沒有人理睬他。他前去詢問,中組部人的暗示他“解鈴還須系鈴人”,讓他去找賀老總。果然,他找了賀龍之后,被任命為商業部副部長。這其中的曲折真是耐人尋味13。
  牛蔭冠是一個長期從事經濟工作的政務工作者,他在晚年幾次談話中,對土改運動有相當明確的認識,1987年11月8日,他在晉綏黨史座談會上有一個發言,他對土改運動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見,但他對自己父親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在這樣一個規模會上,劉少白、牛友蘭的事例當然是典型中的典型,只字不提怎么也說不過去。別人可以用胸襟和氣度來理解這件事,但明白人誰都知道,這恰恰是他心中最難以撫平的傷痛。
  耄耋之年的牛蔭冠有一次同家人看電視,是一部關于革命傳統教育片子,電視攝像鏡頭掃過那個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掃過當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廂房、花園,孫子們當然知道,這是他們的老家。他們問爺爺:爺爺,這是你的家嗎?
  這正是他的家。
  在這里,他的祖父牛錫瑗喜滋滋地聽到他來到這世界上的第一聲啼哭,在這里,他受到父親嚴厲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從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這里,器宇軒昂一呼百應地在這座院子里進進出出,和賀龍、關向應、林楓、續范亭一起辦公開會,也是在這里,他牽著他的父親,一步一夯,挪動過的每一寸地面都記載著深深的恥辱。
  但是他只輕輕地回了一句: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千鈞賅浪哪能消于一瞬?這一腔心思且說與誰?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蔭冠在睡夢中突然醒過來,驚出一身冷汗。他說:他夢見了父親。

 

文來源:;本文作者:魯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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